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四益集》是《中国杂文》系列丛书之一，收录的是我国著名杂文作家陈四益近些年来的优秀随笔杂文。面对历史上的那些人和事儿及当下的社会现象，作者都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生命体验，作了深刻的剖析，见解深刻，启人才智，让人品尝到历史深处的隽永况味。

《陈四益集》收录了作者陈四益近些年来的优秀随笔杂文。这里有最酣畅的文字、最勇敢的呐喊、最精粹的传承、最真挚的情感、最冷静的思考、最清醒的坚持……在这个纷扰多变的年代，我们选择读书悟道，寻找精神安顿之所。

《陈四益集》中的这些文章有事实、有根据、有分析、有理论、有文采，是非常优秀的杂文。

读经难

从美刺到扯淡

女人的“妒”

不焚之焚

站着读与跪着读

观剧杂咏

皇上的事难办

臣与狗

读剧小札

“帽子”臆说

《逆臣录》

千古艰难唯一死

《贺新郎》的记忆

《水浒》气

历史上的酷刑

同罪说

应付批斗

玩儿圣人

政治家与文学家

“精神保姆”

什么都要

读史难

“特别”救灾

读《四库全书》档案琐记

浅说时尚

孔子标准像

天下有道

书之厄

老故事

闲读录（二则）

关于“扯淡”

想起了胡绳

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

失态

颜色的借用

读经难

空下来，喜欢读几部旧书，其中不免也有些称作“经”的东西。读了“经”，才知道读“经”之难，也由此想到，一部书成了“经”。无论对于作者抑或读者，真不知是幸事还是不幸。

按说，书而称“经”，足可见时人的推重。然而推重，也正可能隐伏着杀机。

孔夫子教学生时，《诗》和《书》都不曾叫什么“经”。《诗》不过是当时流传的或流传过的民间诗与文人诗的结集，同今天的《新诗选》之类并无二致。《书》也不过是些历史档案材料罢了。可是到了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结果，使儒家使用过的几本教材声价百倍。《诗》、《书》、《易》、《礼》、《春秋》都成了“经”。《诗》叫《诗经》、《书》叫《书经》。尊崇得无以复加，也便因此种下了读“经”难的祸根。

祸根之一是注家蜂起，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就说《诗》罢，起初也就是各地的一些流行歌曲或祭祀时的颂歌，内容并不深奥。后来在朝聘盟会之际，政界人士常常要赋诗明志，断章取义地弓I用一些诗句来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你来讨救兵，我答应你的要求，便赋一首《无衣》，表示愿意“与子同仇”；你表现无礼，我就赋一篇《硕鼠》，讽刺你“人而无仪”。这就像今天有外宾来，主人引用孔子“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以表欢迎之忱那样，也没有什么难懂之处。到孔子授诗的时代，朝聘盟会都不大举行了，《诗》作为一种教材，不过让学生通过它来认识社会生活和增长知识，即所谓“兴观群怨”、“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那时读《诗》，大概也不会碰到太多的麻烦。及至《诗》成了“经”，解说、注释的人就多起来了。汉初讲《诗》的有四派，虽然后来只剩下了大小毛公的《毛诗》，但又有了郑玄的“笺”，又有了唐代孔颖达的“正义”，又有了以后的种种，直弄到汗牛充栋。许多东西名为注经，实际上是以经注我，使自己的观点附经以行。因此，读经的人，反倒常常被这些解说、注释，弄得如堕五里雾中。《关雎》一篇，不过是男女相悦之辞，并没有什么玄奥之旨，可横一注、竖一注，从中注出了“后妃之德”，而且点名道姓说“窈窕淑女”就是文王之妃大姒。这样，那个“寤寐思服”的“君子”自然就是周文王了。想老婆想得失眠，在床上“辗转反侧”，那形象倒很像《西厢记》里的张君瑞“几千遍捣枕槌床”了，想想也叫人发噱。难怪汤显祖要在《牡丹亭》里写一出“闺垫”，叫一个毫无学究气的女孩子春香把那死啃经注的腐儒陈最良戏弄一通了。

