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琐记》由王学泰所著，本书刻画了动乱年代号子里的种种日常生活和形形色色的囚犯遭遇，在身份、经历各异的这个特殊群体中间，在看似荒诞离奇、黑色幽默般的故事背后，折射出普遍的微妙的社会心理和高压、混乱背景下的人情世故，是一份既真实、又有深刻洞察的历史记录。全书共分七个篇章，篇末加六个相关附录，一共18万字，部分内容曾经在《悦读》以《鸿爪掠影》篇名发表，关于三个案情特别的高干子弟的文章，亦在《文史参考》刊登。诸文均引起较大社会反响。

《监狱琐记》是作者王学泰作为“现行反革命”狱囚，于1975年3月-1978年10月在北京K字楼看守所和北京第一监狱所见所闻的真实记述。《监狱琐记》生动细致地展现了监狱的日常生活和形形色色的囚犯遭遇，在身份、经历各异的这个特殊群体中间，在看似荒诞离奇、黑色幽默般的故事背后，折射出“文革”末期普遍的微妙的社会心理和高压、混乱背景下的人情世故，是一份既真实、又具深刻洞察的历史记录。

小引

一 “复杂”与“故事”

二 我的第一个“监狱”

 1 “监狱”的分类

 2 山雨欲来

 3 我的第一个监狱

三 我的第二个监狱

 1 摩托车上间隙

 2 半步桥边K字楼

 3 “号间门偶向人开”

 4 预审、逮捕、审判

 5 K字楼的吃

 6 K字楼中的日常生活

 7 K字楼中的犯人

 8 上诉期，地震与悲痛的父亲

四 我的第三个监狱

 1 北京第一监狱

 2 “文革”末期的监狱

 3 初进三中队三小队

 4 编写节目

 5 三中队其他犯人

 6 狱中来了新犯人

五 监狱常事拾零

 1 接见

 2 在监狱中患病

 3 大墙里面看电影

六 平反现场

 1 改革的先导——平反冤假错案

 2 平反现场

七 北京市高等法院接待站

 1 归来

 2 市高法接待站

附录一 生活的第一课

附录二 鲜为人知的“反动学生”案

附录三 1963年-1966年的大陆高校清理“反动学生”事件

 一 缘起

 二 铺开

 三 “罪行”

 四 处理

 五 改正

 六 重聚

附录 四野驴顾惟乔

 一 独特的1960届

 二 好强的、积极的顾惟乔

 三 博学的顾惟乔

 四 悲惨的顾惟乔

附录五 号子里的战争

 ——评《号子里的人》

附录六 读者陈建新推荐有关张建旗下落的文章

后记

1980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恢复学术刊物《文学遗产》，通过考试，编辑部赞同我调入文学所。当我的人事材料在所务会议上讨论时，七位所领导都同意(五位正副所长、两位书记)，人事处一位领导却有不同意见。她说，王学泰历史太复杂，到社科院来工作不合适。老所长陈荒煤先生说，他连“三青团”都没参加过，有什么复杂的？还不是我们把他弄复杂了。陈先生说得对，北京解放那年我才六岁，上二年级。连参加童子军都不够格，遑论“三青团”！每天早晨上学，看见童子军，戴着圆形帽，手执军棍，腰间皮带上系着法绳，在学校门口检查学生的风纪，手是否洗了，脸是否干净，十分认真而神气，还有点羡慕呢。“童子军”是那时最低龄的组织了，我也只有受他们检查、管理的份儿。

其实，我的历史真的不复杂，可以说七岁以后，不敢说每天、但可以说每个月都能找到证明人。活了六十多年，从学校门，到单位门，没有离开过国门。一辈子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包括“文革”当中，五花八门的组织林立的时候。然而，那位人事处领导说的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这应了凤凰电视台“世纪大讲堂”主持人曾子墨女士的一句话，她说：“王学泰先生的故事很多。”这是三年前我在该讲堂作讲座时，她向观众介绍我的一句话。我说：的确，大故事，或说大事故，有三次。

第一次是1958年10月。我读高中，下乡劳动，深翻土地，种小麦高产田，来年要亩产120万斤。当时我说，一麻袋最多能装200市斤小麦，120万斤可装6000袋。一袋平放在地上占地6平方尺，一亩地可平放1000袋小麦，6000袋要码6层，相当一房多高。我问什么样的麦秆能把这6000袋小麦挺起来呢？那时是组织军事化，这话是我在“连队生活会”上提出的疑问。连队汇报到团指挥部，带队劳动的是一位留校学生，刚被提拔为教导主任，颇带点“少共”意味，有决断，多激情。他听了之后勃然大怒，认为这不是与党唱对台戏吗！竟敢怀疑“大跃进”，不相信党报上宣传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是政治错误，必须严厉批判，肃清流毒。于是召开我校下乡劳动的全体同学开辩论大会(当时风行“社会主义大辩论”，动不动就要“辩论”，实际上就是批判)，“辩论”我的“反动言论”。许多同学慷慨激昂，上场发言。大会收尾时，那位新提拔的教导主任(当时称作“团政委”)当场宣布，把我开除回校，不许我在这里给“大跃进”泼凉水。这是我在众多人面前的第一次“亮相”。我低着头，有时也偷偷看一眼下面的同学真正的或故作气愤的面孔，感到很意外。待回到城里地处骑河楼的学校，留校的师生正在做大炼钢铁的准备，我怕被同学问起，就没有回学校，每天跑“北图”看书，以消磨时日。下乡同学回校后又在班上开了一次批判会，这时又加上一条新罪行，就是逃课、逃避“大跃进”。那年我十六岁，正是充满了奇思异想的季节，这是生活给我上的第一课。

