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喜欢什么样的秘书？毛泽东如何选择秘书？毛泽东如何实用秘书？毛泽东的秘书有什么样的性格特点？毛泽东的秘书具有什么样的才智？毛泽东和秘书们关系如何？秘书们对毛泽东的感情如何？态度如何？毛泽东的秘书们命运如何结局？

《毛泽东和他的秘书们(纪念典藏版)》(作者:叶永烈)为你揭秘毛泽东和秘书们之因缘际会，讲述毛泽东秘书们宦海浮沉之命运，钩沉秘书起落与若干重大事件之关联。

《毛泽东和他的秘书们(纪念典藏版)》(作者:叶永烈)主要写了毛泽东和他的六位秘书——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江青、机要秘书高智和罗光禄之间的工作关系及私人情谊。作者曾直接采访了陈伯达、高智、罗光禄，并采访了胡乔木夫人谷羽、田家英夫人董边以及众多的江青知情人，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此外，书稿附有作者对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给毛泽东讲读诗文的芦荻的采访实录和作者经过多年考证写成的《毛泽东35位秘书简介》，对于了解、研究毛泽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写在前面

 毛泽东曾经是中共中央局秘书

 毛泽东也曾是“国民党秘书”

 在上海毛泽东身兼国共两党秘书

 从首任秘书谭政到末任秘书张玉凤

 毛泽东慧眼识人才

 逐步形成毛泽东稳定的秘书群

毛泽东与秘书胡乔木

 第一章 来到毛泽东身边

王若飞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

为《解放日报》写社论

整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延安整风的日子里

读书成了毛泽东和胡乔木的共同爱好

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第二章 “中共中央一枝笔”

随毛泽东飞往重庆

毛泽东为“二乔”断名

接二连三抨击蒋介石

在转战陕北的日子里

出任中宣部副部长

起草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公报

 第三章 新闻首脑

“工作很繁重，都堆在你的身上”

反反复复修改《共同纲领》

成为“新闻人物”

毛泽东频频致函胡乔木

发表《实践论》的前前后后

每天指导着报纸工作

终于累得病倒了

 第四章 “大手笔”

参与编辑《毛泽东选集》

《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署名内幕

头绪繁多的种种兼职

在杭州参与起草《宪法》

 第二次病倒

出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写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第五章 “大跃进”年代

在“不平常的春天”里

随毛泽东出席莫斯科会议

擂响“大跃进”的战鼓

受到毛泽东的批评

批罢“西尼”驳“东尼”

《人民日报》的“婆婆”

 第六章 庐山风波

在庐山会议上大力纠“左”

终于摆脱政治危机

依然是毛泽东政治秘书

离开了毛泽东身边

 第七章 “病中吟”

“一介书生”的种种“故事”

远离“阶级斗争”谈诗论词

“没有百忙”的“好事之谈”

又在追赶毛泽东的步伐

写诗词使他和毛泽东恢复联系

江青警告：“不许干扰主席工作！”

 第八章 “文革”风雨

江青早已对他不悦

《海瑞罢官》的“黑后台”

和毛泽东的最后一次谈话

怀着深深的失落感迁出中南海

神情木然地站在天安门城楼上

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盯”住了他

红卫兵闯入胡宅大抄家

在“一月革命”的寒风中游街

周恩来的关照使他“免斗”

戚本禹的文章掀起大风波

毛泽东意外地来看望他

足不出户闭门闲居

随着邓小平的复出而复出

又一次“半点名”批判

毛泽东与秘书陈伯达

 第一章 初任秘书

初来延安

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与毛泽东探讨中国古代哲学

担任毛泽东秘书

抨击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

写《人民公敌蒋介石》

 第二章 几番风波

搬入中南海

跟随毛泽东访问苏联

在莫斯科的日子里

“老鼠搬家”事件和《红罂粟》事件

参与编辑《毛泽东选集》

起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

主持《红旗》笔政

在郑州遭到毛泽东痛斥

在庐山上弄错风向

参与起草人民公社“六十条”

批判“现代修正主义”

毛泽东口授“二十三条”

