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师元光所著的《管德传》是中国工程院院院士，著名飞机设计师管德的传记，作者叙述了童年，求学生涯和成长经历，以及作为一个百折不饶、碶而不舍的航空专家，为我国航空事业发展做出的的杰出贡献。本书思想性，科学性，可读性兼具，内容真实，语言朴素， 图文并茂。

管德是我国著名飞机设计师、气动弹性专业的领军人物、中国工程院院士。

20世纪50年代，在徐舜寿带引下，管德开始专攻气动弹性专业，成功地完成我国第一架亚声速喷气式教练机——歼教1的颤振计算，并在以后的实践中创建了符合国情的飞机气动弹性计算分析方法，成为中国飞机气动弹性专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管德是新中国培养的航空科技专家和管理专家。在我国第一次自行设计的歼8飞机研制中，他在解决试飞中的超声速振动问题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歼8Ⅱ飞机研制中，管德担任现场总指挥，他成功地运用系统工程方法，使研制工作提前3个月实现首飞。20世纪80年代中，他调任中国民航局任副局长，为民航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由师元光所著的《管德传》记述了管德的成长经历和为航空事业做出的贡献，可以使青年一代科技工作者更多地了解管德、学习管德。

引子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

 父亲

 母亲

 大宅院

 在家上小学、初中

 弟弟妹妹

第二章 高中时期

 北京第五中学

 初涉政治

第三章 清华大学

 解放以后的第一批大学生

 参加开国大典

 政治运动

 入团、入党

 大学毕业

第四章 航空工业局

 分配到局机关

 四局的单身宿舍

 指令检查室

 成立飞机设计室

第五章 飞机设计室

 徐舜寿主任

 设计室的大学生

 歼教1外形数据计算

 歼教1的颤振分析

 黄志千

 气动组的党小组长

 无名英雄

 “坐小桌子”的专家

 政治“颤振”中的无奈

 “东风”113

 出色的组织才能

第六章 六院一所

 航空研究院与一所

 一所的技术尖子

 颤振分析程序与试验方法研究

 摸透米格—21

 国防科委第十六专业组

第七章 歼8飞机

 单发还是双发

 “文化大革命”之初

 该坚持的还是坚持

 歼8首飞

 是磨难也是历练

 水平尾翼

 冯钟越

 心系歼8试飞

 “这个人很厉害”

 贡献与成果

 SO5架事故

 赴西德技术合作

 穿这简朴像个老工人

第八章 在磨砺中前行

 气动弹性专业的开拓者

 总体、气动力室主任

 《航空结构动力分析系统（HAJIF—Ⅱ型）》

 创造性的工作

 歼3飞机

 “7210”专业组

第九章 歼8Ⅱ

 歼8大改提上日程

 歼8Ⅱ立项

 相当于研制一架新机

 现场总指挥

 “唐管二顾”

 歼8Ⅱ首飞

 重点项目的工程验证

第十章 航空工业部

 科技局长

 严格的要求

 “自留地”里结硕果

 “向中央组织部门推荐一位优秀人才”

第十一章 中国民用航空局

 服从组织决定

 上任伊始

 “华航事件”

 民航的改革与发展

 重视飞行员的培养

 空中交通管理

 全国政协委员

第十二章 干线客机

 “沉默之海”

 MD82

 敢讲真话

 “屁股决定脑袋”

 MD90

第十三章 温馨的家

 王露瀛

 结婚

 品味幸福

 “这是一只小小的船”

 “扼住命运的咽喉”

第十四章 教书育人

 爱惜人才

 兼职教授

 博士导师

 在学生的心目中

第十五章 在事业的峰峦上

 院士

 “解决此问题要找管德”

 “我是气动弹性专业的工程师”

尾声：立德、立功、立言

编后语

管德的父亲姓尹，名凤鸣(1890—1964)，享年74岁。

坊间流传的一份《民国职官年表》中，将尹凤鸣写为合肥人，网上流传的资料也有写为河南开封人，这都不准确，尹凤鸣的祖籍为江西。

尹凤鸣属清末留日武备生。

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中国的知识分子看到了日本向西方学习，经过明治维新后，国富兵强，因而主张效法日本。与此同时，清政府实行清末新政。为培养新政人才，吸取日本新政经验，也大力提倡、鼓励官费、自费并举赴日留学的政策。1905—1906年，中国人留学日本达到高潮。由于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和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等因素影响，留日学生人数猛增到8000多人。

