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田信编著的《海与帝国（明清时代）（精）》生动地展示了海洋历史和明清时代五百年的历史，将明清这一对跨越中世到近世直到近代急剧变化的时代进行了严谨而深入浅出的阐述。过往不论中外，主流的看法都是：明清时期（鸦片战争以前）是一个停滞的时期；明清中国都被视为一个“闭关自守”的时期，一个与海洋无缘的时期。在最近二三十年，国际学界对以上说法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提出明清中国经济有很大发展，社会、文化等也经历着深刻的变化，中国和外界的联系远比以前加强，从而在国际贸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角色。本书在这些重大问题上，采纳了国际学界的新见解，因此就史观而言，很有新意。

上田信编著的《海与帝国（明清时代）（精）》讲述了：【明帝国】：明朝是一个对蒙古帝国持否定态度继承的汉族王朝。始祖朱元璋设计出一套不使用白银（白银曾支撑起元朝的经济）的实物经济体系，完善军事、财政，确立了皇帝独裁体制。在第三代皇帝朱棣（永乐帝）执政时期，通过派遣宦官郑和远征南海等行动，扬威海外，但苦于外寇、倭寇和财政困难，最终于1644年李自成起义走向灭亡。

【清帝国】：清朝是一个对蒙占帝国持肯定态度继承的满族帝同。太宗皇太极以获得明朝流传下来的玉玺为契机，把太祖努尔哈赤创建的地方政权发展为“大清”帝国。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出现了被称为康乾盛世的黄金时代，在对外政策、内治、学术等各个方面都创造出辉煌的业绩。但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爆发后，以此为肇因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海与帝国（明清时代）（精）》是一本中国历史类书籍。

序言 被海洋环绕的两大

第一章　事情的时间、空间

 海与交易

 东欧亚空间

 向欧亚舞台的跳跃

第二章　明朝的成立——十四世纪 I

 元朝的弱点

 乞丐与富商

 私塾里的先生们

 礼之帝国

第三章　海陆相克——十四世纪 II

 历史的分水岭——十四世纪

 帝国的变化

 帝国与移民传说

第四章　海与陆的交易者——十五世纪

 从马和到郑和

 浮在海上的帝国

 苏木围绕的海世界

 盐支撑下的帝国

第五章　商业的时代——十六世纪I

 新安商人的关系网

 中国的海商与日本

 冒险商人与传教士

第六章　社会秩序的变容——十六世纪II

 地域社会的形成

 士农工商的瓦解

 从海禁到互市

第七章　王朝交替——十七世纪

 自取灭亡之明朝那些事

 毛皮与帝国

 海域世界的末日

 与异文化的接触

第八章　产业时代——十八世纪I

 盛世时代

 商人与产业

 互市体系的开展

第九章　传统中国的形成——十八世纪II

 皇帝与帝国

 官员与行政

 货币与粮食

第十章 环球中的中国——十九世纪

 南海海盗

 鸦片与军舰

 蜕变的社会

尾声 妈祖与明清的历史

中文版后记

附录

第一章事情的时间、空问

海与交易

在人的各种行为中，再没有比渡海更具有

人类特质的了。因为我们作为一种陆地生物出现在这个地球上，由于拥有坚强的意志和无穷的智慧才能渡过大海。而且意志与智慧可以说是“人’这一生物的特征。

人究竟为什么想要渡海呢？在人类的原始时期，有一群人试图往海的另一方寻找新的天地。这个记忆让人们产生了一种信仰，认为在海的彼岸有一个理想的世界。在这种宗教式热情的带动下，涌现出不少出海的人。而驱使大量的人去航海的最大动机是交易。在讲述海与帝国的历史之前，首先对交易这种行为阐述一下我的基本看法。

在这个地球上，为了适应各种各样的生态环境，孕育出多种多样的文化，创造出各式各样的物产。为了相互补充各自地区所没有的东西，从古代起就盛行跨越广阔的地理空间交换物资。

