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案始末(精)》由温功义所著，是用不足十万字的篇幅，厘清了明史上最为纠缠繁复又影响深远的梃击、红丸、移官三案。而在进入具体的“案情分析”之前，作者从帝权与相权的矛盾人手，到万历“造因”为止，从制度层面交代三案动因，从帝王层面交代三案导火线，将明代的皇权与相权，朝廷与宦官，以及三大案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相互联系等条分缕析，给读者呈现出一幅明末宫廷、朝政和社会清晰生动的立体图形。后又通过天启、崇祯两朝对此进行的连续翻案，更呈现出门户之争的面目，为明代亡于党祸戾气埋下了伏笔。

《三案始末(精)》由温功义所著，《三案始末(精)》用不足十万字的篇幅，厘清了明史上最为纠缠繁复又影响深远的梃击、红丸、移宫三案。而在进入具体的“案情分析”之前，作者从帝权与相权的矛盾入手，到万历“造因”为止，从制度层面交代三案动因，从帝王层面交代三案导火线，将明代的皇权与相权，朝廷与宦官，以及三大案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相互联系等条分缕析，给读者呈现出一幅明末宫廷、朝政和社会清晰生动的立体图形。

前言

帝权与相权

从宰相到阁臣

内监

万历——三案的造因者

立储上的犹豫不决——三案起因

梃击案始末

红丸案

移宫

《三朝要典》，三案翻了过来

崇祯嗣位，三案又翻了回去

余波

宰相之为帝王的辅佐，其渊源是很久远的，也可以说自从有了帝王以来，就有了地位仅次于帝王的宰相。

这一制度，历来便都为论者所肯定。每当说到太平治世，总是以明君善于择相、贤相能竭诚事君，作为主要因素。很多相处得较为和美的君相之间，彼此也常以融合无间、如鱼得水，相互赞誉。粗粗见来，似乎君相之间总是以和衷共济、同心协力才是正道。但历观史籍、揆诸实际，却又不然。自殷周以来，便是君相合力共治之局，其间帝王掌握着最高权力，处理实际的政务则较宰相为少；宰相掌握着次高权力，而处理实际的政务却较帝王为多，彼此互为消长，彼此意见相合时固然常有，而彼此相异时却也时见。相合自然无话可说，相异则不免要相互让步，或竟发生冲突。伊尹放太甲，成王疑周公，便是极早的例证。自此而后，君相之间的斗争就没有断过，只不过是冲突的缓和与激烈各不相同而已。这其间，霍光、曹操、司马氏父子和桓温等人，都是以相权压倒了帝权的突出人物。

君相之间虽说不断有些争持，但从权位上来说，优势自然总是在帝王一方面的时候为多。而且每逢改朝换代，君相之间的权势总要有些变化，这变化的趋势则是帝权不断上升，相权则不断下降，因为每个开国之君为了保全他的基业，总要除掉一些前朝制度中对帝王起到约束作用的条文，而添上一些扩大王权的条文。历代继续这样修改，帝权与相权之间的距离也就越来越大。这样，到了明初，帝权和相权之间相距便已绝远，但明太祖朱元璋还是觉得宰相的权力对他的帝业终究是个威胁，最后终于把这个行之已久的宰相制给废除了。

废除了宰相制，君权越发增重了，君主专政，至此已发展到了顶端。这对于帝室的稳固自然是有利的，在有明一代的一十六帝中，于童年间便即位为帝的很有几个，另外又还有些倦于理事的人，多年避居深宫，很少临朝问政。然而即便如此，帝权还是很巩固的，并没有出现过权倾一朝、足以代立的人物，其最主要的原因当然应该说是取消了宰相制的缘故。不过，也正由于居安无危，明代诸帝，除去建国初期的所谓二祖以外，都极缺乏历练，只有宣宗、孝宗，稍为后世加以称许，其余都不过是些碌碌无为的人，坐视国是日非而振作乏术，终至内外交困，以至于亡。这又是一心只为增重帝权而殚精竭虑的人所没能想到的。

