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从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

周群、谢建华编著的《徐渭评传（上下）》通过对徐渭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他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

周群、谢建华编著的《徐渭评传（上下）》是一部全面系统地考述徐渭生平，研究徐渭文学、艺术、思想的学术著作。在研究方法上，《徐渭评传（上下）》有四个特点：一、注重学术与文艺思想及创作的综合性研究。从文学、艺术的实践中见其思想底蕴；从学术、思想的高度观照文学、艺术创作。揭示贯穿徐渭人生以及诸文艺形式的思想内核。二、在文献考稽的基础上分析徐渭的思想内涵。三、从时代潮流的激荡交汇中透视徐渭的思想特色、文学艺术贡献，厘定其历史地位。四、从人生与艺文的互动中分析风格的成因。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匡亚明

导论 嘉靖到万历前期的政治与文学

一 嘉靖到万历前期的政治与“北虏南倭”

二 复古派操持文柄的文坛

第一章 超轶不羁、才艺卓绝的忧愤人生

 第一节 早年学履

 第二节 越中十子

一、求师问道——学术的培养与学脉的承祧

二、越中十子及其同道交谊——艺术、人生的砥砺

 第三节 戎幕生涯

 第四节 病狂入狱

 第五节 十年萍踪

 第六节 晚年寓居

第二章 致“中”为本的学术思想

 第一节“惕亦自然”的工夫论：《读龙惕书》的学术指向

 第二节 以“中”为本的方法论

 第三节 诠解《参同契》方法蠡测

第三章 开启晚明文学先声的“真我说”

 第一节“真我说”的内涵

一、“真我说”的文学本体论：“无一字不写其胸膈”

二、“真我说”的风格论：“性畅者其词亮，性郁其词沉”

三、“真我说”的通变观：“彼之古者，即我之今也”

 第二节“真我说”的成因及历史定位

第四章 汇通时代、人生、画境的诗歌

 第一节 时代、人生、画境“——皆达之于诗”

一、时代：状写边庭海隅

二、人生：抒写“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

三、画境：丹青水墨中的理想世界

 第二节 亦庄亦奇的艺术风格

一、“有长吉之奇而畅其语”以成奇谲之姿

二、“夺工部之骨而脱其肤”而具沉雄之气

三、“尽翻窠臼，自出手眼”的艺术探索

第五章 状写经世到颓放心路历程的散文与骈文

 第一节 经世之文：理想与现实撞击下的灵魂呼号

 第二节 小品文：颓放人生的写照

 第三节 形象奇峭的审美特征

第六章 戏曲理论与创作的完美互动：《四声猿》与《南词叙录》

 第一节 《四声猿》写作时间与题解

 第二节 《狂鼓史》：寓亢庄痛快于鬼判

 第三节 《翠乡梦》：《首楞严经》的戏剧诠释

 第四节 《雌木兰》、《女状元》：世间好事属女子的乐与悲

 第五节“自我作祖”的艺术探索及影响

 第六节 《南词叙录》及其戏曲理论

第七章“精奇伟杰”的书法艺术

 第一节 远宗晋人，近学宋明，走向表现的书学之路

一、楷书学自钟王

二、行草书以宋明诸家为师

三、走向表现终成大师

 第二节 既继承传统又富有新意的书论

一、书始执笔

二、主运笔

三、辩证统一的结体论

四、继承传统与大胆创新论

五、浓淡相间、燥润相杂的用墨论

 第三节 写心、纵横、天成的书法特色

一、董其昌的“平淡”与徐渭的“动荡”之比较

二、苍劲中姿媚跃出的楷书

三、心与书同构的行草书

四、跌宕纵横、奇险肆意的用笔

五、错错落落、浑然天成的章 法

第八章 开一代画风的水墨大写意绘画

 第一节 习画的时间和师从

一、有关徐渭习画时间问题

二、有关徐渭习画的师从问题

 第二节 大写意绘画理论观

一、“本色自然”的绘画理念

二、“不求形似求生韵”的造形观念

三、“舍形而悦影”的创作方法论

 第三节 张扬个性的水墨大写意绘画特色

一、善用比兴，以情造境

二、横涂纵抹的笔墨运用

三、以草书入画达到书画结合的极致

四、诗书画印为一炉

索引

 重要人名索引

 重要文献索引

 重要词语索引

后记

而更大的苦痛还在于徐渭心情的凄惶，这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毕生缠绕着徐渭的家庭不幸，迄至晚年仍在延续。长子徐枚品行不端，早在徐渭应吴兑之邀南归之时，徐枚即因抢劫他人的财物而招致报复，婚后又离父别居。徐渭认为是年幼之时“或游不良，奴僮助兴”所致，及至成年，徐渭深感无奈：“区区一老病垂死之人，以矫强弓捩枉矢，能乎不乎？”慨叹：“前世不知作何业，有此恶种。”长子不肖，这是折磨徐渭的一块心病。

二是与徐渭同辈的友人相继谢世，悲悼逝者，心境凄然。万历十六年（1588），徐渭老友张元忭病逝。元忭一家与徐渭相交数十年，徐渭得以出狱，元忭相助最力。修《会稽县志》配合也十分默契，虽然在京其间因性情有别而稍有乖悖，一疏狂，一礼法，但并未决绝，其后《徐文长佚稿》即由元忭曾孙张岱所编，由元忭长子张汝霖作序。元忭逝去，徐渭内心悲恸而讷于言。张汝霖记述了当时徐渭悲悼元忭的情形：“先恭殁后，余兄弟相葬地归，阍者言：‘有白衣人径人，抚棺大恸，道惟公知我，不告姓名而去。’余兄弟追而及之，则文长也，涕泗尚横披襟袖间。余兄弟哭而拜诸途，第小垂手抚之，竞不出一语，遂行。捷户十年，裁此一出，呜呼，此岂世俗交所有哉！”同样，同门学友李子遂亦病逝，徐渭悲悼不已，“泪尽南天哭不回”。同时，他还时常追念已故的师友，悲痛难忍，如，他怀念唐顺之云：“册年前有一相知，去矣思量哭不回。哭既不回知久绝，请将一物付秦灰。”这一切，都深深地折磨着徐渭的心灵。

