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河南新郑（今河南郑州新郑市）人，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正月，白居易出生于郑州新郑东郭宅（今新郑市东郭寺村）。白氏祖籍山西太原，白居易的祖父白锽移居下邽（今陕西渭南市北）。白锽后曾任巩县（今河南郑州巩义市）县令，和当时邻居新郑县令是好友，见新郑山清水秀，遂移家于新郑，白居易本人就出生于河南新郑。蹇长春编著的《白居易评传（上下）》讲述了他的一生。

在唐代，白居易是仅次于李白、杜甫的伟大诗人。他留下的文学遗产，数量居唐人之冠；其思想儒释道杂糅，诗文中颇多思想史方面的资料。本着评、传相结合的原则，《白居易评传（上下）》（作者：蹇长春）第一章讨论了关于白居易独特的家世的几个问题。第二至五章，几乎是编年式地缕述了白氏曲折而漫长的一生。行文中多引述其各时期的诗作，以见诗人内心世界的丰富，并从而窥知其思想转变的轨迹。第六、七章，分别评述其前期的激进民本主义思想和后期知足保和的中庸主义思想，是《白居易评传（上下）》重点所在。第八、九章，分别评述其富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文学主张与创作成就。第十章，总述白居易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元稹是白居易生死不渝的挚友。二人诗风相近，才名也大体相当，史称“元白”。故附其略传于自传之后。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第一章 白居易的世系与家族

 一、“公之世先，用谈说闻”

 二、郡望与籍里

 三、父与母乃亲舅甥婚配

 四、子嗣与后裔

第二章 从艰难多故的童年到三登科第

 一、童年与青少年时代

 二、三登科第与初入仕途

 三、“永贞革新”的同情者

第三章 “志在兼济”有所作为的十年

 一、出仕周至县尉

 二、“职为学士，官是拾遗”

 (一)抨击权豪的贪暴

 (二)反对宦官擅权

 (三)悯恤生民疾苦

 (四)“但伤民病痛”

 三、退居渭上

 四、从回朝到贬黜

第四章 宦情日减的蹉跎岁月

 一、“俟罪浔阳”

 二、从量移忠州到释罪回朝

 三、从出刺杭州到分司东都

 四、从出刺苏州到再次回朝

第五章 寂寞的晚年

 一、“中隐”生涯的开始

 二、七年为少傅分司

 三、最后的岁月

第六章 白居易的前期思想——激进的民本主义

 一、弘扬君道，鼓吹仁政

 (一)内圣外王，修身化下

 (二)恕己及人，制欲禁奢

 (三)选贤任能，澄清吏治

 (四)虚心纳谏，广开言路

 二、勖励臣节，崇正疾邪

 (一)激扬忠烈，维护统一

 (二)从谠直，去谄佞

 (三)疾贪暴，尚清廉

 三、关心民瘼，为民请命

 (一)轻敛薄赋，舒解民困

 (二)省刑慎罚，与民休息

 (三)销兵非战，矜恤民劳

第七章 白居易的后期思想——知足保和的中庸主义

 一、儒道互补：作为处世哲学的中庸主义的思想渊源

 二、折中于出处进退之间的“中隐”观念

 三、对待朋党之争的调和骑墙态度

 四、对待儒释道三教兼容并包的圆融立场

第八章 白居易的诗歌理论

 一、诗与政治：诗者，根于情而系于政

 二、诗与现实：“文章 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

 而作” 

 三、诗与人民：“唯歌生民病”

 四、诗歌的内容与形式：“不为文而作”

第九章 白居易的诗文创作

 一、题材广泛的讽谕诗

 二、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

 三、《长恨歌》与《琵琶行》

 四、闲适诗与杂律诗

 五、散文与辞赋

第十章 白居易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一、“及身已风行海内”

