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话到历史(神话时代夏王朝)(精)》讲述的是中国神话时代、夏王朝的历史。作者(宫本一夫)从一二百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东亚最早的人类、不同的石器工业传统谈起，娓娓道来。然后是一万年以来新石器时代的发展，多元农业以及陶器的发明，乃至定居社会的三种经济形态：旱作、稻作农业与狩猎采集。由自然环境到文化分区与谱系，再到大的时段划分，则颇有指点江山、纵横捭阖的大将风度。这些叙述对读者而言可能略显枯燥，似乎学术味儿重了些，但却是解读远古中国必不可少的轮廓性勾画。日后一幕幕感天动地的悲喜剧，都是在这个大的自然和文化背景下上演的，它们奠定了后世中国发展的基础。然后，作者从多个侧面对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几个大的农耕区域的社会复杂化问题进行剖析，涉及性别、血缘、家族单位、聚落防御和社会分层等多个角度，图文并茂地对古人食住行葬等日常生活进行复原。作者最后还比较了这些区域在社会进化上的相异与相似之处，一幅多元的史前中国的风俗画在考古学家的笔下栩栩如生。

《从神话到历史（神话时代夏王朝）（精）》为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中的“神话时代、夏王朝”一卷。

《中国的历史》为日本讲谈社百周年献礼之作，是日本历史学家写给大众的中国通史读本。丛书自上古到近代，内容涵盖量大，撰述者均为日本该领域的代表性学者，作品大多构思巧妙，写法轻松，观点新颖，富于洞见，但同时又吸取了近些年来的诸多学术成果，利用了最新出土的史料，是一套可读性与严肃性兼备的重磅历史佳作。

《从神话到历史（神话时代夏王朝）（精）》作者（宫本一夫）从一二百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东亚最早的人类、不同的石器工业传统谈起，娓娓道来。由自然环境到文化分区与谱系，再到大的时段划分，则颇有指点江山、纵横捭阖的大将风度。这些叙述是解读远古中国必不可少的轮廓性勾画。日后一幕幕感天动地的悲喜剧，都是在这个大的自然和文化背景下上演的，它们奠定了后世中国发展的基础。

作者的许多总括性认识如他山之石，发人深省：“我们不能用以中原为中心的单一的发展规律和战国时代以后正式成形的中华的概念或者说是中国的概念来看待其后的中国史”。“以中华文明为主干的中国史观不过是着眼于一方的区域历史”，“中国的历史并不只是农业社会的历史”。“商周文化是南方的文化轴，北方青铜器文化是北方的文化轴”，（两条文化轴的）“接触地带才是生成新的社会体系的源泉所在”。种种表述，都颇富启发意义。