明太祖朱元璋之终于废除了宰相制，是在他建国为帝后，为了巩固帝权，经过多年的思虑和谋划，最后才毅然决定的。最初，他对设立宰相辅佐国政的制度，也是一如前代，并无一点疑虑。早在他建立大明帝国之前，还是称为吴国的时候，便已经设立起了宰相的职位了。从吴至明，宰相都称为丞相，共有左、右二员。那时位居左丞相的是李善长，位居右丞相的则是徐达。朱元璋建立了大明帝国，即位为帝以后分任左、右丞相的还是李善长和徐达两人。那时丞相的任所称为中书省，丞相之下设有左丞、右丞、参知政事等职称的属员。徐达在中书省为右丞相的时间并不久，只有两年略多些，后来便因要率领军队出征而离开了那里。李善长在徐达离去不久，也因病致仕(即退休)家居。继李、徐而任职丞相的，又有汪广洋和胡惟庸两人，汪是在李善长于洪武四年正月致仕之时即被任为右丞相，继李而来掌管中书省的事务的。胡惟庸比汪广洋的入相要晚两年多，他是于洪武六年七月才被任为右丞相的。有明一代曾任职丞相的只有李善长、徐达、汪广洋和胡惟庸四人，只从洪武元年到洪武十三年初，有过以左、右丞相为首的中书省；到洪武十三年，胡惟庸以谋叛被诛，中书省也随之而被撤销，此后丞相的官名和职所便都化为乌有了。

明太祖朱元璋是在即位为帝后才逐渐感到帝权和相权之间的冲突，几经设法想要加以调整，但都并不令他满意，最后才决意废除这一制度的。从他们君相之间自开国以至最后李善长一家都被族诛，明太祖的不断谋划，事后看来，还是很显然的。

徐达在相位的时间最短，他又是四个丞相之中唯一未被处决的人，所以在他和朱元璋的关系之间，有关宰相制的废除的迹象并不多。可以略去不说。

P1-4

梃击、红丸、移宫三案，是发生在明朝万历末年的、彼此相关的三个宫廷案件。当时，它们被称为三案；明亡后，有些史家则称之为明末三案。

这三案虽说是宫廷案件，但其影响所及，却已远逾宫廷，波及于都城内外，以至边关和江南。由于种因远、影响大，所以自始便很为史家重视。它在当时之特别受人重视，是由于历时久而牵扯多，自内廷至外廷，多少人都卷入其中，有的还被弄得倾家荡产，并死于非命。后世之所以重视它，除去上述原因而外，还由于通过三案的成因和经过，可以明白看出，明代多年来一力增重帝权，积势所及，产生出何等的积弊。

历代的封建王朝，在增重帝权以求确保家天下的统治这一做法上，都曾做出了不断的努力，每个新王朝的兴起，大致都要总结前代之所以失，想出一些补救的办法，也就是所谓“兴利而除弊”。在这种兴革方面，明代是很突出的。有很多地方，它做出了极不同于以前各代的改革。这些改革，是经过了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以及以后的诸帝，不断继承祖训、加以因革才形成的。

明太祖的改革，最突出的一点是废除了历代相承的宰相制。本来，他是无意废除这一制度，仍然承袭旧制的，所以在还没有建立起大明帝国、还称为吴国之时，便设立有左、右丞相的职位；到建立明朝以后，丞相一职也还保留了十余年之久。但是帝权与相权之间，自来便是互为消长，不断产生一些冲突的。朱元璋为了增重自己的权势，并为自己的子孙建立起稳固的基业，终于除掉了李善长、胡惟庸、汪广洋等几个曾居相位的人，并废除了这一职位。

取消了宰相的职位后，明太祖就把应由宰相掌管的事务重新作了划分：他把定制决策等大权，收归帝室，亲自掌握；实际的政务，则交由六部分担，提高了六部尚书的职权。但作为皇帝，自来便有“日理万机”之称，事务实已很多，而定制决策都要笔之于书，写成文件，这也是他力所难及的，所以动笔之事，还得另外有人来做。明太祖以至在他去世后继立为帝的皇孙朱允炆，便把这些事务交由翰林院中在内廷修史、修文的学士们来做，做这些事的人，在最初的二十余年中，一直是既无定职，又无定员，但他们确实又分担了历来宰相工作的一部分。