 二、从“有所为而作”的主张到“为^生”的艺术观

 三、“似出复似处”的处世态度对后世士人的影响

 四、白诗在日本与海外的传播及其世界声誉

 附：元稹评传

前言

第一章 元稹的家世与生平

 一、家世与童年

 二、明经及第与初次恋爱

 三、从校书郎到监察御史

 四、由江陵士曹参军、通州司马到虢州长史

 五、从翰林学士到为相

 六、浙东七年与武昌暴逝

第二章 元稹的政治思想

 一、销兵革

 二、重农事、抑游惰、绝进奉

 三、明考课、开言路

第三章 元稹的文学思想与实践

 一、改革制诰与律赋、散文等

 二、新乐府诗与元和体及其他

 三、悼亡、艳情与《莺莺传》

索 引

 人名索引

 文献索引

 词语索引

后记

今本《唐阙史》无此条，知此书有散佚，或此条为后人所删①。宋人张耒《张右史文集》卷四八《题贾长卿读高彦休续白乐天事》一文称：“高彦休作《唐阙史》，辨白乐天无因母坠井作《赏花》、《新井》诗，贾子又从而续辨之。张子日：‘……古之圣贤，谁能无谤？何独乐天也哉！”’既然宋人张耒也见过《唐阙史》里的这段文字，可知陈振孙的引述是有根据的。《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高彦休《阙史》三卷。”按高彦休唐末五代时人，生于唐宣宗大中八年（854），僖宗乾符元年（874）中进士第，曾任淮南节度使高骈从事，此书约作于僖宗中和四年（884）②。陈振孙说，《阙史》所述关于白母死因及白居易致谤经过，乃高彦休从东都圣善寺老僧——已故佛光和尚的弟子那里听来的。佛光即佛光寺僧如满。居易晚年定居洛阳，与如满过从甚密，且是如满弟子，为禅宗南岳下第三世法嗣③。《阙史》所记述的这段白氏家庭“秘事”，很可能是白氏本人向如满谈及，如满又说给他的弟子，高彦休再得之于其弟子之口。可见，高氏所记是有根据的、可信的。从《阙史》说白母患有“心疾”，并曾“忧愤发狂，以苇刀自刭”云云，可以推断，白居易的母亲，可能患有精神分裂症，或者说精神病。至于白母致病之“远因”，陈寅恪认为，“即其父母之婚配不合当时社会之礼法人情，致其母以悍妒著闻，卒发狂自杀是也。”陈氏认为，这一点对于白居易的打击和影响甚大，既“坐斯事喧传一时，而被目为名教罪人”，谪贬远州司马，而“其消极知足之思想，或亦因经此事之打击，而加深其程度耶？”（《元白诗笺证稿。附论（甲）白乐天之先祖及后嗣》）陈氏甚至认为：“以乐天父母之婚配既违反礼律，己身又以得罪名教获谴，遂与矜尚礼法家风之党魁（按指李德裕），其气类有所不相容许者也。至文饶所以荐用其从弟敏中之故，盖亦不得已而思其次耳。（见《旧唐书》一六六、《新唐书》一一九《白居易传附敏中传》，及《北梦琐言》一《李太尉抑白少傅》条，《南部新书》乙《白傅与李赞皇不协》条等）”这是说，文才冠代之白居易，晚年本有可能跻身宰辅，只因不能见容于重礼法家风的李党之魁李德裕，不得已荐用其从弟敏中为相，而乐天本人终于落得“同时六学士，五相一渔翁”（《李留守相公见过池上泛舟举酒话及翰林旧事因成四韵以献之》）的结局。

由上可见，白居易父母亲舅甥婚配的问题，因有悖于当时社会的礼法习俗，对其后仕途上的进退及思想转变影响极大。故不惜辞费，详细加以缕述。不过，罗、陈二氏所考据的关于白居易父母乃亲舅甥婚配的结论虽然得到顾学颉先生的有力支持，基本上为学术界所认同，但是，对于这一结论，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岑仲勉先生明确表示不同意罗、陈关于白居易父母乃亲舅甥为婚的结论，并尖锐地指出：“陈既加季庚以刑事罪名，又重诬大诗人之家风浮薄，故而不得不详为昭雪之。”岑先生认为，问题出自前引白氏所撰其外祖母陈白氏志铭中延安令讳锽之“弟某女”，是“女弟”之误，“某”字乃妄人所加；按这样校正，“则陈白氏确为季庚之姑，季庚与颍川县君不过中表结婚，绝非舅甥联婚”①。对此，顾学颉先生反驳说：志铭中明明说“惟夫人在家以和顺奉父母，故延安君（指白镗）视之如子”；又说“延安终，夫人哀毁过礼，为孝女”。由是知陈白氏是白锽的女儿，是“明白无误”的。而且据生卒年推算，季庚较陈白氏大两岁，既同为锽所生，应是亲兄妹无疑；陈白氏之女较季庚小二十六岁，嫁与季庚为妻，不是舅甥通婚又是什么呢？顾先生认为，“岑氏不顾文义和事实，而强欲为白居易父母作辨护，其实无此必要”②。