起草《五·一六通知》

 第三章 “文革”大员/191

与江青一起为“中央文革”组阁

接管《人民日报》

和江青一起点火于北大

跃为第五号人物

主笔“十六条”

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激烈斗争

为江青捧场

陈伯达的自杀闹剧

批斗刘、邓、陶

 第四章 兵败庐山

跟林彪建立“热线”联系

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激烈争斗

与林彪密商

林彪发动突然袭击

最为忙碌兴奋的一天

“翻车了，倒大霉了”

毛泽东怒斥陈伯达

最后一次求见毛泽东

毛泽东与秘书田家英

 第一章 志趣相投

差不多成了毛泽东的“总管家”

与毛泽东如切如磋、亲密无间

他崇拜正直刚烈的谭嗣同和林则徐

奉命做田家英思想工作的董边跌入爱河

结婚时他和她“约法三章”

 第二章 毛泽东的得力助手

他和毛岸英同龄，却成了毛岸英的老师

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之后

宣传毛泽东思想

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第三章 “曲生何乐，直死何悲”

庐山上的政治风暴差一点把他推入深渊

成了江青和陈伯达的眼中钉

被安上“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

逐出中南海的命令使田家英心似刀绞

他悲壮地死于中南海“永福堂”

历史终于发出公正的声音

毛泽东与秘书江青

 第一章 “约法三章”

初识毛泽东

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

终于和毛泽东结婚

生了女儿李讷

变娇变骄了

在转战陕北的日子里

前往苏联疗养

 第二章 染指政治

住进中南海菊香书屋

出任“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

批判《武训传》江青“露峥嵘”

又一次飞往苏联治病

对于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政治夫妻”

成为毛泽东的秘书

毛泽东与秘书高智

 第一章 毛泽东的幽默

“两个半人”中的一个

为毛泽东译电文

毛泽东教他“开门见山”

羊肉泡馍的故事

 第二章 “五大秘书”外的秘书

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很机灵

在毛泽东的专列上

“奉命”去看舞剧《小刀会》

离别毛泽东后高智“想坏了”

毛泽东与秘书罗光禄

 第一章紧张的工作

叶剑英调他到毛泽东身边工作

毛泽东的“换脑子”

机要秘书的工作够紧张的

 第二章他“表扬”了毛泽东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窃听器事件”真相

倾听来自底层的真实声音

毛泽东与早期的秘书

毛泽东与早期的秘书贺子珍

秘书古柏和曾碧漪

附录

 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

庐山浓雾，以灯为毛泽东座车引路

十七岁那年，他就在瑞金为毛泽东站岗

毛泽东专列“九·一三”前夕的惊险经历

毛泽东不愿化装戴墨镜、戴大口罩

毛泽东不理“洋规矩”

毛泽东喜欢老实人

他向毛泽东报告周恩来去世的噩耗

毛泽东常常“连续作战”

首次透露拘捕江青的实情

永远怀念毛泽东

 读讲诗文的芦荻

遴选工作在悄然进行

忽地要她为北大党委“讲课”

夤夜去见毛泽东

亲眼目睹毛泽东嗜书如痴如醉

毛泽东知道她的身世

她请毛泽东谈《水浒传》

姚文元居心叵测借题发挥

在大寨她与飞扬跋扈的江青相遇

在流言蜚语面前她保持沉默

她终于打破多年的沉默

毛泽东的35位秘书简介

 谭政(1928)

 江华(1928-1929)

 贺子珍(1928-1937)

 谢唯俊(1928-1929)

 古柏(1930-1933)

 曾碧漪(1930-1933)

 李井泉(1930-1931)

 郭化若(1931)

 谢觉哉(1933-1934)

 黄祖炎(1933-1935)

 王首道(1933-1934；1937-1944)

 李一氓(1935)

 叶子龙(1935-1962)

 吴亮平(1936-1937)

 张文彬(1936-1937)

 周小舟(1936-1938)

 李六如(1937-1940)

 和培元(1938-1941)

 华民(1938)

 江青(1938-1976)

 陈伯达(1939-1970)

 张如心(1941-1942)

