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缘起
1944年6月5日深夜，一艘轻型航空母舰——“搜索者”号（H．M．S．Searcher），乘着大西洋的夜幕，悄悄地驶出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军港，“搜索者”号此行的目标是英吉利海峡的南端，任务是防潜与警戒。
即使是在多年之后，也很少有人会想到，在远离中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在这艘由美国建造、战斗人员几乎是清一色的英国人组成的轻型航母上，有两个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年轻军官：黄廷鑫、葛敦华。而在此刻，对黄廷鑫和葛敦华而言，这次出航可能只是他们已经参加过多次的再普通不过的一次英国海军的战术行动。他们可能也没有想到，分别载着和他们一起来英国学习海军的其他20余位战友的航空母舰或战列舰、巡洋舰，也都悄悄地驶离了军港……他们可能更不会想到，他们将要参加的是怎样的一次战役，而这次战役在以后的岁月里，将注定要被人们一次又一次地纪念。就这样，在不经意中，在自己并不知情的情况下，这两个年轻的中国军官，以及和他们一起走人欧洲战场的20余位战友，书写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然而，当这段往事被抹去尘封，已经是半个世纪以后的事了。
60年后的2004年6月6日，21点15分，我坐在电视机前，观看着遥远的奥马哈海滩正在举行的纪念诺曼底战役60周年的盛典。电视画面上，阳光明媚，英吉利海峡风平浪静，而我脑海里的思绪却涌起了波涛，一些几近模糊的往事，又渐渐地浮现，一幕幕地在眼前掠过……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还在读小学，对于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以及接下去人们将要经历的是中国历史上怎样的一个时代，就连成年人也一时闹不明白，更何况还是小学生的我了。由于不用上课，我们这些小学生就整天在外瞎逛，今天是某某人被揪出来戴高帽游街，明天是某某家被抄了。虽然觉得新鲜、热闹，但渐渐地，心中也隐隐地产生了一丝莫名的恐惧。果然，“清理阶级队伍”开始后的一天下午，母亲正在厨房做饭，我在门口玩耍，等待着就要下班回家的父亲。这时父亲学校的一位老师，也是我们熟悉的邻居，来到我家，他严肃地通知母亲说：“革命造反派”组织已经对黄廷鑫实行隔离审查，希望你们家属配合，彻底搞清楚他的历史问题。听到这话，我顿时觉得如雷轰顶，我看到，母亲拿着锅铲的手微微地颤抖着，默默地听完了“造反派”的通知。事后我才知道，这位熟悉的老师，当时已经是造反组织的头头。第二天上午，一队“红卫兵”来到我家，我们兄弟几个惶恐地站在门外，看着这些人在我家翻箱倒柜。也就是在这一天，我第一次看到了一些父亲身着民国海军军服的相片。
1970年，我“初中”毕业后，有半年时间在家“待分配”。这时，“文化大革命”还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各派势力忙于“革命”工作，无人顾及已经被扣上“历史反革命”帽子而结束隔离审查的父亲。当时，哥哥已经去了黑龙江农场，两个弟弟还很小。这样，我就成了孤寂中的父亲的伴。所以，在这半年间，父亲和我几乎走遍了杭州西湖的每一个角落。那时的西湖人迹寥寥，远不像今天这样摩肩接踵，人头攒动。于是，在幽静的林荫道，在潺潺的小溪旁，在通往山顶的石阶上，我断断续续地知道了父亲过去的一些经历。
第二年，我下乡去了农场。不久，工农兵大学生入学，父亲则被安排上课，先是教那些工农兵大学生的初中数学，后来又转教英语。就这样，一晃就是六七年过去了。
1977年年底，我从农场返城回到杭州，并于第二年考入大学。1978年的某一天，一辆军用吉普车在我家门口停了下来，从车上下来一位60岁左右的军人，说是要寻找黄廷鑫。当时，父亲正好在家，他们经过一阵相互的询问，便像是一对多年未见的老友了。父亲将这位军人迎人室内，聊了好一阵子。军人走后，父亲对我说，他叫吕铮，原是华东军区第一任海军司令张爱萍的秘书，新中国成立前夕，他被派到上海搞地下工作，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说服一些原海军人员留下来，参与日后中共海军的建设。父亲的一些同学，当时在上海和他有过接触。父亲还告诉我，吕铮也是“文革”前一部畅销小说《战斗在敌人心脏》的作者（这部小说在“文革”后还被改编成电影《保密局的枪声》）。
又过了一段日子，有一天，父亲正蹲在门前劈用于发煤饼炉的引火柴，一个拄着拐杖的人向我家走来，在他的身后还跟着三个人，看上去是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当他走到父亲的跟前，笑着问父亲道：“你还认识我是谁吗？”父亲抬起头，迟疑了一会，用吃惊而又兴奋的声调回答道：“吕美华？！”从他们两人的举止和表情，一看便知是在经历了各自的磨难、多年未通音讯而又重逢的友人。……从父亲和吕美华的交谈中，我听到了一些似乎是父亲曾经和我讲起过的，但更多的是我从未听说过的往事。
“文革”后到我家次数最多的是张君然。他也是父亲在青岛海校时的同班同学，从青岛海校毕业后，他在重庆航政部门工作，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迁回南京时，他也回到南京，进入海军司令部，任海事处参谋。1946年，国民政府收复西沙和南沙群岛，他受命参与了筹备和进驻工作，被任命为第一任海军西沙群岛管理处主任。从1946年到1949年，他曾三下南沙，四次往来西沙群岛，最后又驻守西沙。他所题刻的“南海屏藩——海军收复西沙群岛纪念碑”至今还屹立在西沙群岛的永兴岛上。
从那以后，从我父亲口中，以及父亲收到的老同学的信件中，陆陆续续知道了一些名字：罗柳溪、卢东阁、郑兆沣、郭秉衡、吴方瑞、邹坚、熊德树……其中的许多人，在“文革”结束后都来过我家，父亲在“文革”后的最初几年，也去过上海几次，与他的老同学相聚。
1994年，诺曼底战役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初夏的一天，父亲打电话给我，说杭州电视台得知他曾参加过诺曼底战役，要邀请他去电视台的演播室，进行电视采访。我当时觉得很奇怪，参加诺曼底战役对于父亲来说，只是他的民国海军经历中的一部分，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在和我们谈起往事时，从未刻意地提及此事。除了父亲和他的老同学本人，以及他们的家属之外，几乎没有人知道，在中国的海军史上还有这么一些有着特殊经历的人。而杭州电视台怎么会知道父亲参加过诺曼底战役的这段经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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