但是，徐渭的生命之树又是顽强的：他有所挚爱的艺术事业，有他的朋友的帮助，有次子徐枳等人的关护，更因为坎坷不平的人生之路早已磨砺了徐渭对困苦之境的适应能力，牢骚困顿而生命之火不灭。徐渭所钟爱的文学艺术事业，是其生命的重要支柱，“捷户十年”，以创作为主。在诗文方面，诚如陶望龄所云：“晚岁诗文益奇。”寄赠题咏多悲慨沉雄之作。而在书画艺术方面，因“鬻手自给”之需，创作不辍，直至临终之前不久还挥毫泼墨，所作很多，技艺更臻极致。“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这是徐渭晚年生活的写照。徐渭耻交权贵，但是，对于声气机投的友朋则交谊深笃，而友朋的交谊如雨露一般滋润着徐渭的生命之树。徐渭晚年多与故交门生相往还，老友如季子牙、季子微、葛韬仲、葛景文，门人有吴系、史叔考、王骥德、商浚、陈汝元、陈守经、王道坚等。他们在一起谈曲论学，饮酒赋诗。而与慷慨之士李如松的忘年交，则是晚年徐渭的一大慰藉。如松不但给困顿之中的文长以生活上的济助，还资助其刊刻书籍，徐渭次子徐枳也被李如松聘入幕中。更重要的是，如松还遣书招徐渭，这对于迟暮之年的徐渭来说无疑是莫大的慰藉，虽然因病而折返，但他在《赠李宣镇序》中还是纵论了独石弃否的军事价值，北岳祀于浑源抑或真定的看法。老病之躯，不堕青云之志。“英雄失路，托足无门”，徐渭一生的悲情，在李如松这里化成了知己相惜的一帖聘介，诚乃英雄相惜的一段佳话。虽然与长子徐枚不睦，但与次子徐枳、儿媳王氏以及王氏一家相处甚洽。徐枚栖居于岳父家后，徐渭曾住在范氏典舍，后因“高雪压瓦轰折椽”，徐枳将徐渭接到王家居住，心情颇为闲适自然。

但是，贫病一直折磨着晚年的徐渭，病魔渐渐毒化了徐渭的躯体，也毒化了徐渭周围的社会环境。随着时间的推移，徐渭深深感受到人情浇薄、世态炎凉：“昔朋友，雉与鸦，不得已，今为枭。昔骨肉，鹅与鸭，不得已，今为鹘。”身体越发垂老不支，“下体毒溃，极楚，兼以襟袍龌龊”。垂暮之年的窘状不难想见。万历二十一年（1593），挚友李如松率大军连战皆捷，收复平壤、王京等地，徐渭的儿子也披甲随征。但是，老病之中的徐渭听不到大军凯歌的奏鸣声了，当李如松与徐枳年底班师归来之前，徐渭怀着对儿子的思念，怀着对世情浇薄的孤愤，也带着那旷世的才艺离开了人世。临终之时，寄寓于王家，几无长物，“有书数千卷，后斥卖殆尽。帱莞破弊，不能再易”。贫病终了，以绝世的才艺与窘迫生计的强烈冲突为线索的不断重复着的社会讽刺剧，在晚明的绍兴，又悲怆地拉上了大幕。这一次，它的主人翁是惊世骇俗的剧作家徐渭。几声猿鸣，在他身后无数人流下了不尽的沾裳之泪：是他的剧作，更是他的人生。

P94-98

匡亚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干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孑L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旋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徐渭评传》完成于《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即将告竣之时，此书由我们来完成实乃“不得已”而为之。原作者为学植深湛的明代文学史专家，作为古代文学博士点的学科带头人，因学术活动较多，一时难以掇稿，而《丛书》又告竣在即，不得已“中心”临“终”授命于我们，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完成《徐渭评传》，其难度可想而知。但是，作为“中心”的“老兵”，有亲承匡老面命之恩，理应不能让《丛书》有完璧难成之憾。于是衔命而为，晨昏不辍，奋笔写作，但徐渭才艺卓绝，探其底蕴，显其伟制，谈何容易！值得庆幸的是有谢建华博士相助（撰著本书第七、第八两章），为我分担了徐渭书画艺术研究的难题。谢博士先后受业于著名书法家、学者侯镜昶教授，著名学者包忠文教授门下，对书法史、美术史、文艺学研究有年，著作颇丰，她的襄助使本书增色颇多。

尽管我们力求从最原始的资料出发，广泛搜求海内外的研究成果，努力全面地彰显徐渭的多方才艺，但是“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们尚能自知：拙作的讹误、缺失之处一定有很多。这个遗憾只能留请方家指正了。

最后要说的是为了使我能安心写作，冯致光校长为我减除了诸多行政事务；常务副主编、分管副主编和审稿人、责任编辑都体恤我们的“急就”之困，而“绿灯”频闪。你们的理解与宽容我们感受甚深，在此谨向支持我们完成拙作的领导、诸位同仁表示衷心的感谢！

周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