 胡乔木(1941-1966)

 王炳南(1945)

 田家英(1948-1966)

 罗光禄(1948-1963)

 王鹤滨(1949-1953)

 高智(1953-1962)

 林克(1954-1966)

 徐业夫(1957-1974)

 李锐(1958-1959)

 谢静宜(1959-1976)

 戚本禹(1966-1968)

 高碧岑(1968-1974)

 张玉凤(1974-1976)

后记

毛泽东提及的“此篇”，即北京大学教授、著名遗传学家李汝祺在1957年4月29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

遵毛泽东之嘱，胡乔木关照《人民日报》转载李文，当时加上毛泽东所写的“编者按语”：

“这篇文章载在4月29日的《光明日报》，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措施都应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

毛泽东将李文改题为《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

毛泽东重视李汝祺的文章，因为他在1957年2月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演讲（最初的题目为《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中，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笔者访问过李汝祺的高足谈家桢教授，据告，摩尔根学派遗传学曾一度被打成“伪科学”，所以李汝祺《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引起毛泽东注意。

毛泽东还注意到1957年4月13日《大公报》的社论《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里》，嘱令：“送胡乔木同志阅。可惜人民［日报］缺乏这样一篇文章。”

毛泽东于4月26日致函胡乔木，批评了《人民日报》：“《大公报》、《中国青年报》的理论水平高于《人民日报》及其他京、津、沪各报，值得深省改进。《人民日报》社论不涉及理论（辩证法、唯物论），足见头脑里没有理论的影子，所以该报只能算是第二流报纸。”毛泽东这一批语，是写在4月24日《大公报》报头上，注明“乔木阅”。

毛泽东对《人民日报》的批评，促使胡乔木亲自执笔为《人民日报》写社论。

5月2日，《人民日报》登出胡乔木所写的社论《为什么要整风？》，从理论的角度，阐述了中共中央关于实行整风运动的意义。

那些日子，倒是被《大公报》的社论说中了——“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里”。在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章。此文最初题为《走向反面》，拟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于《人民日报》。排出清样后，毛泽东在文章上批了“内部文件，注意保存”八个大字，并把文章的题目改为《事情正在起变化》。既然是“内部文件’，署名也就相应改为“中央政治研究室”。这“内部文件”，直到6月12日，才印发“中央一级若干同志”，署名又改为“毛泽东”。

《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意味着大转弯。此文直至收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才于1977年4月公诸于世——已是整整二十年后了。

毛泽东写道：

“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

毛泽东以为：  “有一部分人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大都是忠心耿秋，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

也就是说，教条主义虽“左”，不过是方法问题罢了。

毛泽东又以为：

“共产党的右派——修正主义者。”

“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

“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

也就是说，修正主义，亦即右派，是立场问题。

毛泽东尖锐地指出：

“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这种鱼不是普通的鱼，大概是鲨鱼吧，具有利牙，喜欢吃人……”

这份在二十年后才发表的内部文件，表明了毛泽东下决心发动一场反右派斗争，而且采取“锈敌深人，聚而歼之”的策略。

在他此文中所表露出来的“‘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的思想，后来导致了宁‘左’勿右，导致了中国的航船向‘左’偏航，以致导致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文革”。

在毛泽东6月12日印发《事情正在起变化》之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胡乔木写了《是不是立场问题》，于6月14日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社论强调了“坚决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是“立场问题’。

紧接着，6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胡乔木所写的著名的社论《不平常的春天》。此文是经毛泽东审阅后发表的，毛泽东作了若干修改、补充。

胡乔木一开头便写道：

“1957年的春天，对于我国的政治界和知识界，是一段不平常的时间。”

胡乔木写及：

“历史是在斗争中前进的，人们的思想是在争论中前进的。整风是不可避免的争论，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批判也是不可避免的争论。现在有争论，将来还会有争论。”

他还写道：

“在目前的争论中，有些人难免不会想到天气的寒暖。虽然立场之说还不能人人同意，但是立场不同，政治气候的寒暖之感也不同，这却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在我们社会主义者看来，目前的天气确确实实是一个大好春光的艳阳天。是的，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春天……”