译者简介

推荐序

中文版自序

前言

第一章 神话与考古学

五帝神话与区域性

三皇神活与盘古传说

《山海经》与区域的众神

冲话与考古学

第二章 中国发掘物语

中国考古学的历史

现代中国与发掘

战后日本与中国考古学界

国际联合考察与共同发掘

第三章农业的出现

人类的诞生与中国的旧石器时代

从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

粟、黍农业的开始

韬作农业的起源

东亚定居社会的三种形态

第四章 区域文化的发展

从地方志看区域

从陶器文化看区域

新石器时代的时期划分

古环境的变动

区域的文化系统

第五章 社会的组织化与阶层化

仰韶、龙山文化

大汶口、山东龙山文化

马家浜、崧泽、良渚文化

彭头山、大溪、屈家岭、石家河文化

社会进化的相异与相似

第六章 非农业地带与农业的扩散

北方的非农业地带

辽西地区

辽东地区

华北型农业的扩散

稻作农业文化的扩散

南方的非农业地带

农业地带与非农业地带

第七章 畜牧型农业社会的出现

农业社会与畜牧型农业社会

长城地区文化带的形成与青铜器

鬲社会与非鬲社会

第八章 区域间交流与社会的统合

社会威信与交流

玉器的交流

房屋构造的变迁

城址的出现与战争

第九章 牺牲与宗教祭祀

 人物像与动物像

阶层化与仪礼的出现

玉器与祭祀

牺牲与乐器

卜骨与祭祀

从祭祀、仪礼到夏、商文化

第十章 走向初期国家的曙光

二里头时代的开始

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文化

夏王朝、商王朝的纪年

夏王朝的发展

苛铜器的出现

商乇朝的出现

夏王朝、商王朝的扩大

结语

附录

译注

主要人物略传

历史关键词解说

参考文献

历史年表

三皇神话与盘古传说

《史记》的《三皇本纪》记述着比五帝时代更早的三皇神话。实际上司马迁本人编纂的《史记》之中并没有《三皇本纪》。这一段是唐代司马贞的补笔。

如司马迁自身的记述，他编纂《史记》时，选择的是确凿可靠的内容，而没有采用不确实的传说。另外，关于三皇五帝的名称，后世的儒学家们确认的结果也各有差异。西汉孔安国在《尚书》序中所述观点与东汉郑康成（即郑玄）的观点两相对立。而唐代司马贞则站在支持郑康成的立场，补写了《三皇本纪》。但是不论哪一方，都难以称得上是可靠的记录。

唐代的儒学家们其实不过是把流传于当时的三皇传说进行了整理归纳而已。另一方面，当时的人们开始关心自己的祖先以及人类的起源问题，传说的体系化也可说是这种情势下的必然产物。

据《三皇本纪》所述，三皇指伏羲、女娲和神农。伏羲和女娲被描述为蛇身人首，神农则为人身牛首，三者都不是人，而更近于神，不像五帝那样充满人性。神农即炎帝，姓姜。周代的诸侯之中，有出自姜姓的齐、许、吕等氏族。也许对于他们来说，作为氏族祖先的炎帝是必不可少的神。另外，炎帝姓姜据说是因为他曾居住于姜水之畔。姜水位于今陕西省岐山县，这说明神农也在渭河流域拥有着区域性的母胎。

然而据《五帝本纪》记载，五帝之中最初的天子黄帝因为神农的子孙缺乏德行，于是取而代之成为天子。从《史记》的结构完整性来看，有必要交代神农的来历。这应该是唐代司马贞补笔的原因所在。而神农不是人身这一点尤为有趣。司马迁不曾把这样的神话当作历史来记录。但是不论哪种记述都表明，神农和五帝都是以渭河流域至黄河中游地区为基础的华夏系神话。

另一方面，从伏羲、女娲的形象常见于汉代以后的画像石以及墓葬壁画之中的情况来看，他们作为民间信仰，在汉代之后拥有一定的地位。或许这是唐代将之记为三皇的原因。

汉代的画像石上常常刻绘有手执矩的伏羲和手执规的女娲。大多数石像中两者皆呈蛇身人首，自腰至尾相互交缠。古代传说中伏羲与女娲是一对夫妻，上述石像正是象征交媾的具象表达。

在中国西南的苗族与瑶族的传说中，伏羲与女娲氏是亲生兄妹，而后结为夫妻。这是一段关于洪水的传说。雷神发怒引发大洪水，众人皆死，唯有藏身于葫芦之中的兄妹俩得以生存，他们结为夫妻，成为人类再生的先祖。这与旧约圣经中描写的诺亚方舟的传说以及亚当夏娃的故事也略有相似。

这段传说的流传可以上溯至哪个时代尚不得而知，而汉代画像石上的形象反映这段传说，同时也说明这在当时已经流传。但是从图像学的角度来看，伏羲与女娲同时出现于最早可上溯至西汉中期的壁画。蛇身人首的伏羲与女娲相互交缠的图像则最早出现于西汉末期至东汉时期。那么，世界的初创是哪个时代的事呢？战国初期，楚国的诗人屈原在诗作《天问》中，对世界如何诞生、宇宙如何形成提出了质问，然而屈原并未得到答案。或许在当时还没有这类创世神话。

在中国，最有名的开天辟地者当属盘古，即所谓的盘古神话．．三国时代吴国的徐整著有《三五历记》，书中搜集了流传于南方少数民族之间的神话，把盘古归为开天辟地的汉族祖先。

据《三五历记》的记述，天地未开之时，宇宙一片暗黑混沌．形如一个巨大的鸡蛋。盘古就在这个巨蛋之中长大。有一天，盘古拿起斧头向着黑暗混沌砍去，巨蛋分裂，分出了天与地。盘古担心天地再度恢复混沌，就用头顶着天，脚踏着地，直立在天地之间。这样经过了不知多少年，到了终于无须再担心天地混合的时候，盘古也迎来了生命的终结。临死之时，他身体的各个部分别变成了日、月、山、川，世界就此诞生。

盘古神话从内容上来看，要早于伏羲、女娲神话，但是这些内容的记述整理是在《三五历记》写成的三国时期。就算是自古流传下来的神话，也必须考虑到它的成书处于较晚的年代。

不论是伏羲、女娲神话，还是盘古神话，在司马迁编纂的《史记》中都没有记载。可以想见这些神话是在汉代以后人们开始关注宇宙及世界诞生的问题，或者说是出于对汉族祖先赋予正统性的必要而产生的。P25－28