“人”以外的野生动物在自己生息的环境中获得所需要的东西。动物的排泄物、尸体，在它的生态环境圈中或者成为其他动物的食饵，或者分解为微生物。物质在这个生态环境中循环。动物无法脱离这个生态环境圈。唯独“人’才能够从不同的地方搬运物资进行消费。本书中将这种跨越了生态环境圈的物资的互换称为“交易”。

在今天这种大规模的交易开始之前，“人”基本上都是在自己生活的生态环境中生存的，为适应各自的生态环境而创造出自己独特的文化。自己居住的土地上所没有的，或者说相较于需求较稀少的物品成为当地文化中的宝贝。拥有宝贝的人受到没有宝贝人的艳羡，某些情况下还会成为受尊敬的对象。宝贝甚至还成为权威的象征。在经济学中将宝贝称之为“财富”或者是“财产”，但是什么东西成为财富、财产则完全取决于文化因素。

在当地生态环境以外的宝贝，有两种来历。一种是怀有特殊技能的人从地里挖出的宝石、金子、银子等稀缺矿产。另一种是类似于香木、香辛料、绢织品、陶瓷器这种只能在某个特定产地才能制造出来的从远方运来的特产。能够成为宝贝的物资必须满足稀缺性这一条件，同时还必须满足是由特定生产地、通过特殊技能创造出来的这两个条件。渡海而来的物产，依靠拥有航海技术的人从遥远的地方运过来，可以说完全具备了成为宝贝的资格。也正因如此，自古以来在世界各地都流传着一次航海造就万贯家财的商人的传说。

在不同的文化中对这些宝贝进行交换其

实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比方说，要把热带岛屿中生产出来的香木与温带农耕地区生产出来的绢进行交换，会怎么样呢？我们或许会认为只要标示出一根香木的价格，然后寻求同等价值的绢就可以了。但是，用统一的价格评估香木与绢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东西，这种方法是在明朝，也就是本书所考察的那个时期才确立起来的。那么在尚未出现用价格来衡量、表示物品价值的时代中，交换究竟是如何进行的呢？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武力袭击对方来抢夺值钱的东西。或者也可以把海盗袭击沿海地区，掠走物品和人质的行为看做交易的一种类型。自古以来，经常会发生游牧民族抢夺农耕地区的物资、掠走通晓生产技术人员的事情。这也是一种跨越生态环境圈物资移动的现象，因此按照本书的定义，也可以涵盖在交易的范畴之内。

也有一种交易方法叫做“互酬”。这种方法是，交换双方，即在不同生态环境孕育的不同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人，在相互都满意的量上取得一致然后进行交换的方法。沉默交易可以说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习惯做法。古时候有个希罗多德，在他的著作

《历史》中介绍了利比亚人所进行的沉默交易的情况。中国古代也有相同的习惯——著名的“鬼市”。

也就是在某种不同生态环境相互接触的特殊空间内，属一方文化的人将想要交换的物品放下后离开，另一文化中的人出来放下与之相称的交换物然后离开。

但是通过掠夺、互酬这种方法很难稳定地获得大量物资。在掠夺的地方抢到的并不一定有自己所需要的；通过互酬交换来的物品的量，受限于最低需求。也就是说对方若对自己带来的东西不感兴趣，交易将不成立。

比掠夺、互酬更先进的方法是纳贡。以军事武力或者社会权威为背景，令对方顺服，定期缴纳固定的物资。纳贡制度化以后形成的是被称为“集中一再分配”的方法。用政治的权力通过征税的方法从各级统治者手中筹备物资，集中后根据最高统治者的裁量重新分配到需要物资的地方。

纳贡与“集中一再分配”这两种方法的基础在于政治权力使交易制度化。交易必须敏锐地应对政治权力关系的变化。交易所依附的多个当事人的行为体系，是被称作“市场”的东西。在那里各种各样的商品由非特定的多个当事人按竞争原理进行交换。竞争发挥作用的条件是交易所需要的信息要得以公开。P19－22