不言而喻，胡乔木谈论天气，显然是针对费孝通教授1957年3月24日在《人民日报》所发表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费孝通成了资产阶级右派的头面人物。P63－64

我写这本《毛泽东和他的秘书们》，是从秘书的角度写毛泽东，这是回，IZ、研究毛泽东的特殊视角，是了解毛泽东的一个深层次的切入点。

本书写了毛泽东的六位秘书，即秘书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江青、机要秘书高智和罗光禄。作者曾直接采访了陈伯达、高智、罗光禄，并采访了胡乔木夫人谷羽、田家英夫人董边以及众多的江青知情人，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此外，书中并附录作者对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给毛泽东讲诗文的芦荻的采访实录，同样对于了解、研究毛泽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为了写作《毛泽东和他的秘书们》这本书，我详细考证了毛泽东历年来任用的秘书。经过多年查证，到2005年，我查找到的毛泽东秘书为26位。经过这几年的继续查找，又找到毛泽东的9位秘书。这样，毛泽东一生任用的秘书为35位。这可能还不是最后的数字。经过继续的查证，也许还会发现这35位之外的毛泽东秘书。本书书末附有作者经过多年考证写成的《毛泽东35位秘书简介》，以使读者对于毛泽东的秘书们有一个总体的了解。

毛泽东曾经是中共中央局秘书

在就《毛泽东的秘书们》-一书进行多年深入探讨的时候，我还了解到，毛泽东本人早年既担任过中共中央局秘书，也出任过国民党上海执行局秘书。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山恤孤院后街31号——一座简陋的两层民居楼内秘密召开。40位代表出席了会议。毛泽东以湘区党的代表身份出席。大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谭平山、王荷波、毛泽东、朱少连、项英、罗章龙等9人为中央执行委员，邓培、张连光、徐梅坤、李汉俊、邓中夏5人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中共“A”闭幕的翌日，即1923年6月21日，新当选的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在中共中央驻地——广州新河浦路24号春园二楼召开会议，推选产生中央局。这时，陈独秀提议中央设立秘书一职。会议选出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谭平山(后由于谭调职，改为王荷波)、罗章龙五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任中央局秘书，罗章龙为中央局会计。中央局下设组织、宣传、妇女等部门，毛泽东负责组织，蔡和森、罗章龙、瞿秋白负责宣传，向警予负责妇女工作。  这是中共中央局首次设立秘书。不过，毛泽东所担任的中央局秘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秘书，而是中共中央局的领导人之一，相当于后来的中共中央秘书长。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由此可见，毛泽东所担任的中央局秘书相当重要。

毛泽东有很强的档案意识。自从他担任中央局秘书以来，要求所有党的文件，除了保留印刷件之外，还必须保留原件。此前，中国共产党处于草创时期，党的文件随发随烧。陈独秀在中共“三大”的报告中指出：由于“中央委员会人员太少，不能搜集很多文件。又由于遭受迫害，许多文件材料遗失了”。毛泽东担任中央局秘书之后，扭转了这样的不严密的状态，开始注重保存中央文件，尤其是保存原稿，建立“发文留底稿”的制度。中共“三大”的决议、宣言、章程、报告、通告等都得到很好的保存。后来这些文献保存于中共中央地下档案库。从现存的中共中央地下档案库目录中可以看到，1923年7月至1924年7月这一年间，中共中央积存了300余件重要文件的原件。这些重要文件躲过严重的白色恐怖，至今仍完整地保存在中共中央档案馆中。

1923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第5号通告，宣布中央局自广州迁回上海后的人事变动。“中局组织自迁沪后略有更动，即派平山同志驻粤，而加入荷波同志入中局。又润之同志(即毛泽东)因事赴湘，秘书职务由会计章龙同志兼代。”

毛泽东也曾是“国民党秘书"

2009年1月，台北的国民党中央党史展览厅举行国民党党史展览，内中国民党上海执行部1924年3月的决算书上记载，毛泽东任国民党秘书，每月领取120元大洋。这份文件原稿首度曝光，引起参观者的莫大兴趣。

这里所谓的“国民党秘书”，准确地说，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

身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毛泽东，怎么会去当“国民党秘书”?