推荐序——许宏

您大概已注意到，这套达十卷之多的中国通史丛书，开卷的作者——日本九州大学的宫本一夫教授是位考古学家。这是本卷与其他各卷的一个显著的不同。另一个大不同是，其后九卷所叙述的历史跨度（从商代到中华民国），总计为三千多年，而本卷的内容远溯至一二百万年前，主体叙述则始于农业起源以来的距今约一万年前。

这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只有考古学家用他们的手铲，才能解读文字诞生前那悠久时代留下的无字地书，担负起“拉长”中国历史的任务，进而给我们讲出一部完整的中国史的开端——中国远古时代的故事。同时，可以显见的是，与后面其他各卷相比，考古学家的这种叙述还是粗线条的。这又引出了考古学的长处和不足的话题，也即：考古学的学科特点，决定了其以长时段的、历史与文化发展进程的宏观考察见长，而拙于对精确年代和具体历史事件的把握。

上述考古学科的特点，也大致决定了本卷的叙事风格。譬如尽管书名为《从神话到历史》，但相对晚出、后世加工痕迹明显、无从验证的神话传说在被做了深度“解剖”后以十余页的篇幅一笔带过，这显然是出于专业的严谨。作者很快就回到考古学的话语系统，从一二百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东亚最早的人类、不同的石器工业传统谈起，娓娓道来。然后是一万年以来新石器时代的发展，多元农业以及陶器的发明，乃至定居社会的三种经济形态：旱作、稻作农业与狩猎采集。由自然环境到文化分区与谱系，再到大的时段划分，则颇有指点江山、纵横捭阖的大将风度。这些叙述对读者而言可能略显枯燥，似乎学术味儿重了些，但却是解读远古中国必不可少的轮廓性勾画。日后一幕幕感天动地的悲喜剧，都是在这个大的自然和文化背景下上演的，它们奠定了后世中国发展的基础。

然后，作者从多个侧面对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几个大的农耕区域的社会复杂化问题进行剖析，涉及性别、血缘、家族单位、聚落防御和社会分层等多个角度，图文并茂地对古人食住行葬等日常生活进行复原，当然更是考古人的拿手好戏。作者最后还比较了这些区域在社会进化上的相异与相似之处，一幅多元的史前中国的风俗画在考古学家的笔下栩栩如生。

如果这些可以看作考古人写史的共同特点的话，那么作者的个性特征导致这书的若干特色更令人感兴趣。

虽然本卷主要是要交代“达成了政治上的区域统一的一元中国的出现过程”，但作者以其外国学者的独特视角，着意要“在放眼整个东亚的情况下，把中国置于广大的多元性之中来进行考察”。在上引关于东亚大陆史前时代的叙述之后，作者进而指出，正是这些农业社会中急剧的社会进化，使得中国大陆与日本列岛同时期的社会与文化产生了巨大的本质的不同。类似的比较性阐述在本卷中比比皆是。只有兼通整个东亚地区考古学文化发展的学者，才能有如此跨文化比较的宏阔视野，宫本先生正是这样一位优秀的学者。他对自己研究方向的定位是东亚考古学，其田野考古的足迹从俄罗斯远东地区直至中国大西南，研究的时间跨度则由新石器时代前期下延至铁器时代前期。

在学术信息爆炸，学术研究越来越“碎片化”的今天，已很少有考古学者能兼跨不同时段、不同区域和不同的研究领域，娴熟地驾驭众多的学术课题。宫本先生自谦地说他自己在本卷中所进行的通史性质的、网罗全域的综合研究还只是一个尝试。平心而论，这个尝试是成功的。由于教育和研究体制的差异，日本学者在“通识”上要优于中国学者，后者偏于专精而有条块分割之嫌。作为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学者，我个人的学术视阈就偏窄，因而在与包括宫本先生在内的外国学者的交往中常有自惭之感。这也反衬出这本书对中国读者的可贵。