其他如“六义”之说、“美刺”之说，也大抵是注经弄出的花样，传播既久，多数人倒反以为经义本来如此，其影响甚至超过了经文本身。

祸根之二，是伪作纷纭，弄得真假莫辨。作为历史档案材料的《书》，到了汉代，因为档案散佚，所存无几，于是物以稀为贵，编辑起来，成了《尚书》或称“书经”。此后，又有“今文尚书”与“古文尚书”之争，各家自命正统，争得不亦乐乎。其实也不过是借经文作幌子，争自己的名势与禄位。孰真孰假，搅得如一盆浆糊。到了三国末年，又有王肃伪作《尚书》的孔传。因为王肃是晋武帝的外祖父，他作的假，谁也不敢吭声，于是以假充真，混了近一千年，直到清代才由学者们辨明其伪。在这之前，读者是免不了被这假货搞昏头的。

读经之难，当然还有其他因素——如因为捧得至高无上，谁也不敢有所怀疑，从而束缚了人们的思想等等——但仅此二端，也够叫人头痛的了。至于那些“经”的作者，对此会有什么看法，因为他们都已物故，再不会知道，所以只得听任那些自命正统的注家们胡调。

有没有办法来医治一下读经头痛症呢？法子也有，一是撇开那些经义的说教，自己放出眼光去读原著，看看“真经”究竟说的什么；二是对经文，也不必自贬身价，跪着去读，总带着那种诚惶诚恐的心理，而要拿出胆识来发明其精义、评断其是非、决定其弃取。这样，我们或可摆脱那些劳什子经注的纠缠。不被它牵到“八阵图”中乱转。

经注中也有好货色。《水经》如果没有郦道元的注，只怕决不会有今天的声价。当然，那不是圣贤之书。

【选自陈四益著《乱翻书>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

P1-4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陈四益

怎么会写起杂文来的？说不上。也许因为初中时就爱读鲁迅吧。

郭沫若的诗热烈但觉空洞，朱自清的散文优雅但过于沉静，梁实秋的文字有点做作，林语堂的小说离我太远，唯有鲁迅的作品，让我激动，促我思索，即便似懂非懂，也能感觉到他的锋利、深刻、隽永、余味无穷。

开始学着写杂文是在“文革”之前。因为涉世未深，许多事看不明白，所作杂文，跟风多，识见少。真正把杂文当作写作的爱好和一种责任，是在改革开放之世。经过了一场“文革”，经历了斗人、挨斗、希望、失望、受骗、醒悟，终于觉得这世界离开理想实在太远。我们建设的并不是我们希望的，我们曾经以为是千真万确的，其实离开真理甚远。回头再读鲁迅，那一代人梦寐以求的，恐怕仍是今天需要争取的。

现在有些人以否定“五四”、批判鲁迅来显示高明。“五四”时期那一代思想先驱反对读经，是因为他们读过经，深知读经的弊端。“五四”那一代思想先驱大呼民主、科学，因为他们深知专制、迷信之害。今天不分好歹大颂古老文明的，是因为深中专制、迷信之毒。鲁迅一辈人，也有失错，也有偏激，也有误信，但大致的方向不曾错。后来我们建立的并非我们理想的，是因为迷失了这个方向，以新的包装承注了老的酿造。

在中国，文字的力量，尤其是一介平民的文字，是微乎其微的，有时甚至激不起一丝涟漪。但这一个人的独语如果能够引起几个人的认同，至少也把一种思索放大了几倍。发出这样独语的人多了，个人的思索就可以成为社会的话题。就这样，一发而不可收，至今已近三十来年。我像一个游医在社会的密林中巡走，不断挑剔着这社会的弊病。有人问我，难道你眼中只有弊病么？当然不是。如果一个社会都是弊端，早就无法存在了。但是我们这个社会，从古到今多的是颂歌。唱颂歌的一向生活得十分滋润，因为他投合了在上者的心意，而挑剔弊端的则多半结局凄凉。不过最后历史证明的是一代代无尽的颂歌终于葬送了一个个王朝，而人们还能记起的，倒是那些对阙失的批评和对黑暗的揭露。今天据说已经是民主的时代，但千百年的因袭，许多人依旧善于迎合，避谈缺失。颂歌已经太多，何不做个挑剔的公民，尽一些社会的责任呢？总要有人来做这些未必讨人喜欢的事吧。就这样，写起了杂文，到现在，大概总在百万字以上了。

我的追求，大致有三：

一是力求有比较广博的见闻。二是力求有比较深入的思考。三是力求较有文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