事情还得从中共“三大”说起。

中共“三大”的中心议题，就是讨论国共合作问题。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指出“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会议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形式实现国共合作。大会期间，毛泽东曾和陈独秀、李大钊、徐梅坤先后两次去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财政部长廖仲恺家，恳谈国共合作事宜。

根据中共“三大”的决议，毛泽东加入了中国国民党，成了一位“跨党分子”，亦即既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又是中国国民党党员。

在中共“三大”决定实行国共合作的同时，孙中山在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推动下，决意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榕树低垂，一条长长的老街越秀路从树下穿过。街边的人行道上方是骑街楼，这种便于躲雨的旧房一望而知是20世纪上半叶的南洋建筑风格。2008年10月，本书作者在广州越秀中路与文明路交叉口，见到高高的围墙抱住一个偌大的院子，门口高悬郭沫若题写的“广东省博物馆”六个大字。国民党“一大”会址就在大院之内。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大”就在这里召开——这“一大”是按照中共党史的习惯简称的，而按照国民党的用语则简称为“一全大会”。中国国民党的创建早于中国共产党，而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则晚于中国共产党。我步入礼堂，见主席台上悬挂着中国国民党党旗和孙中山肖像。主席台下是一排排深褐色长木椅，前排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座席，后面为会议代表，再后面是列席代表。正式代表对号入座，座位上贴着代表的姓名。我看到许多熟悉的名字，如廖仲恺、戴季陶、于右任、谭延闿、程潜、叶楚伧、孙科、何香凝、陈璧君等著名的国民党人士，我也看到李守常(李大钊)、谭平山、林祖涵(林伯渠)、王尽美等著名的共产党人士。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第39号毛泽东。国民党“一全大会”代表196人之中，有24人是中共党员。经孙中山提议，“李君守常”为大会主席团五名成员之一。会议洋溢着国共合作的良好气氛。39号“毛君泽东”是相当活跃的代表，几度在大会上发言，并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1月30日下午，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时，孙中山亲自拟了一个候选人名单，交付大会表决，其中就有毛泽东。经过大会表决，毛泽东当选中国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国民党“一全大会”结束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派毛泽东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在上海，毛泽东担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执行委员、组织部秘书和文书科代理主任。

在上海毛泽东身兼国共两党秘书

2008年12月19日，我陪同毛泽东的儿媳刘松林(刘思齐)在上海茂名北路参观毛泽东旧居。1924年2月中旬，毛泽东从广州来到上海，就住在这里。当时的毛泽东，身兼国共两党的秘书：既是中共中央局秘书，又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

这是毛泽东第九次来到上海，住在威海卫路云兰坊7号(今威海路583弄7号)。那是一幢两层楼砖木结构的石库门房屋，迄今仍保存完好。当时，毛泽东在这里住下之后，在端午节前后，杨开慧和母亲带着两岁的毛岸英和刚出生不久的毛岸青，也来到了这里。当时，毛泽东一家住在楼下，毛泽东的挚友蔡和森、向警予一家住在楼上厢房。

前八次来到上海，毛泽东都只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这一回，由于他在上海身兼国共两党的中央执行委员、国共两党的秘书，所以是他住得最长的一次，而且由于妻子杨开慧、岳母和两个儿子的到来，也是最富家庭生活气息的一次。

杨开慧来到上海之后，除了料理家务，还帮助毛泽东整理文稿。

毛泽东在上海，由于同时在国共两党工作，相当忙碌。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以叶楚伧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反对国共合作。毛泽东跟叶楚伧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24年11月17日，孙中山应冯玉祥等人的邀请北上，途经上海。毛泽东向孙中山面呈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上海执行部14人致孙中山的信，信中反映：“自八月起经费即未能照发，近来内部更无负责之人，一切事务几于停顿，希望派员解决。”当时，孙中山因北上事务繁忙，而且又身染重病，未能处理此事。1924年12月，毛泽东因工作过于劳累患病，于12月请假回湖南老家养病，结束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的秘书工作。