第二次是1964年7月，大学毕业之时。从1962年秋天，强调“阶级斗争要天天讲”以来，形势一天紧似一天。从学校领导、教师到学生都学会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待一切，扫描一切，关注周围同学的一言一行。我所在的班，因为1962年秋选举班干部时，没有完全服从系总支的安排，在一些人的策划下，选了一两个违背领导意志的班干部，这就成为近似“反革命事件”的“选举事件”。1963年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研究高校的阶级斗争时，把这种“选举事件”视为资产阶级向党进攻的信号(1962年北京有一些高校的个别班级没有按照组织的意图选举班干部，后被定性为严重的“阶级斗争”)。面临毕业时，我们这个班(我所在的班级有同学近百人)一些“选举事件”中的“积极分子”都有些紧张，预感到要被整。毕业之前的几个月里北京师院中文系毕业班中剑拔弩张，充斥着紧张气氛，系里领导做出了“打人状”，许多同学都有不祥的预感，觉得毕业这关不好过，非得脱层皮不可，有些人就做好了挨打的准备。

1964年的大学毕业“鉴定”与往年不同的是，在鉴定之前，先搞了一个“清理思想运动”，应届毕业生在“清理思想”的基础上再作鉴定。这个运动的公开“说词”是每个同学要在毕业前，把上大学几年来的资产阶级思想清理干净，轻装走向社会，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去。前年，我在北京档案馆查资料时，看到了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领导吴子牧1964年7月18日的关于本届大学毕业生“鉴定问题”的讲话原稿。他讲这次鉴定的目的就是考察学生“政治思想、立场方面的根本问题”，以供领导掌握。要求下面主持学生思想工作的领导要特别注意清理有关“困难时期”、“三面红旗”、“国际反修斗争”等方面的“错误思想”和“反动思想”。要写上档案，“可供使用人单位对他了解”。对于那些通过“保卫手段”所获得的关于学生的“反动思想内部掌握的材料”，不必找学生谈，但要“暗挂，作为人事材料”转到任用单位去。可见当时“清理思想”和“毕业鉴定”的真正目的是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控制。

由于上面抓得紧，下面的运动自然也就搞得轰轰烈烈。自觉有问题的学生在老师和同学的帮助下一个个痛哭流涕，做检查，痛骂自己的过去，以求过关。在我看来有些像滑稽戏。然而奇怪的是我无论怎么检查，自觉得已经很深刻了，但也没有人理，也不说过关了，也不说不让过，有点晾起来的意思。直到清理思想运动告一段落，8月上旬一个阴雨的下午，系总支召集中文系全体毕业生(近四百人)宣布：运动转入解决敌我矛盾问题，从清理思想到清理“反动学生”。接着，总支书记陈某宣读中共中央转发的北京市委清理“反动学生”的文件。于是，先是全班、后来是全系，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我。其实，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呢？北京有句俗语叫做“拣鸡毛凑掸子”，是说把日常鸡零狗碎的事情凑在一起，有时也很有点规模呢。我平常又爱聊天，言多必失，凑个“掸子”还是很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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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十年前，与朋友常常聊起过去的故事。年龄大一些的往往会说起解放前的学生运动，如何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也会说到整风反右；年龄小一些的则会说红卫兵运动、停课闹革命，当然更爱说知青下乡，偷鸡摸狗。我年龄不大不小，属于平庸的中间一代，没有什么搏击风浪的弄潮儿经历，更没有在风暴来临时一展拳脚。我的青春年华与大多数同龄人一样是在努力做“奋发有为的驯服工具”的告诫中度过的。平常与人交流都要戴上“政治正确”的假面，我也很习惯说些大话、空话、假话，尽管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羞于把白天说过的那些无用的正确话再过过脑子。

“政治正确”的假面终于没有像兰陵王的假面一样，与真面合为一体。我眼中看到的和心中想到的一些不合时宜的意见，还不免要流露出来。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话痨，管不住自己的嘴”；毛泽东上升到理论高度来看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总是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让他们不表现是不可能的”。于是霉运、噩运，如影随形，不期而至。先是被划为反动学生、下乡劳动改造四五年。好不容易分配了工作，生活刚刚安定，又被偶发事件打入监狱，一出头就判了13年，幸有1978年的平反冤假错案的善政，得以逃脱樊笼，我仅仅在那里待了三年半，幸莫大焉。所以我常说，我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并非是套话。