推荐序

多年前，我在厦门大学从傅衣凌先生攻读明清社会经济史。衣凌师十分重视海外贸易史，在他的影响之下，海外贸易也成为厦大明清史的特色之一。同时，厦大所在的厦门是一个美丽的海滨城市，从宋代以来一直是一个活跃的海外贸易中心。在这里学习明清史，对海外贸易也自是别有一种感受。毕业离开厦门后，我主要从事江南经济史研究，在研究中也一直关注海外贸易对江南经济的影响。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史学的主要功能是为统治者提供治国安邦的经验借鉴（即“资治”之“通鉴”）。由于被赋予了这样一种令人敬畏的政治含义，史学也就成了一门与普通民众无缘的学问。对于大众来说，演义、故事、戏剧等通俗文学读物，成了历史知识的主要来源。从这些来源获得的历史知识当然问题不少，从而导致了大众对历史的误解。到了乾嘉时代，史学开始向着成为一门独立学问的方向发展。到1930年代，专业化的史学更达到了高峰。然而一旦成为专门化的学问，就不免进入象牙塔里。1950年以后，史学日益教条化、八股化。改革开放后，史学得以复兴，同时大众也渴求对祖国的历史有更多更好的了解。但是象牙塔内的东西，大众依然难以窥见，他们历史知识的主要来源仍旧是通俗文学乃至电影、电视剧。这种情况对历史学家提出了迫切的要求，要求历史学家尽可能多地提供容易读懂又能提供正确知识的史学成果，来满足大众对历史知识的渴求。

明清两朝因为距离今日较近，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实际上只能算作“近代史”，因此在海外中国史研究中，明清时期大多被划到“近代史”中，往往被称为“近代早期”。由于更加接近今天，因此明清史留给我们的遗产（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相对于其他朝代来说更为丰富。大众对中国历史知识的渴求，也以明清史为甚。只要随便看看今天充斥书店和银屏的明清历史故事和影视剧，就可看到这一点。

但是，写一部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明清史读物，难度也比写其他朝代历史的读物更大。其原因虽然很多，但是最主要的是以下两个：

第一，应当从什么样的角度来看明清史？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1．明清中国是一个停滞的国家吗？

从黑格尔以来，西方主流学术把明清中国看成是一个停滞的国家。赫尔德（JohannGettfriedHerder，1744－－1803）形象地说：“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画有象形文字，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它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就如冬眠的动物一般。”他们的看法对后代有巨大的影响，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费正清提出了“冲击一回应”理论，才认为中国的社会经济在近代发生了很大变化。不过这主要是中国受到外力“冲击”后作出的“回应”。没有这个“冲击”，中国依然停滞。越南战争后，西方学界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但主流看法还是这种“冲击一回应”论。

在我国，1949年以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体系。这种史学体系虽然在政治观点与学术取向方面与西方史学有巨大差异，但是在对于过去几百年中国经济状况的整体看法上，却和西方主流观点颇为一致，即认为“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是一个没落和停滞的时期”。到了鸦片战争后，在西方的冲击下，中国社会经济才出现了重大的变化。一些学者对上述看法提出质疑，提出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但是这种“萌芽”不仅十分微弱，而且后来中断了，并未对中国社会经济带来很大影响。