此后，1925年9月，毛泽东从湖南前往广州。10月5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111次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当时身兼国民党宣传部长，他声言自己公务繁忙，无法顾及宣传部长工作。提议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这样，毛泽东出任国民党宣传部代理部长。10月7日，毛泽东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就职，并主持召开宣传部第一次部务会议。  然而，国共两党渐行渐远，合作濒临破裂。1926年5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毛泽东在20日的会议上作了《宣传部工作报告》。这次会议通过的《整理党务案》，规定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职务的共产党员必须辞职。从此，毛泽东离开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

在北伐胜利之后，国共分裂。特别是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政变以来，血腥屠杀中国共产党人。这年秋天，毛泽东在湖南举行秋收起义，带领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踏上以枪杆子推翻蒋介石政权的漫漫征程。

从首任秘书谭政到末任秘书张玉凤

1928年，在井冈山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有了秘书。

由于毛泽东自己做过秘书，所以他要求秘书除了收发文件、起草文件之外，还必须具备强烈的档案意识。

在井冈山上，由于处在战争的流动环境之中，毛泽东无法用档案柜保存文件，就用文件箱保存文件。毛泽东对秘书贺子珍、曾碧漪说，你俩的任务就是保管好文件。保护好文件箱。那时，战斗频繁，说走就走。在行军时，文件箱在哪里，她俩便在哪里。

毛泽东的首任秘书是谭政，末任秘书是张玉凤。从1 928年直至l 976年毛泽东去世这48年间，毛泽东先后任用了35位秘书，依照他们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时间顺序排列如下：

谭政(1928)

江华(1928—1929)

贺子珍(1928—1937)

谢唯俊(1928—1929)

古柏(1930—1933)

曾碧漪(1930—1933)

李井泉(1930—1931)

郭化若(1931)

谢觉哉(1933一1934)

黄祖炎(1933一1935)

王首道(1933—1934；1937—1944)

李一氓(1935)

叶子龙(1935—1962)

吴亮平(1936—1937)

张文彬(1936—1937)

周小舟(1936—1938)

李六如(1937—1940)

和培元(1938一194l)

华民(1938)

江青(1938—1976)

陈伯达(1939—1970)  张如心(1941—1942)

胡乔木(1941—1966)

王炳南(1945)

田家英(1948—1966)

罗光禄(1948—1963)

王鹤滨(1949—1953)

高智(1953—1962)

林克(1954一1966)

徐业夫(1957—1974)

李锐(1958—1959)

谢静宜(1959—1976)

戚本禹(1966—1968)

高碧岑(1968—l974)

张玉凤(1974—1976)

毛泽东慧眼识人才

在毛泽东的众多的秘书之中，有的秘书兼做各种各样的秘书工作，也有的秘书有所分工，诸如陈伯达、胡乔木这样专门为他起草文件的政治秘书，有江青这样的生活秘书，有高智、罗光禄、徐业夫这样的机要秘书，也有郭化若这样的军事秘书，林克这样的国际问题秘书，还有像王炳南这样的只在重庆谈判期间担任他的秘书(因为王炳南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熟悉重庆各阶层人士)。此外，也有李锐那样的通讯秘书，即通过通讯表达自己对一些问题的见解，供毛泽东参考。

毛泽东很善于识别人才、发现人才、培养人才。谭政在井冈山上成为毛泽东的首任秘书时，不过22岁。经过毛泽东的培养，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副部长。同样，在井冈山，江华担任毛泽东秘书时只有2l岁。经过毛泽东的培养，后来成为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毛泽东挑选秘书，当然很注意秘书在政治上必须绝对可靠。他挑选谭政当他的秘书，是知道谭政乃陈绍纯先生的女婿，毛泽东不仅认识陈绍纯先生，而且认识陈绍纯先生的长子陈赓，因此谭政在政治上当然可靠。毛泽东在1937年选用刚刚出狱的李六如作为秘书，是因为他早在1921年就认识李六如，并介绍李六如加入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勤于读书看报。他挑选政治秘书，往往是从读书看报中发现的。