中国学生留学日本学习武备始于1898年。凡到日本学习陆军的中国留学生，须先人有军官摇篮之称的成城学校。该校创办于1900年，1903年改名东京振武学堂。中国学生进该校接受预备教育的时间为16个月，之后分配到陆军连队(团)，以“士官候补生”的身份接受一年的正式教育，然后进人陆军士官学校接受一年的后期教育，修毕士官课程，再人连队任“见习士官”半年，最后取得士官资格，以“少尉资格录用”。

尹凤鸣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注1)第八期(1909年12月一1911年5月)毕业生。从日本回国后，尹凤鸣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简称保定军校)任教官。1925年3月13日，在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14年以后，他被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授予陆军少将。(资料见辛亥革命网站)

保定军校是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上成立最早、规模最大、学制最正规的军事学府，创建于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停办于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是在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引进东西方先进军事技术和军事教育体制、编练新军的基础上创办的。1912—1923年期间，保定军校共办9期，毕业生有6300余人，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黄埔军校教官。在北洋政府、国民党及中国共产党阵营都有保定军校毕业学生。短短11年的9期毕业生中培养了后来成长为少将以上的将军达1700余名，其中不乏曾经在中国近代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管德记得父亲生前对他讲过，在保定军校当教官时，白崇禧、唐生智等都是他的学生。

由于“校内失和、战乱频仍、经费不足和军阀对军校施加消极影响”等具体原因，保定军校停办了。在那以后，尹凤鸣转入东北军张作霖麾下。他之所以到东北，显然与同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八期毕业的杨宇霆(步科)(注2)、于珍(步科)有关。当时这些人都为张作霖重用。杨宇霆历任奉军参谋长、东北陆军训练总监、东三省兵工厂总办、奉军第三和第四军团司令、江苏军务督办、安国军参谋总长；于珍历任奉天陆军补习学堂监督、陆军第二十九师参谋长、黑龙江督军署参谋长、奉军第八军副军长、东北陆军第十师师长、第十军军长等职。尹凤鸣去后，在东北军司令部任军务处处长，这应该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职务。

据记载，1925年3月13日，尹凤鸣被任为北洋政府陆军部参事。

1928年2月，蒋介石主持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全面改变了孙中山的革命政策，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沈阳皇姑屯东站三洞桥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同年10月，蒋介石任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改组国民政府，实行“以党治国”的训政。同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正式“易帜”，将原北京政府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改为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宣布拥护国民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1929年1月10日，杨宇霆与黑龙江省省长常荫槐在帅府会客厅东大厅(老虎厅)被张学良事先安排好的警务处长高纪毅、副官谭海等枪杀。

管德曾经说到这一历史公案：

张学良杀杨、常等人，并没有先宣布什么罪状。

杨宇霆这些张作霖时期的“老臣”，历来看不起张学良，

这应该是他们被杀的原因。

——管德访谈(2012年5月)

除了以上管德所说的原因和其他一些复杂的政治因素外，杨宇霆的脾气秉性和处事风格应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1925年9月中旬，杨宇霆作为江苏军务督办进入南京，尹凤鸣是作为他的军务处处长随行。有一部《张宗昌全传》(苏全有著)中写到一个情节：“陈调元(时任江苏帮办兼江苏第四师师长)向张作霖献媚，愿把他的军队编人东北军，由南京来电请领编人东北军的番号。杨宇霆气量狭小，竞用张作霖名义复电批驳陈的要求，使陈扫兴。陈调元又来电请领军用乘车证，军务处拟好复电准予发给，称呼陈为‘帮办’，杨宇霆用笔把‘帮办’两字勾去，改称‘师长’。军务处处长尹凤鸣说：‘陈是帮办。’杨宇霆说：‘你不必管，什么帮办。’这又使陈不快。”

