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青春万岁》为王蒙19岁时创作，是其进入文坛的代表作品。《青春万岁》集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浪漫主义于一身，描写了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一群天真烂漫的北京女中学生的学习、生活，赞美了她们不断探索的精神、昂扬向上的斗志，如诗似歌的青春热情，同时也探讨了当时学生中普遍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王蒙编著的《青春万岁》用激情洋溢的笔触描写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中学生生活，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时代色彩。中学生们，无论是聪明开朗的、骄傲自信的。还是稳重内向的、沉静忧郁的，青春的经历都是他们一生受用不尽的无价之宝。

《青春万岁》是一部长篇小说。

“姑娘们，现在，我们的幸福泉开始喷水了！”

十八号帐篷前，女七中高二班的孩子们挖了一个小小的“泉眼”。上午九点钟，她们刚刚爬山、看日出回来，不顾疲倦，围了个圈圈，举行“幸福泉开幕典礼”。

梳着短辫子的、身材灵活的袁新枝，郑重而又幽默地做了如上的宣布。然后，她在清脆的掌声中弓下腰，小心翼翼地把“泉眼”上的瓦片挪开。活鲜鲜的水，一下冒了老高，溅湿了袁新枝的绿裙子。水柱接着矮下来，离地只有半尺。

她们拥挤着，用自己的漱口杯，一人接了一杯水。

袁新枝以自由神高举火炬的姿势把漱口杯举起，忍住笑，庄严地说：“干杯！”杯子叮叮当当地碰在一块。大伙把杯子拿到唇边，仰脖子喝了进去；冰凉、苦涩、带着牙膏味儿。

“棒极了，能气死卖汽水的！”孩子们一边叽喳称赞，一边扭动舌头，吐出砂砾和土块子。

这时，五个穿着裤衩、很有运动员风度的女孩子远远跑来，她们骄傲地挺起胸，克制着倦意。离近了，为首的周小玲喊道：“我们来了，怎么不欢迎啊？”她揩一揩额上淌着的汗。

她们是“红色勇敢者旅行小队”的队员，今天摸黑从城里动身，徒步走来，准备和本班的同学一起参加营火会。

“欢迎，欢迎，请喝幸福泉水！”大家拉住勇敢队的队员，一人灌了一口水。

周小玲挣脱开，哭丧着脸说：“妈哟，一点也不幸福。”又问：“郑波呢？”

“郑波在营部开会。”

“她妈病了，她舅母让她快回去。”

“哦。”大家静下来，袁新枝去找郑波。

孩子们在西郊的草地上露营，三十多个帐篷排成一个凸字。用竹竿和树枝，扎起了营门，营门上端插着一排小彩旗，迎风飘舞。彩旗下边，是柳叶编的四个大字：“快乐的营”。

进了营门往左，可以看见高高搭起的塔形的瞭望台。值勤的“哨兵”，扶着军棍，站在台上，警觉地俯视着营地的四周，俯视着田野、道路和池塘。有时也禁不住放松自己的职务，望望空中多变的云彩、时淡时浓的远山的轮廓，和那边堆满石块的高岗子。从那里，清清的河水稀里哗啦地流过来。

每天早晨三四点钟，天还黑，孩子们已经被无边的兴奋搅得睡不下去。谁都不说话，怕吵着别人，只是静静地躺在稻草垫子上，听那清晰可闻的喧嚣音响：有呼号、走步的声音，那是附近的部队为了准备国庆检阅紧张地操练着；有木轮车咯吱咯吱推过；还有从遥远的工地上广播的，随着风一会儿大，一会儿小的评剧唱片《小女婿》和《刘巧儿》；也偶然听见一两句含糊的叫喊，或是火车汽笛的高亢鸣声。不论醒得多么早，不论周围的一切在表面上是多么平静，但孩子们细心地躺在帐篷底下，紧挨着心爱的土地，就总听得见这一切又协调又混乱、又清楚又模糊、又复杂又单调的声音。孩子们从而确信，全体都睡觉的时候是没有的。当辛劳的人们钻入安乐的被窝，轻松地喘上一口气，闭上自己熬红的眼睛的时候，另一些辛劳的人们，已经穿好衣裳，掏出翻在里边的领子，打打鞋上的土，骄傲地奔向自己的生活，担起种种的任务了。生活的旋律就是这样无尽无休，嘈杂而且强壮。