毛泽东注意起陈伯达，是在听了陈伯达在延安关于孙中山思想的讨论会上的发言之后，发现陈伯达关于孙中山思想的见解有独到之处。毛泽东又仔细读了陈伯达1939年发表在延安《解放》第八十二期的《墨子哲学思想》，于1939年2月1日给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的陈伯达写了一封二千字的信①，谈论《墨子哲学思想》。此后，毛泽东又于1939年2月20日、2月22日写了两封信给张闻天转陈伯达，评论陈伯达的《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这样，在1939年春，陈伯达调到毛泽东主席办公室工作，从此成为毛泽东的秘书，为毛泽东以及中共中央起草了许多重要文件，直至1970年，前后达31年。

陈伯达向毛泽东推荐了胡乔木。陈伯达说，胡乔木在《中国青年》1939年第1卷第2期上发表了《青年运动中的思想问题》，写得不错。毛泽东仔细看了这篇文章，说：“乔木是个人才。”这样，1941年2月，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增加秘书处人员时，毛泽东提名胡乔木。从此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直至1966年“文革”爆发，前后达25年。在担任毛泽东秘书期间，胡乔木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起草了大量重要文件。

毛泽东注意起田家英，是在1942年1月8日。那天，田家英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从侯方域说起》__文。毛泽东读后，颇为赞赏。1946年，毛泽东请田家英担任他的长子毛岸英的家庭教师。1948年，经胡乔木推荐，田家英成为毛泽东秘书。

逐步形成毛泽东稳定的秘书群

从毛泽东任用秘书的时间来看，早期处于战争环境之中，不论是在井冈山、瑞金。还是长征途中，毛泽东的秘书任期都很短暂，变动频繁。

进入延安之后，毛泽东的工作环境相对稳定，这一时期也是毛泽东完全确立中共领袖地位、工作繁忙、著述甚多的时期。毛泽东身边的秘书增多，秘书班子逐渐稳定。形成了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叶子龙、江青这样的秘书群。这个秘书班子从20世纪30年代末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文革”前夕。1956年，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正式确定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叶子龙、江青为毛泽东秘书，被人们称之为毛泽东的“五大秘书”。

叶子龙在1962年被调离中南海，田家英在1966年5月23日自杀于中南海，胡乔木则在“文革”初就遭到“批判”，毛泽东这“五大秘书”中三人离开秘书工作岗位，而陈伯达、江青则分别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和第一副组长，后来分别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委员。1970年，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被打倒。“五大秘书”之中，只剩下一位并不与毛泽东生活在一起的生活秘书——江青。

在毛泽东晚年，1974年机要秘书徐业夫病重住院之后，毛泽东身边的秘书只剩下一位——张玉凤，陪伴着他直至1976年9月9日病逝。

这本《毛泽东和他的秘书们》，是陆陆续续写成的。

我先是采访了陈伯达，为他写了七十万字的《陈伯达传》。

后来，经过多年采访，又写成七十多万字的《江青传》。

接着，访问了田家英夫人董边，写了《毛泽东秘书田家英》。访问了高智、罗光禄，为这两位机要秘书写了访问记。

然后，采访了胡乔木夫人谷羽及有关人士，又写了《中共中央一支笔——胡乔木》一书。

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叶子龙很早就列为我的《毛泽东的秘书们》一书的采访对象。我去北京他家采访时，正值他在病中。本待他病好之后再采访，不料他不久就病逝了，我失去了直接采访的机会。

我曾经采访了毛泽东通讯秘书李锐，但是那次是谈别的问题。尚需再作采访，以后补入。

我也采访了曾碧漪。她和她的丈夫古柏是毛泽东早期秘书。

另外，张耀祠、芦荻虽不是毛泽东的秘书，我先后采访了他们，发现他们关于毛泽东的回忆颇具史料价值，所以作为附录收入《毛泽东和他的秘书们（最新修订插图珍藏版）》。

附录中还收入我写的《毛泽东35位秘书简介》，让读者对于毛泽东的秘书们有一个总体上的了解。

叶永烈

2009年6月18日于上海“沉思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