本卷中“非农业地带与农业的扩散”和“畜牧型农业社会的出现”两章最能显现作者学术视阈的宽阔和功力的深厚。在这里，中国学者笔下或多或少、有意无意的中原中心观或东亚“大两河流域”（指黄河和长江流域）农耕区中心观不见了踪迹，作者给予“中国大陆文化谱系的两极相互接触地带”以同等的关注，指出在这里“农业以适应各自生态的形式诞生，农业地带顺应着环境变化与社会变化的阶段分别向北、向南扩散”。而在农业向北方扩散的区域之中又产生了依存于畜牧的农业社会也即“畜牧型农业社会”。“就这样，亚洲东部的水平方向的社会分支逐渐完成，即农业社会，从农业社会分支出来的畜牧型农业社会及其发展型即游牧社会。并在其周边的西伯利亚至北极、热带地区形成了狩猎采集社会”。

作者进而指出，“上述格局直至今日，包括无文字社会民众在内的地理上的社会分化，其实早在新石器时代终末期就已开始了。了解到这一点之后，相信读者对史前时代研究的重要性一定也深有感触吧。”在这里，貌似跟诸位没有什么关系的远古与我们身处的现代接轨了。其实，作为一位具有人文关怀情结的学者，宫本先生在本卷的《前言》中即已开宗明义地指出，他是期望读者借此了解“以考古学为对象的区域考察如何关系着该区域近现代史的问题”。可以说，贯通古今，构成本卷的又一大特色。

全书的后半部分是整个王朝中国诞生故事的“戏眼”。关于东亚大陆从多元到一体的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作者从区域间的交流与社会的统合，牺牲与宗教祭祀两个大的方面展开论述。最后阐明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导致早期国家的崛起。二里头文化（作者认为即夏王朝）已“形成多重性的礼制。这正可谓是商周社会的基本道德观念即‘礼乐’的开端”。而商王朝可以“定位为在东亚确立了早期国家阶段的王朝”。

关于中国早期王朝的研究，在中国和日本考古学界有一个有趣的动向。对上个世纪中国学者积极地将传世文献中的国族（王朝）、都邑等与具体的考古遗存做“对号入座”式的比附研究，日本及欧美的研究者一般抱持审慎的态度。但近年来，日本学界开始有认可夏王朝真实存在的倾向。继饭岛武次、冈村秀典教授之后，宫本一夫教授在本卷中也开始持“二里头文化即夏王朝，夏王朝确实曾经存在”的观点。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自新世纪前后，一些中国中青年学者开始反思，逐渐接受20世纪上半叶以《古史辨》为核心的反思传统，以及海外学界相对保守严谨的态度和观点，“超脱”出原有的话语系统，出现了质疑传统的“夏王朝可知论”的声音，提倡“有条件的不可知论”（即主张没有当时的有足够历史信息的文书类资料出土，不可能解决族属和王朝归属问题），形成两大话语系统并存的局面。

可以预见，关于夏王朝是否实际存在、是否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之类问题的讨论还将持续下去。但诚如宫本先生在本卷中所言，与其执著于这类问题，“不如对二里头文化是否达到了王朝所应有的社会进化水准的问题加以客观论证”。这一理念成为中外学者的共识，是令人可喜的。

在展开本卷的叙述之前，宫本先生先给读者讲了中国发掘的故事。其中既有对中国考古学史的全景式的扫描，也有他个人在中国各地参加田野考古实践的见闻和体会，可以从中了解外国学者眼中考古人的工作生活、待人接物乃至当地风土民情等，读来饶有兴味。比如看到作者提及中国人的好面子，他作为“中国通”对各地美食的评价，你可能会会心地一笑。其对外国学者在中国考古学史上业绩的评价，持论允当；他善意地指出中国当代考古的问题所在，可以作为很好的镜鉴。

他的许多总括性认识如他山之石，发人深省：“我们不能用以中原为中心的单一的发展规律和战国时代以后正式成形的中华的概念或者说是中国的概念来看待其后的中国史”。“以中华文明为主干的中国史观不过是着眼于一方的区域历史”，“中国的历史并不只是农业社会的历史”。“商周文化是南方的文化轴，北方青铜器文化是北方的文化轴”，（两条文化轴的）“接触地带才是生成新的社会体系的源泉所在”。种种表述，都颇富启发意义。

著名考古学家、英国剑桥大学教授伦福儒指出，“现在，（考古学）已成为世界各国许多人都感兴趣的一个领域。其部分原因是，它使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充分地了解本国的历史。但是，如果把注意力只集中于本国，那就是沙文主义。考古学还使我们有可能把每个国家的早期历史看作整个人类更大范围的历史的一部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身为中国人读读外国学者眼中的中国考古和中国历史，倾听一下不同的声音，不亦乐乎，不亦清醒乎？

许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2011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