因此，不论中外，主流的看法都是：明清时期（鸦片战争以前）是一个停滞的时期。

2．明清中国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吗？

这种说法也源自黑格尔。他说：停滞不前，没有变化，是中国的宿命，这种宿命部分地取决于地理因素：“亚洲东部的广大土地偏离了历史的普遍进程。”他进而强调：中国缺乏欧洲人开拓海洋的巨大勇气，而在自己广袤的土地上自我陶醉于农业社会的节律。土地所代表的只是“永无止境的依赖性”，而海洋却引领着人们“超越这些思想与行动的有限范围……海洋的无限伸展超脱了大地的制约，然而这正是亚细亚国家的宏伟政治组织所欠缺的，纵使他们本身同样以海为邻，中国即是一例。对亚洲国家而言，海只不过是大地的尽头、中断，他们与海并没有积极的关系”。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理论，并进一步发展了赫尔德的“木乃伊”论，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封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这种明清中国“封闭”论的看法深刻地影响了以后的多代学者（包括中国学者），并已成为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共识”：中国一向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鸦片战争一声炮响，才把中国带进了世界。这种明清中国“闭关自守”论，也成为中国历史教科书上的标准说法。甚至到20世纪后期，以曾经风靡全国的央视电视剧《河殇》为代表，大多数中国人还是认为明清中国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因此中国人需要对中国传统的“黄土文明”进行反思和批判，引入西方的“蓝色文明”（即“海洋文明”）。

因此，也不论中外，明清中国都被视为一个“闭关自守”的时期，一个与海洋无缘的时期。

在最近二三十年，国际学界对以上说法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提出明清中国经济有很大发展，社会、文化等也经历着深刻的变化，中国和外界的联系远比以前加强，从而在国际贸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角色。本书在这些重大问题上，采纳了国际学界的新见解，因此就史观而言，是很有新意的。  第二，应当如何来写普及读物？要回答这个问题，也必须回到以下两个问题：

1．这本普及读物应当包括哪些内容？

以往有一些关于中国史的普及读物如各种史话、史学讲坛、通俗史学等，其中有些写得也很不错。但是比较而言，关于明清史的普及读物却比较少，已有的大多是偏于某一方面，如政治史、文化史、思想史、社会史、经济史等。其原因，我想主要是因为明清史料异常丰富，除了少数通儒大家外，大多数学者皓首穷经，也只能在一个领域中有所建树，在自己领域之外，则知之有限。为慎重起见，许多学者也不愿多谈自己领域之外的话题。

熊彼特说：经济史“只是通史的一部分，只是为了说明而把它从其余的部分分离出来”。其他“专门史”也同样如此。但是历史本身是一个整体，不能将其分割为各种板块，孤立地看历史。因此，尽管在研究方面需要专业化，但是在向大众提供历史知识方面却必须破除这种学科藩篱，超越以往专题细分化、时段切割化研究的做法，把各种历史事件和现象放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多面联系之中，才能看到其丰富的内容，对历史有一个全面的了解。然而，要这样做，就将迫使历史学家们去阅读自己领域之外的大量研究成果，然后进行筛选和综合。因此，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

2．这本普及读物应当用什么表达方式？

通俗读物的写作方式与专业论著的写作方式截然不同。对于大众来说，普及历史读物必须使用他们喜闻乐见的通俗文字（当然也不是媚俗文字）。写通俗读物之所以困难，一个原因就在于此。但是，既然要向大众提供他们所愿意读而且也读得懂的历史读物，就必须依照通俗读物的写作方式去写。这一点，对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是一种挑战。

本书把明清中国史的各个方面的重要变化都纳入了书中，并且用通俗易懂的文字进行表述，同时配以多种插图，使得一般大众可以获得丰富全面的知识。

总而言之，本书作者在以上各个方面都做了出色的工作，使得本书成为一部成功之作，达到了向社会大众提供关于明清史的全面和正确的知识的目标，正如本书简介所言那样，生动地展示了海洋历史和明清时代五百年的历史，试图将明清这一对跨越中世到近世直到近代急剧变化的时代进行了阐述。