P9-11

在管德同志80华诞，也是他从事航空事业60周年之际，中航工业科技委和601所为他编写了这本传记，这是很有意义的事。

管德同志一向谦虚，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在自己所从事的学术专业领域静下心来默默耕耘，不求名、不求利，从不张扬，所以他的事迹很少有人知道。但他为我国航空科研和飞机设计事业做出的贡献和取得的业绩，应该为我们的青年一代科学工作者所了解，他为航空事业的奉献精神以及他的为人和品德，非常值得每一个人学习，也是我们当前建设创新型国家所必需的。

我同管德同志共事了30年，交往了60年，在与编写组同志交谈的过程中，我回忆了与管德同志交往的经历和情谊。编写组邀我为传记作序，自忖笔拙，怕写不好，但为了让年轻同志更多一些了解管德——这位新中国自己培养造就的科学技术专家的成长历程，所以还是勉力而为，写就此序。

我同管德同志共事始于1956年冬，当时正是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航空工业也要从仿制走向自行设计的时期。1956年8月，按照上级决定，在沈阳112厂成立以徐舜寿同志为首的飞机设计室。当时，在北京二机部四局(航空工业局)机关的很多科技人员闻讯后，都急切希望到沈阳来参加飞机设计工作。当时的管德已是局党组关键部门的一名科级干部，按现在某些人的观念，这应该是一个很值得留恋的职位，可是他放弃了官运仕途，来到沈阳从头做起。

管德刚进入飞机设计室时，徐舜寿同志对他是否能干得长还有些怀疑。徐舜寿与管德约法三章，要他做好“六分业务、四分秘书工作”的思想准备。管德一来，徐舜寿没有让他从事飞机总体设计或气动方面的工作，而是安排他画飞机外形模线，即用二次曲线将飞机布置好的固定点连起来。求解二次曲线的各项系数是非常繁杂的，当时没有电子计算机，只能靠手摇计算机，一算就是一整天，甚至于晚上还要加班。大约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才将歼教1飞机的外形基本确定。此时，徐舜寿已经在考虑歼教1这种亚声速飞机必须考虑的颤振问题。我当时担任设计室气动组组长，徐舜寿的意见是把管德调到气动组，专攻气动弹性。

那时国内大专院校都还没有设置气动弹性专业课程，更没有做过实际工程工作的人，所以飞机设计室建立气动弹性专业只能靠自己努力。徐舜寿拿出两本刚出版的英文气动弹性专著，要管德和他一起看，每周六下午同他一起讨论。以后凡有国内外气动弹性专家来沈阳，他都要让管德去见。他们不仅做计算，同时也注重试验。当时飞机设计室别的试验手段还没有，却买了地面共振试验用的传感器。通过徐舜寿和管德近两年时间的努力，最终保证了歼教1飞机的颤振安全。

1958年后，管德同志又转向超声速歼击机气动弹性问题的研究，他不仅带领团队进行繁琐的数值计算，同时也开始了高低速风洞试验研究。

管德非常注重专业知识的积累，密切关注着国际气动弹性专业前沿技术的发展。他有一个破笔记本，大概是从1959年困难时期开始用的，笔记本活页纸都是灰色的再生纸。那时候沈阳能看到的技术资料很少，他每次经过北京，总要去科技情报所和国防科技情报所查找资料，然后分门别类把文献目录摘抄在笔记本上。他自己曾说过，那个本子上收集了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气动弹性领域的文献目录，他感到获益匪浅。我最后一次看到他那个破本是在80年代，已有一寸多厚了。从民航局退休后，他还经常到628所借文献、看期刊，特别是美国航空航天学会的AIAA Jourhal(美国航空航天学会学报)。

他的刻苦钻研使他领导的飞机气动弹性设计研究工作总能跟上技术发展的前沿。20世纪80年代初，他为歼8Ⅱ建立了检查气动伺服弹性稳定性的阻抗试验设备；90年代，他开始应用芯片传感器研究颤振的主动抑制；21世纪初，他又开展了变体飞行器的研究。