然后太阳升起，新的一天开始。孩子们欢呼野营的每一天，每一天都是青春的无价的节日。所有的一切，都是新发现，所有的一切，都归我们所有。蓝天是为了覆盖我们，云霞是为了炫惑我们，大地是为了给我们奔跑，湖河是为了容我们游水，昆虫雀鸟更是为了和我们共享生命的欢欣。从早到晚，大家远足，野餐，捉蜻蜓，钓鱼，划船，采集野草野花，登高望远……直弄得筋疲力尽。天底下快活的事儿好多哟，从前竟没有做过！这些事儿今天来不及做完，时间过得真快！只得等明天了。明天还不快来，时间过得真慢！

晚上，灼热的空气还没有散尽，就寝号已经吹起来。号手站在野营“仓库”旁边，呜呜地使劲吹，他看着满天的星星，满意地体会着自己的地位的重要；又惋惜由于自己一吹，孩子们的欢笑吵闹顿然消失，星星也变得又高又远，只剩下成群的青蛙，它们的大合唱才刚刚开了头儿。

这就是首次的露营生活，在一九五二年夏天，新中国诞生还不到三个年头。

郑波被袁新枝叫了回来。周小玲拉着她的袖子，告诉了她妈妈的情况。她说：“也许不要紧，我妈有老病根，常犯。可是一回去，就参加不上营火晚会了，真有点倒霉。”

“岂止有点！简直惨透了！”说这个话的是杨蔷云，郑波的好朋友，她有稍高的个子，肌肉显得绷紧。她没有通常的所谓“美”——修长的眉毛、高鼻梁和小嘴，但是在她的脸上，目光里，却像是拥有照耀一切人的光亮。那丰富的，多变的，不断闪过的表情，使每个注视她的人都会眼花。听周小玲一说，她好像比郑波还着急，右手捏了一下左手的小指头，说：“要是你不在，我们开营火会多扫兴呀。”

郑波说：“我不在要什么紧？你不在才真扫兴呢。对了，我还没喝咱们的幸福水，喝了水，就走吧。”

郑波喝了水，朋友们又活泼了。杨蔷云■了■眼，叹口气说：“我送你上汽车去。”郑波点点头。杨蔷云轻快地跑在前面，向汽车站去了。

周小玲低头钻进十八号帐篷，别人随着进来。虽然这个帐篷最大，而且取去了帐篷“帽”，可是里边仍然显得闷暗，有一股油味。周小玲在堆满了行军壶、绳索和毛巾的一角坐下，两腿弯曲在左边，左手支持着，右拳敲着走累了的双腿。

“好房子！”她摸一摸铺地的草垫，称赞着：“可是太热了。”

“不，到早晨可冷呢，那时候，露水湿透了帆布，连头发也像水洗了似的。”别人给她解释。

“我从咱们学校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看看大家被她吸引住了，周小玲又泄气地说：“其实也没什么，我只想用‘惊人’这个词练一练造句。”

杨蔷云跑进来，几乎被伸在稻草上的许多腿绊倒，她说：“你们怎么回事？大白天价跑到帐篷里……”

“嘘……周小玲带来了新闻！”别人打断她。

“据说，”周小玲强调这两个字，以开脱自己的责任：“根据上学期的考试成绩，学校要发一批奖章。”