这一连串倒霉记录，也成为闲聊的话题，朋友们当作趣事来听，因为文人笔下常提到“蹲监狱”，但绝大多数并没去“蹲”过，因此觉得新鲜。有人还撺掇我，何不把这些写出来给大家看一看，比你那些嚼甘蔗渣的学术文字有意思多了。我没有接受这种撺掇，因为当时没退休，就以此为业，或者说制造“甘蔗渣”云云，也是必不可少的。

2002年退休，回家安度晚年。又赶上孩子出国读书，需要钱来支持。那时许多“都市报”都在提倡一种叫“时评”的文体。这种文字实际上是杂文的变体，杂文风格是冷嘲热讽，令人疑神疑鬼，而时评变为直率的、表层的批评。这种体裁很受欢迎，但作者似乎不多，因此稿酬较高。我曾被多家“都市报”约稿。这种东西写起来说容易也容易，好像参加个讨论时事的小组会，在会上发个言，说上20分钟就合一千多字；说难也难，评论的问题五花八门，很难逆料，题目往往是报纸评论部的编辑们在下午5点半吃晚饭时商量好了的，6点钟把要评论的题目打电话过来，告诉作者，晚上9点交稿，两个半钟点，1700字。这有些像考试答卷，适于思维敏捷的青年和中年人干，我写时评时已经六十多了，垂垂老矣，有位年轻朋友笑我是“挑水的回头——过井(景)了”。现在孩子已经成家立业，我如古人向子平，了却儿女婚嫁事，可以从吾所好，写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了。“叙往事”只是想写内容之一，当然发表却需要机缘。

通过陈四益兄介绍得以结识上海褚钰泉先生，他办大型杂志《悦读》，期期相赠。杂志办得不错，收到后不敢说通读，每期起码要读上一半。它不仅给我带来了阅读的愉悦，也使我增长了许多知识。读了一二十期后，只看不写，逐渐升起一种吃白食之感。于是在钰泉兄的盛情邀请下，开始回报《悦读》，为其撰稿，首选题材就是酝酿了二三十年的监狱生涯。名为《鸿爪掠影》，在《悦读》上连载。连载时便受到一些出版社注意，待连载完成后，就有此书的策划。

这些年史学界很重视史料学的开发，大多数人认为，个人提供的史料中最不可靠的是回忆录，最可靠的是日记。这是一般规律，我很赞成，但也有许多例外。“日记”就百分之百可靠吗？且不说它受到写作者本人资质的限制，有的日记写作时就是为了给他人看的，立意作伪。远的如清代翰林们的日记，当时他们记日记是要在翰林院中传看的，特别是领导也要看，这样的日记会不会有意造假？近的如1963年倡导学雷锋时，由于雷锋以日记名世，当时我正读“大三”，班上有位老兄就写雷锋式的日记，又怕同学们看不到，往往把他写好的日记放在床头桌上，以诱观览。有好恶作剧的同学便打开他的日记用怪声怪调朗诵，引得全宿舍同学哄笑。如果这种日记偶然传世、有何价值？想一想慈禧为了罢黜光绪，连病案都能伪造，那么还有什么不能伪造呢？前几年，笃信病案真实可靠的医生们断定光绪早就病危，他早慈禧一天而亡也是自然死亡。待到光绪遗体出墓，发现其身上有大量砷遗留时才不得不承认他是被砒霜(三氧化二砷)毒死的。这使我们了解到许多手写的文件同样是不可靠的。因之，史家们对于史料还要善择，不能以体裁看高下，什么都有“例外”。

当然，以上的感慨不是说自己提供的信息就百分之百的真实可靠。人的记忆是有选择的，特别是日久天长，记忆逐渐模糊。至今我仍能保持三四十年前的记忆，是靠经常说，说一遍，就加深一层记忆。另外，还靠我从监中带出的一些读书笔记。过去是片纸不能出监的，我是大规模平反时期第一批出狱的人，当庭宣布我无罪，还说许多问题是针对“四人帮”的，对我出狱，看守不知道是否按一般出监的处理，管教科长又催赶快办完了我这档子事，法院再去解决我同案的问题。这样就匆匆忙忙出来了，他们问了问，并未检查。这些带出来的文字虽然不是记载监狱之事，但看到这些写于监狱的文字总能在脑中唤起对当时情景的记忆。三四十年来，还常有狱友通电话或来访。一聊起来，多是陈年往事。进过监狱的人，大约一辈子也难摆脱监狱的记忆。

这本书的出版首先要感谢褚钰泉先生热情约稿，其次则是很早关注《鸿爪掠影》的三联书店的饶淑荣女士。虽然，出狱后我写的第一篇文章——《关于(李白与杜甫)一些异议》就是1980年交给冯亦代先生，发表在三联书店主办的《读书》杂志上的，从那时起开始了我的文字生涯，三十多年虽也有些覆瓿之作问世，但始终没有与三联合作过，这次三联接纳拙作是初次合作，希望合作愉快。

另外狱友李聘伟先生(可惜他已在今年年初去世，不能见到此书的出版)以及王湘衡、李少白、张之雄、董清曼、胡智等先生都多次与我谈及往事，胡智还提供了一些有关K字楼和“一监”的旧物，制成照片以增加读者对狱中生活的直观理解。这里一并表示感谢。

王学泰

201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