在他担任112厂总工程师期间，尽管工作繁杂，日理万机，但他还是尽量安排好工作，争取到3个月的时间去西德宇航院学习和研究国外颤振研究领域的新方法。

在离开沈阳后，他始终与总装气动协作办公室保持联系，在当时航空工业系统内没有人牵头的情况下，主动承担了多个颤振研究课题。

1985年，他担任了北航兼职教授。一直到他担任民航局副局长后，即使工作再忙，他每周一定要抽一个晚上，给北航气动弹性专业研究生讲课。

总之，他对飞机气动弹性专业真正做到了锲而不舍、孜孜以求。正是由于有了丰厚的知识和经验的积淀，才使得管德在解决新飞行器气动弹性问题方面做出突出贡献。

在歼8飞机设计中，他基于对歼7机翼颤振特性的“摸透”，果断决策歼8机翼刚度无须成比例增加，最终使机翼重量没有成倍增加，保证了歼8飞机得到优异的高空高速性能。

1971年，歼8飞机试飞中，在排除了马赫数0．86抖振、准备超声速时，发生了马赫数为1．24的横侧剧烈振动，一时间大家有些茫然失措。关键时刻，管德冷静思考，凭着丰富的气动弹性知识，提出该现象是方向舵嗡鸣所致。果真如他所料，按照他的建议，马赫数为1．24时的振动问题很快得到初步解决，歼8飞机得以顺利进行试飞。歼8飞机设计定型前的大表速颤振试飞也是他亲自参与完成的，所以他在新机气动弹性设计和试验方面走了一个全过程。以后国内其他重点飞机型号的气动弹性关键性难题的解决，也都有他的参与和贡献。

他在飞机气动弹性专业方面不仅是学术研究，更重要的是应用于解决工程设计、试验的实际问题。在航空工业某型空空导弹的最终定型中，他为研制单位解决了气动伺服弹性问题。他还曾担任航天系统某型导弹研制的咨询顾问。他在20世纪80年代开发了我国自己的气动弹性分析软件，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

气动弹性专业在整个飞机设计工作中虽是很小的一部分，但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然而对型号研制成功后的奖励中，往往由于获奖人数有限，所以名单中常常看不到从事气动弹性专业的同志的名字。管德甘当无名英雄，对此毫无怨言，始终如一地对技术精益求精，为我国新飞机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是尤其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管德同志不仅自己对气动弹性专业知识深入钻研，而且非常重视教书育人，为祖国飞机气动弹性专业带出了一支人才队伍。如601所气动弹性组的技术人员是他在工作实践中传帮带出来的；沈飞公司副总经理鹿道发，在他的直接指导下，解决了歼教6带副油箱的颤振问题。他指导的研究生中，唐长红同志已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管德同志天资聪颖，思路敏锐、有条理，不仅在气动弹性专业方面术业专精，而且在型号研制的管理方面也成绩卓著。1982年，他被任命为112厂总工程师时，我为他捏把汗，很担心他长期在研究所工作，对大型企业管理缺乏经验。可是他去后不久，很快就把112厂研制歼8Ⅱ飞机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他还改善了技术人员的住房条件；建立了主管工程师办公室；在工厂绘图机不能满足要求的情况下，采用将在沈阳算出的模线数据送北京625所绘成模线带回沈阳的办法，大大缩短了歼8Ⅱ生产准备时间。对歼8Ⅱ研制关键的大锻件，他多次亲自去北京催办，晚上从沈阳走，第二天白天在部机关办事，第三天早上直接回到沈阳工厂后立即召开生产会。他以精湛的管理艺术和忘我的拼搏精神，带领厂所联合歼8Ⅱ飞机研制团队，比计划提前3个月实现了首飞。

20世纪80年代，他服从中央组织部的决定，去民航局担任副局长。当时民航系统接连发生飞行事故，他去后参与了整顿工作，很快就从源头遏制了事故多发趋势。

管德是一位具有崇高信仰和坚定原则的优秀共产党员。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很大冲击，但他坦然以对。被“解放”后不久，他又被派去带知青到农村插队，他都能尽心尽责，处置很好。

他生活一贯简朴，从不向组织提出任何特殊要求。在担任112厂总工程师以后，他还住在601所宿舍，每天一早骑车约半个小时去工厂上班，当时工厂已安排汽车接送，但他没有享受这个待遇。