“得奖章有什么好处？”眉毛、眼睛、鼻子、嘴长得聚成一堆的胖胖的吴长福，端正地盘腿坐着问。

“坐电车可以不打票。”李春嘲笑着。

“昨天开了校务会议，据说，下学期起功课要特别特别严了。”P3－6

《青春万岁》六十年

王蒙

六十年的往事

我的处女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从一九五三年秋动笔，至今已经六十年了。一九五三年“开工”，一九五四年第一稿完成，送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五五年中青社肯定了此稿的基础，并由中国作协青年工作委员会出面为我办理请创作假事项，一九五六年修改定稿，一九五七年部分章节在《文汇报》上连载，个别章节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一九七九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首次正式出版，至今三十三年，发行超过五十万册；其间还有此书的“中国文库”版、建国六十周年作家出版社版、百花文艺出版社《王蒙选集》版、华艺出版社《王蒙文集》版、人民文学出版社《王蒙文存》版。一九八三年还上映了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影片。六十年离着“万岁”固然还远，至少，它算是长命的。

小说发行得不少，但谈不上畅销，属于长销——正式出版至今，三十三年来重印没有停止过。这是一本经历曲折的书，写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写完后被冻结，假死于胎中；二十四年后出版于“文革”甫告结束时，至今仍上架于图书市场，为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所购买与阅读。

《青春万岁》六十年，回忆起来，也还有趣。

从动笔到完成

我对我们那一代有个自出心裁的说法：我们赶上点儿啦！在我们的少年到青年时期，赶上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翻天覆地，我们恰好活到了历史的关键点上。接着又赶上了从革命的凯歌行进到和平建设时期的历史过渡。我亲眼看到、亲身经历了旧中国的土崩瓦解，反动势力的穷凶极恶，革命力量的摧枯拉朽，新中国的百废俱兴、万象更新。

而在一九五三年，十九岁的我已经感觉到，胜利的高潮，红旗与秧歌、腰鼓的高潮不可能成为日常与永远。那么我觉得自己有一个使命，把这一段历史时期、这一段历史时期的少年一青年的心史记录下来。

还有一个不无可笑的过程是，什么“五年计划”呀，什么“大规模、按比例的建设”呀，什么“工业化”呀，曾使我热血沸腾，我申请离开青年工作岗位去考大学学建筑，因为苏联作家安东诺夫的小说《第一个职务》对一名女建筑师的生活经验的描写使我沉醉。我的申请未获准，我无法，只好走向文学。此时又读了《译文》（后改名《世界文学》）杂志上苏联作家爱伦堡的文章《谈作家的工作》，同样使我如醉如痴。“一痴”成不了改为“二痴”，我动笔了。

我是悄悄地写作的，怕人家说我不安心本职工作，也怕写砸了丢人。写得很辛苦。一年后完成初稿，我请我的妹妹王鸣和我的同事朱文慧帮忙抄了一遍，又请我父亲王锦第帮助，拿给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编剧、作家、南皮县同乡潘之汀先生（我称之为潘叔叔）看看。一个月后潘叔叔来信说我“有了不起的才华”，他已把稿子推荐给中国青年出版社文艺室审读。当时的中青社文艺室负责人是吴小武即作家萧也牧，负责读我的稿子的是编辑刘令蒙。

潘叔叔的信令我如发高烧，但接着是漫长的等待。为了等到中青社对此稿的处理意见，我用了一年的时间，急不得恼不得，催不得问不得，哭不得笑不得。其间我小心翼翼地给刘令蒙编辑打过电话，他也给过“快了”之类的答复。忽然从我所在的共青团北京市委传出消息，刘令蒙在反胡风运动中有麻烦。我只能目瞪口呆了。终于，一九五五年秋天，我接到吴小武的电话，说是小说最后请了中国作协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老作家、评论家萧殷审读，约我到赵堂子胡同萧老师家里一谈。萧殷老师指出此书稿有很好的基础，作者有好的艺术感觉，问题在于小说缺少一根主线，需要从结构上下功夫打磨。他还表示，可以由中国作协青委会出面为我请创作假，专心于书稿的修改。

一九五六年初，我获得了“创作假”，就这三个字已经让我乐得屁颠儿屁颠儿的了。此前一年夏天，我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小说《小豆儿》，秋天，在《文艺学习》上发表了小说《春节》，并收到了参加将于一九五六年春天召开的全国第一次青年作者会议的通知。梦想正在成真，各路绿灯正在亮将起来。