此外，我还要说的是，本书的成功，也与以下三点有关：

第一，在向社会大众提供历史知识方面，日本学界有很好的传统。我少年时代最喜欢读的书中，就有和田清先生写的通俗历史读物《中国史概说》和《东洋史》，这两本书与当时学校里那种扼杀学生对中国历史的兴趣的八股化教科书完全不同，激发了我对中国史的兴趣。本书作者继承了这种传统，这是本书得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从学术来看，中国人和外国人写的中国史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外国人写中国史，看问题的角度自然与中国人有所不同。这种不同，从一个方面来说，为中国人提供了另外一种视角来看待自己的历史。俗话说，距离产生美感。事实上，距离有时也会产生客观，因为本国人研究本国史，有时会如苏东坡所言“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本书作者从庐山之外来看中国史，并且特别表现出了一种海洋史（亦即全球史）的视野，这对中国读者来说是很有启发的。

第三，本书作者上田信教授，早年毕业于东京大学，1983—1985年曾在我国南京大学留学，1989年以来在日本立教大学任教。我虽然尚未有幸与他相识，但是从他的著作里，我知道他是一位十分用功的学者，不仅在明清史研究方面，而且在东亚的生态环境史研究方面，都做了很好的研究。本书的写作，是以他多年来对中国史和东亚史的研究为基础的。这里还要指出的是，上田信教授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日本学者，他是第一位将二战时期日军在中国进行细菌战的重大史实载入教科书的学者。2001年，他作为专家证人出庭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为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原告诉讼团作证。由于这种基于客观事实的正义感，他写下的中国历史自然是比较公正可信的。

我认为，正是由于有以上各种因素为基础，本书才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功。

最后，我对本书中文版的出版深表祝贺！

李伯重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2012年4月20日

中文版后记

现在这篇文章是在沈阳写的。因为我无论如何都想在这块土地上写下这些东西。

原因有两个。第一，这里是1625年努尔哈赤决定迁都、把后金首都迁移过来的地方。1634年皇太极又把这里改称为盛京。第二，这里是1931年9月18日揭开十五年日中战争序幕的地方。

本书追溯了明清两个时代，从14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之间五百年的历史。近些年，日本的史学界通过伊朗等地的材料，对蒙古帝国的评价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在中国或者是欧洲史料中所看到的破坏者的形象已经荡然无存，通过伊朗等地的资料勾勒出来的是其引导欧亚大陆整体贸易繁荣、作为开创者的形象。我也继承了这一观点，试图从“大海”这个舞台揭示出自蒙古帝国以来东欧亚历史的展开。

我所要表达的观点是，明清这两个王朝不是传统的中华帝国，而是在蒙古帝国开拓的欧亚世界这一空间中诞生的世界帝国。这两个王朝的历史性本质不同于宋代以前中国的历代王朝。如果从西往东列举，拥有与之相同本质的王朝有帖木儿帝国、奥斯曼帝国、沙俄帝国和莫卧儿帝国。明朝虽然从蒙古继承了许多遗产，但表面上依然装扮成传统中华帝国的模样，但是清朝已经表现出其作为世界帝国的基因（DNA）。

大政殿和十王亭位于沈阳故宫的中枢，它们的格局分配与传统的中国宫殿迥然不同。正八角形的大政殿，其形状会让人联想到蒙古包。其前面的十王亭如实地表现了后金和清政权在人关以前作为八旗联合体的特点。站在皇太极和皇后的正寝宫清宁宫，现在依然会生出一种错觉，好似耳边还在回荡着属于通古斯族系的满族所信奉的萨满太鼓的声音。清朝从这块土地上兴起，并统一了全中国。虽然它在学习儒教的原理，但它的文化却来源于蒙古族和通古斯族两种，既皈依从蒙古族继承而来的藏传佛教，又在统治新疆的过程中保护伊斯兰，是一个具有超强包容力的王朝。

与明、清的世界帝国相对的是海域亚洲世界。蒙古帝国垮台后，日本人、中国人、琉球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进入到这个世界，展开了积极的交易活动。可以说大陆亚洲世界面临着两个变化：一是海域亚洲世界与之划清界限开始单独行动；二是出现了日本这一势力开始登上东欧亚的舞台。