1984年，管德刚就任三机部科技局局长时，机关行政部门没有安排住房，他还是住在位于小经厂的112厂驻京办事处。有时下班晚了，食堂已关门，他经常就买两个月饼充饥。他几十年如一日，就这样无怨无悔地努力工作着。  他还能针对群众的具体问题开展思想工作，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我任112厂飞机设计室气动组组长期间，不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组里的同志有不少意见。他来到气动组并担任党小组长后，帮助我协调各方面矛盾，很快就使设计室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变化。在我担任601所总师期间，也存在很多人际关系问题，当时他任副所长，问题只要到他手里，很快就会得到妥善处理。应该说，歼8、歼8Ⅱ的研制成功，他都起到了决定作用。

管德不仅具有很强的领导能力，而且非常关心同志、爱护群众。

20世纪60年代初是生活最困难的时期。设计室主任徐舜寿生病住院，叶正大带领设计室大部分同志去112厂参加质量整顿，帮助重新发歼6飞机的生产图样。党支部要他负责管理40～50名设计室留守人员。当时去参加发图的同志的生活和工作条件都很好，而留在设计室的同志则生活条件很差，办公室窗户玻璃破碎了都得不到修理，大家每天就在阴冷潮湿的办公室中工作。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粮食供应量低，副食、蔬菜几乎没有供应，大家都吃不饱。在这种情况下，管德同志挺身而出，与工厂领导和有关部门交涉，修缮办公室门窗。缺少窗户玻璃，就用层板钉上。为解决大家吃饭问题，哈军工的同志捐赠了一些粮票，管德除认真、仔细地将这些粮票在同志们中进行调剂分配外，还组织大家培育小球藻等代食品……总之，尽管条件十分困难，在管德的领导下，留守设计人员不仅生活安定，而且还开展了一些研究工作。

管德同志一贯淡泊名利。

1992年底，中国科学院遴选学部委员时，他被民航局推荐为学部委员候选人。此事他从未向我提及，所以我事先一点也不知道，一直到召开评议会时，学部要我介绍他的情况，我才看到中国民航局报送的推荐材料。其中主要谈到了管德在民航局改革发展中的贡献，科技方面谈的不多。我在介绍中主要讲了他在气动弹性专业学术和工程应用方面取得的成就。在以后的学部大会上，有人提问，既然在学术方面这样有成就，为什么要去民航局任副局长？这个问题影响很大，因为学部委员们对社会上存在的学术上略有建树就放弃科研而去当“官”“学而优则仕”的现象非常厌恶。面对如此发问，当然不是我能回答得了的。应该就是由于这一原因，管德没有能够当选，但他坦然处之，毫不介意。

管德的态度与今天某些人为谋取院士地位，不仅在所在单位到处游说，而且本人也四下找关系、托人情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

1994年，组建中国工程院时，民航局推荐管德为筹备组专家。在遴选首批院士时，他细致深入、实事求是、坚持原则、不徇私情，为保证工程院首批院士遴选工作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筹备组成员并非都能成为院士，在这次评选中，管德没有任何争议地被大家一致通过，当选为中国工程院的首批院士。

作为一名技术专家，他敢于讲真话，敢于坚持原则，决不随风倒。

20世纪70年代末，在讨论是否仿制米格一23飞机时，他敢于向副总理一级的领导人陈述不同意见。90年代，在政府高层研究确定干线飞机型别时，他根据民航发展实际情况，直言不讳，当面向主管该项工作的国务委员提出了不同意见。

管德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飞机气动弹性专家，在他身上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在与他共事的40年中，我深感得到了他的有力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祝管德同志健康长寿，合府安康，继续为国家的航空事业做出新贡献！

2012年6月

(顾诵芬：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中航工业科技委副主任)

管德院士是我国航空科技界最早进入气动弹性研究领域的专家。

从1956年我国成立第一个飞机设计室开始后不久，他就在徐舜寿主任的指引下开始气动弹性力学方面的研究，以后，由他主持建立了我国第一套用于超声速歼击机设计的气动弹性计算和试验方法，并应用于歼8及歼8Ⅱ飞机的设计。他不仅是一位气动弹性方面的专家，还是一位成功的飞机研制和航空科研的管理者，在担任歼8Ⅱ飞机研制现场总指挥期间，他采用系统工程方法，使歼8Ⅱ飞机的首飞时间大大提前。