参加青年作者会议的一个收获是得到了结识我心仪已久的邵燕祥诗人的机会。我把我起草的《青春万岁》的序诗给他看，他热情地回信说：“序诗是诗，而且是好诗……”他帮我做了一些修改，其中重要的是增添了“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句。序诗的中心是表达编织“所有的日子”的心情，这是我当时的实感，是文学写作的最大魅力所在，燕祥的金线与璎珞亦功不可没。

一九五六年，我发表了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引起热烈反响。同时，《青春万岁》改完交稿，各方面已经传出关于此书的正面舆论。年底，《人民日报》发表了刘白羽同志的文章，谈到“张晓的《工地上的星光》与王蒙的《青春万岁》表现了青年作家的新实绩”（大意如此）。

一九五七年，先是正欲恢复出版的上海《文汇报》驻京办事处主任浦熙修女士与著名报人梅朵先生找我洽谈《青春万岁》在该报副刊连载事宜，后来也确实选载了约七万字。此后中国青年出版社与我签订了出版合同，此书清样已经打出了。

《文汇报》的连载

《文汇报》的连载也有一点小故事。

后来被毛主席称为“能干的女将”的著名的浦熙修与梅朵登门约稿，还给我预付了稿费，说好了全文连载。但他们复刊后连载的是郁风的散文配画《我的故乡》，然后找我商量，说他们准备改为部分连载《青春万岁》。我认为这是由于《青春万岁》的题材与抒情散文文体，在当时难成主流，说严重一点就是不无另类。

这使我极不高兴，我退回了预付金，说明此事作废。但浦、梅二位长者锲而不舍，又是写信，又是坐着汽车来拜访——当时谁家有“屁股冒烟”即坐汽车者来访也不是小事。总之，最后还是按他们的意思办了。客观上看，能够部分连载一下也好，否则全面胎死或假胎死，连个模样也没有看得着，岂不更加悲哀？

后来，一九九三年我在香港，与其时也在香港的黄苗子、郁风夫妇见面。我与郁风说起此事，开玩笑说她应该赔偿我的“精神损失费”。郁风大笑，也开玩笑说当时香港当局司法方面的负责官员是她的亲戚，她不怕立马与我在港对簿公堂云云。

冻结与假死

但同时，从七月份全国“反右”运动开始，此书被冻结。我的姐姐王洒告诉我，她在新华书店听到一位女青年问售货员：“有《青春万岁》这本书吗？”

当然回答是“没有”。

说是冻结吧，舆论已经沸沸扬扬，《文汇报》也连载了近三分之一。不是完全冻结于胎中，而是出世一小部分，胎儿脑袋已经伸出了子宫，突然叫了停，可以说是中途难产。这在历史上可能也是难得一见。

一九六一年，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口号下，中国各方面的政策有所松动。首先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人韦君宜同志派人找我，打问《青春万岁》的书稿情况。不久中青社的著名编辑黄伊也来了，我还与当时的中青社负责人边春光见了面。他们请了《文艺报》的负责人、著名评论家冯牧审读书稿，我与冯牧也见了面。冯牧认为书稿无问题，只是里面提到“苏联”的次数过多，可以减少一点。于是我把提到苏联歌曲、书籍的地方尽量改成本地土产——把青年们读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改成《把一切献给党》，把苏联歌曲改成陕北民歌……说好了很快可以出版。这时出现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即北戴河会议，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如此这般，中青社将书稿报到主管上级团中央那里，请团中央的一位书记刘导生同志审读。据中青社同志传达，刘书记的主要意见是书中未写出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的结合，是个缺憾。是时对杨沫的《青春之歌》也有此批评，故而杨沫加写或改写了若干章节，让她的书中人物林道静不是没有和工农兵结合过。