读过明代的史料以后，会清楚地知道当时日本被看做是行动无法预测的危险因素。16世纪末明朝万历年间，战祸终于以“朝鲜战争”的形式爆发。清朝以后，日本与中国之间采取不直接保持关系的政策，因而避免了发生政治上的冲突。不过到19世纪末清朝光绪年问，又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朝鲜战争”。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建在被关东军炸掉的柳条湖路段，那里展览着从甲午中日战争到1945年日本战败的内容。当我伸头想去看那里摆放着的照片和战争遗物的时候，有几位游客指着我小声说“是日本人’。就在这种令人不舒服的气氛中，我更加确信自己作为一名历史研究者所要发挥的作用就是上溯明代，在宏大的世界范畴中考察日本和中国的关系，以努力减轻两者之间的不信任感。

我个人开始关注中国的起点可以追溯到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当时我还是一名高中三年级的学生。当我在电视上看到黄色星旗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的土地上飘扬，北越的战车闯入南越总统官邸时，我感到今后将不再是欧美的时代而是亚洲的时代。所以当我进入东京大学后，把唯一一门可以选择的东亚语言汉语选作自己的第二外语。当时东京大学的中文班也处于“文革”的影响下。初级中文的课外读物是毛泽东的寓言《愚公移山》，大学二年级中文教师选择的读本是毛泽东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但是，在我还是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即1976年9月，毛泽东已经去世，之后开始了对“四人帮”的审判。我的中国观可以说是在与急剧变化的中国的对视中形成的。

1983年9月，我作为高级进修生到南京大学留学。前一年，发生了教科书问题。日本文部省在教科书的审定中，对亚洲太平洋战争的表述做了一些修改，比如把“侵略”改成“进入”等。因此，亚洲掀起—股反日之风。继教科书问题之后不久我就在南京大屠杀的现场生活，这段经历也成为我另外一个原点。留学伊始，大家还把我当客人对待，但日子久了当我可以用中文对话以后，曾多次被问到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在南京留学的两年，正是中国向今天的高度经济增长而起飞的阶段。刚来留学的时候，如果没有粮票和布票就没法在街上买东西。但当我1985年回国的时候，马路上个体经营的商店已经鳞次栉比。自那以后我几乎每年都要来中国看看，每次都会被中国的急剧变化而震惊。与此同时，心里也生出一些寂寞：过去慢悠悠的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过去，我曾经担心中国的生态环境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日益恶化，所以出版了一系列从历史学角度写的书：《森林和绿色的中国史》（目前中文版的出版正在准备中）、《虎论中国史》（韩国已经翻译出版）、《风水名义下的环境学》、《大河失调》等。此外，我还在《鼠疫与村庄》这本书中，回答了自己在南京留学时候就一直思考的自己的战争责任问题，选取的研究对象是深受73l部队细菌战所害的村庄。所有这些都是以单一主题为内容的著作。与此不同，本书讲述的是通史，重压之下，写作过程中我曾有过要崩溃的感觉。在进行这项二作的过程中，对于两个国家的活动，我逐渐不再限于日中关系的框架中去思考，而开始尝试把它们放在东欧亚这一更广阔的舞台上去考察。

我与中国的交往，迄今已经有超过三十年的经历了。如果我这个渺小的日本人的工作，能够通过中文版的发行，给中国读者带来一点点知识上的启发，那将令人感到无比的高兴。

上田信

2011年3月12日于沈阳

耳边正在播放日本在此次地震和海啸中遭受灾害的相关报道

本书作者在诸多方面都做了出色的工作，使得本书成为一部成功之作，达到了向社会大众提供关于明清史的全面和正确的知识的目标，正如本书简介所言那样，生动地展示了海洋历史和明清时代五百年的历史，试图将明清这一对跨越中世到近世直到近代急剧变化的时代进行了阐述。——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伯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