2011年，是60l所建所50周年，沈阳所邀请管德回所参加所庆，在参加所庆活动过程中，601所领导决定要为管德院士编写一本书。为此，601所与中航工业科技委取得了联系，共同组织了一个由中航工业科技委副主任顾诵芬院士为顾问、601所杨凤田院士和中航工业科技委副秘书长孙卫航牵头的编写组。对于所领导的提议，管德开始并没有认可，他觉得自己从事的专业只是航空科学技术领域的一个方面，虽然为之奉献一生精力，但也许并不值得为自己写一本书。顾诵芬院士向他说明了撰写回忆录的考虑，这也是顾院士自己同意编写回忆录的原因——主要是为了使后来者了解我国自行设计飞机事业的艰辛历程，从中吸取教训。而目前健在的老一辈飞机设计工作者已经不多，如果不留下一些当年参与创建我国飞机设计事业的一些史料，恐怕不会再有人能做这件事。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航空科学技术的特点和发展规律，讲一讲自己的经历、所从事的专业以及在工作中的体会，应该对国家高层的决策和国人对航空工业的理解、支持有所裨益。

接受顾院士的意见，管德与参与编写的人员进行了两次谈话，经整理并由他亲自修改，形成回忆录初稿。这份回忆录一如管德院士的处世为人的风格，经他亲自大幅删改后，变得极为简约，仅剩2万余字，难以使人们了解他人生的全貌。经601所、中航工业科技委领导与编写组人员研究，决定以管德院士回忆录为基础，进一步广泛收集资料，撰写管德传记。

传记的编写得到了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及成员单位、中国民航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有关领导和与管德共事过的老同志的大力支持。2012年3月份，经中国民航局领导批准，编写组查阅了中国民航局保存的与管德相关的档案资料。中国民航局档案处不仅帮助仔细分类查找，还在遵守保密及档案管理规定的前提下，将其中可复制资料的大部分复印后提供编写组使用。从3月份开始，编写组与沈阳601所、沈阳112厂、中航工业老干部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民航局、中航工业科技委等单位与管德曾经共事的老同志进行了座谈、采访。通过他们的介绍与交谈，我们知道了管德丰富的人生阅历、坚毅明确的信念、对事业成功始终如一的追求和特立独行、执着果敢的意志品格。也感觉到由于管德所从事的气动弹性专业是一个跨空气动力学(流体力学)与固体力学、数学多学科的边缘科学，加之他为人低调，极少参加与自己专业相关度不高的社会活动，因此在航空业界之外，人们对他了解甚少。

随着编写工作的进展，我们越来越多地理解了在管德身上所昭示的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对历史、社会和民族固有的那一份使命感、责任感。“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强大，管德用自己对世俗名利的淡泊抒写着航空报国的远大志向，用自己积毕生精力钻研航空科学技术中一个不为世人关注而又至为关键的学科领域彰显出科学技术大家应有的人格魅力和道德风范，也越来越感觉到编写的过程就是我们学习管德等老一辈航空科技工作者和老一辈航空人的过程。记录管德的人生和事业就是在记录和传承中国航空工业的历史和事业，这是一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工作。

读懂管德，读懂我们的前辈，可以使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中国飞机设计事业发展的艰难历程，可以更多地了解当代航空科技的博大精深，而更为重要的是，可以使更多的人知道，在中国航空科学技术和制造业发展的过程中，有多少像管德这样杰出的、很少为人所知的优秀人才在默默地做出奉献。

在此，编写组谨向中国民航局档案处冯秀叶、李雅丹；沈阳601所刘春义、刘孟诏、贾鑫、黄德森、潘一心、冯家斌、王树棕、邱涛、钱卫、曹奇凯；沈阳112厂唐乾三、鹿道发、许德祥、赵忠、冯国富；原三机部科技局屠德章、蔡美生、侯印初；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陈桂彬、李敏；中国民航局原副局长李钊；中航工业科技委顾问王启明以及为本书进行保密审查的李红、肖福璋等同志给予编写工作的支持和帮助表示诚挚的感谢。

2013年中国工程院下发通知，要求首先为资深院士编写出版院士传记，于2014年6月中国工程院成立20年之际出版。中国工程院要求航空工业出版社将管德的传记也纳入到第一批院士传记系列丛书中，我们应出版社的要求，将书稿略加修改，交出版社出版。

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