我还把此书稿呈交给对我甚为爱护的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同志看过，他认为我写得很好，但与工农兵结合的问题亦不可忽视，他建议我去某省找个出版社低调出版。此建议亦未实施，因为整个形势正朝着“拧紧螺丝钉”的方向迅跑。当时黄秋耘同志告诉我，说有好事者问冯牧审读《青春万岁》事，冯牧甚感尴尬。可能是由于他肯定了此书，却仍然不能出版，以为旁人会对他的政治判断力与权威性留下非正面的印象吧。我听着，就不止是尴尬了，我想到的是哀莫大于心不死——若干年后在聂绀弩先生的诗中，我也读到了这样的句子。然后是“文革”，我以为《青春万岁》已经宣告死亡，死于难产。一个“之歌”，一个“万岁”，结合得怎么样我不敢说，倒是我本人，去了新疆，与维吾尔兄弟民族的农民结合得如鱼得水，不亦乐乎。

感动人的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友人姚承勋读了《青春万岁》的清样，他用绸布做了封套，将清样装订得很漂亮，并宣布：此书已经由他出版，印数一册。时在一九七四或一九七五年。可惜的是这个“姚版”《青春万岁》没有保存好，找不到了。出书了。

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垮台，一九七八年我应中青社之邀到北戴河团中央的培训中心修改《这边风景》的文稿。在北京时，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韦君宜同志见面。君宜同志关心我的平反问题、调回北京问题，同时坚决提出，《青春万岁》可以立马考虑出版。只有极个别的地方，如描写杨蔷云的春天的迷惘心情，略删即可。她还建议请萧殷写个序，说明一下这是当年旧作。我给萧老师写了信，萧老师因当时身体不好，无法动笔，于是由我自己写了后记。交稿后我回到乌鲁木齐。

在乌鲁木齐迎接新年之时，我收到了一份《光明日报》，原来是该报副刊刊登了我为《青春万岁》写的后记。呜呼痛哉，於戏快哉，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七九年是二十六年，从打出清样的一九五七年算是二十二年，从一九六二年宣告此稿难产死亡时算是十七年，《青春万岁》终于得见天日了。此张《光明日报》的到来大出意料，哭哭笑笑，夫复何言？

《光明日报》一出，我立即收到了老友来信，说是向马特洛索夫夏令营的营长报到。原因是，《光明日报》发表的后记中提到了一九五三年北京东四区的中学生马特洛索夫夏令营。马特洛索夫是苏联卫国战争中的一位英雄，他用自己的身体堵住了法西斯德寇的碉堡枪眼，一本描写他的事迹的纪实作品《普通一兵》当时正在中国热销。我是马营营长，后记里提到的知名物理学家是郝柏林，为马营副营长，后来成为我的妻子的崔瑞芳也是副营长。我们还请大作曲家郑律成谱写了“营歌”，歌词作者已不可考：

普通一兵，是我们中国青年的心，

我们热爱自己的祖国．

我们热爱和平的人民……

向我报到的马营营员是天津的中学语文教师程庆荪，一九五三年她是北京女二中的团总支组织干事。

其他，与一点歉疚

一九七九年五月，人民文学出版社首次出版《青春万岁》，定价六角八分，首印十七万册。

这里有一个阴差阳错的地方。抓这个书，最费力气的是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七八年谈此书出版的时候，我正在为中青社修改《这边风景》，满心以为会给中青社提供一个“革命化”得多得多的书稿，没有想到“风景”因过于“革命”，亦不宜出版。“万岁”不够革命，“风景”过分革命，都未能在中青社成活。后来中青社得知“万岁”稿到了人文社，甚为着急，还通过团中央有关领导极力做我的工作，想把稿子要回来。但我已经答应了君宜这边，不好再改变。这使我至今对中青社心有歉疚。早在“文革”一结束，上海电影制片厂刘果生先生即来联系将《青春万岁》改编电影事，但据说某些导演认为这部小说的风格不适宜搞成电影……后来出现了导演黄蜀芹女士，电影开拍了。一九八三年拍出来，反响不错。一九八四年，我率包括黄女士在内的中国电影代表团携电影《青春万岁》参加了苏联塔什干电影节。

此书还被山西的《语文报》评为“中学生最喜爱的书”。还应该提一下吴小武即萧也牧，他因小说《我们夫妇之间》挨批，再未翻身。一九六三年我去新疆，他从中国青年出版社要了一辆车送我去车站。“文革”后我回来，听说他死于干校，死得很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