把宰相的工作分由皇帝、六部和无定职的词臣来分担，常常不免会显出散乱，并带有一种临时性的样子。使这种做法固定下来的，是举兵攻入南京的燕王朱棣，即后来的明成祖。朱棣很能体会他父亲要把相权分散的心意，却又要有专人专职来做那份原是并无定职、定员的工作。从他攻人南京，便建立起了明代的代替宰相的阁臣制度。这一制度，一直实行到明朝的灭亡。

第一批被任为阁臣的有黄淮、胡广、杨荣、解缙、杨士奇、金幼孜、胡俨等七人。人数多，争吵冲突也就多，结果七人中解缙便被排陷而死，黄淮也因陷人得罪，去职入狱。他们的相争是由于争夺首列的位置。明代的阁臣也被称为辅臣，列居首位的称为首辅，首辅因有拟旨的特权，和皇帝的接触比较多，所以成为阁臣间争夺的目标。最初，阁臣间虽排有名次，但并非定而不移的，如解缙原本名列第四，后来却跃居首位，压倒了黄淮，以此形成了排陷的事件。后来很快在阁臣间便形成了名次定而不移的惯例，位居首辅的，永远居于首位，仅居其次的次辅，要想获得首辅的种种特权，必须等到首辅离去之后，才能递升，而首辅一旦归来，他却又得退居次位，交出已有的特权。这样阁臣间的争夺排挤，明争暗斗，就更形激烈，而且唯恐去而复回的首辅兴心报复，倾陷的手段更加狠毒，常是必欲置之死地方才放心。所以明代阁臣间的互争，远远超过了以前历代只有左、右二相的那些时候。这种争夺，对于明代诸帝来说，毋宁倒是很欢迎的。因为朱元璋和朱棣父子都是所谓雄猜之主，为了有利于他们后世儿孙的统治，臣下互攻，倒觉得是个好事。他们的子孙，对于其“二祖”的心意心领神会，在这方面续有所为，更逐渐建成了各部之间互有牵制、常多争议的政治机构，统治起来更加安全而又省力。明代有很多皇帝或想求仙，或是耽于酒色，常常多年倦于临朝，但他们的皇位和权力却一直保得很牢，不能不说是由他们所建立的这种互制局面取得的效力。但群臣大多陷于互争，于皇位的安全虽然有利，而于文化、经济等等方面则又起到了很坏的作用，一切日趋腐化，终于导致覆亡，则又是他们没能料到的了。

明代的内监有些人能到内廷所设的内书堂里读书，并公开取得了代替皇帝批示拟旨的权力，使明代各部之间的牵扯互攻更有所扩大，以至牵连到宫廷中的后妃和王子。本来，朱元璋有鉴于宦官之为患，对于内监的限制是很严的，不但不许他们论及政事，或与外官往来，而且严禁内监识字。他还命人将这些禁例，刻在宫门外的铁牌上，并且写进他留给后人的《洪武宝训》一书里。对于这些训诫，在口头上，他的后人虽都声称应予确遵，实际上则遵与不遵各由是否于己有利为定，有的不但不遵从，甚至背道而驰。例如，设立内书堂，派大学士来教有些小内监读书为文，使他们习于为政，便是违背所谓祖训的最突出的一点。

内监有了“批硃”权，能代皇帝批示内阁进入的拟旨，就使相互制约的局面更形复杂，宫廷与外廷之间，有些事也搅成一团了。三案的拖延之久、影响之大，便是由这种混乱局面所形成的。所以后来有些史家在研索三案之余便说，如想弄清明代相互制约的混乱纠纷，从三案人手，倒是个极好的捷径。

本书之作，便是想由三案这一捷径入手，使读者稍见明代统治阶层之间的内部纠纷，看清他们是如何把大部分时间都用于争夺排挤，而使国政日趋荒废的。如不对明代统治者间的各种政治力量稍有了解，便难于较清楚地了解三案，所以我首先便从宰相制的废除说起，使读者知道，明代的阁臣——虽也被称为相臣，入阁也被认为是拜相——其职责却与前代的宰相大有不同。知道这点便能对后来所形成的门户之争有些了解。历代宦官为乱，事例也多，但明代却很有些不同于历代之处，本书择要略加叙述，也是想使读者在这方面增长一些见识。明神宗(万历)是三案的造因者，对他自然不能不稍加叙述，同时由他也可稍稍知道一下明代宫廷之内的一些事情。这些都是了解三案的内情所必须交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