岑氏还举出另一理由说：“如果依罗、陈说陈白氏是锽之女，则锽娶‘河东薛氏，夫人之父讳傲、河南县尉’（据白集二九《白锺事状》），陈白氏志应云：‘其出河东薛氏……河南县尉讳俶之外孙’，今乃云‘其出昌黎韩氏……韩城令讳钦之外孙’，此为陈白氏非锽女而为温女，亦即季庚非舅甥联婚之铁证。”对此，顾先生反驳说：“这一理由，并不足以动摇昭穆世系和志铭所说‘延安君视之如子’和‘洎延安终……为孝女’等本身的铁证。这个‘韩氏’，很可能是白锽的继室或侧室，所以在白锂的事状中没有提到，也可能和‘延安令’、‘季庚之姑’一样，是居易故弄玄虚，为父母讳言其事的一种曲笔，因为舅甥通婚毕竟不是一件体面的事。”

这一争论并没有结束。八十年代初，陈之卓先生撰文支持和补正岑先生的意见①。他沿着岑氏推断陈白氏非锽之女乃温之女的思路，加以补正说：据白氏《家状》及《陈夫人墓志》，白父季庚之母出河东薛氏，而陈夫人出昌黎韩氏，则季庚与陈夫人绝非一母所生；进而考定韩氏既非白锽继室，也非妾媵、外室，从而判断“白季庚之父巩县令白锽与陈夫人之父‘延安令’不是同一人”；此延安令应讳“湟”，与季庚之父锃为叔侄关系，而与乐天曾祖父白温为同辈。湟，乎光切，匣母：锽，胡光切，晓母。二字在唐代读音不同，不犯家讳；到了宋代，湟、锽二字合为同音，遂导致宋人为避忌叔、侄同名，乃擅改“湟”为“锽”，将两人合为一人，以致造成白氏世系的紊乱。倘其说可以成立，则延安令白湟与韩钦女所生陈夫人与乐天祖父巩县令白锽为从兄妹，而白居易父季庚与陈夫人颍川君乃“中表结亲”，不可谓“亲舅甥为婚”。这一推论，尚能言之成理，可各一说。P32－35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④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干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孑L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旋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从我于1979年发表第一篇关于白居易研究的文章，到今天《白居易评传》付梓，整整二十二个年头过去了。这漫长的时间跨度，既说明了自己的鲁钝与浅陋，也部分地说明了个人探索的艰辛。在此期间，我结合着多方面搜集、研习有关白居易研究的资料，不断地在白集的文本上下功夫。偶有所得，便结撰成文，陆续发表了约30万字的研究文字。这批初步的研究成果，以及近十年来，在南京大学卞孝萱教授指导下参与编纂《中华大典·文学典·隋唐五代文学分典》，具体承担了白居易及新乐府诗人条目的撰写任务，这两方面的工作，不啻为我撰写《白居易评传》作了资料和理论上的准备。

1993年，应日本东京勉诚社之约，我在撰写《八十年来中国白居易研究述略》（载该社编七卷本《白居易研究讲座》第五卷）一文时，曾表示了这样的期待：

大半个世纪以来，经过几辈人的努力，对有关白居易的各方面问题的探索，都取得了很大进展，积累了丰富的资料。综合现有研究成果，写出一本反映白居易全貌的高质量的评传的条件已经成熟。我们期待着这样的评传早日问世。

今天，拙作《白居易评传》的完稿，算是了却了自己多年来的一个夙愿。自然，限于水平，它远未达到我理想中的“反映白居易全貌”的高质量的要求，则是勿庸讳言的。

人们常说，学术研究有如接力赛跑，前人的终点，就是后人的起点。我的白居易研究，正是踏着许多学界先达的足迹前进的。严沧浪论诗有云：“入门须正，取法须高。”窃以为，做学问亦然。当拙作白传即将问世之际，我想起了已故的陈寅恪、岑仲勉两位隋唐文史大师，他们的有关白居易的论著，给了我这位初学者许多启导和沾溉。许多当代著名学者如顾学颉、王拾遗、朱金城、霍松林、卞孝萱诸位前辈，以及褚斌杰学长、日本友人下定雅弘教授等，他们的有关研究成果，也都程度不同地给了我有益的启迪和借鉴。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我撰写《评传》的同时，还承担了别的科研任务，以致写作时断时续，过程拖得较长。期间，当然也曾遇到许多疑难和困惑。当我遇到困难，进展不顺利时，多蒙“中心”蒋广学、巩本栋、徐雁等先生给予热情的鼓励和关心。他们热忱、谦逊、严谨的态度和学风，是值得称道的。在此，谨对他们表示敬意和感谢之忱。

最后，须要交代一点，本书中的白传由本人独立完成，而所附《元稹评传》，则是由我校中文系尹占华教授按“中心”要求，独立完成的。特此说明，以示责权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