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代的张宇曾怀揣“读中文系、当记者”的梦想在济南一家工厂当工人。1977年恢复高考后，他考上了当时的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后不久，学西班牙语的张宇被派往中国驻巴西大使馆，在讲葡萄牙语的世界里成功转型成为一名外交官。
他的下一次华丽转身发生在1990年调入中国对外演出公司后，张宇的名字也迅速成为中外文化演出界的品牌。
1993年，张宇在中国文化演出界描绘了浓重的一笔：第一次以市场化的运作方式将美国费城交响乐团请到了人民大会堂。张宇称那场演出是“第一只螃蟹”。“我们打破了政府出资办演出的惯例，依靠赞助商和商业运作，最终收入200多万元。”在全国人均年收入仅3000多元的1993年，那可是一笔可观的收益。
1998年，太庙版《图兰朵》在北京上演，两万多欧美观众专程飞抵北。这是实景演出首次引入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庞大的演出阵容令海外主流媒体刮目相看。“有人问我，哪些海外媒体报道了《图兰朵》？我反问，还有哪家外媒没有报道呢？”
太庙版《图兰朵》由张艺谋导演，世界著名指挥大师祖宾·梅塔担任指挥和艺术总监，来自美国和俄罗斯等国家的著名歌唱家应邀加盟，与意大利佛罗伦萨歌剧院联袂演出，堪称一场“集合了中外文化资源的艺术盛宴”。
2004年，文化部直属的两家国字头事业单位——中国对外演出中心和中国对外艺术展览中心——整体改制组建成为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将张宇和他的团队抛向了激烈的市场竞争大潮。而对于张宇来说，用市场方式解放企业，建立成熟的商业模式，打造完整的对外文化产业链，是一场期待已久的变革。
“改制前的中演和中展更像中介公司，承办很多政府层面的文化交流活动。改制后我们需要寻找新的增长点，集成中外文化资源推动文化贸易。”张宇说，“这是一场从文化中介商到文化集成商的嬗变。”“引进来”与“走出去”：重建中国文化自信 《丝路花雨》赴美演出时，英文剧名改做了《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象征，几乎无人不晓，一下就拉近了与西方观众的距离。”张宇说，“中国文化要走出去，必须选取最有价值的内容，还应集成全球资源，兼收并蓄，为我所用。”
好莱坞用花木兰和功夫熊猫的题材拍大片，恰恰是利用中国元素传播了美国的价值观。这足以说明中国的影响力在提升，也反映出我们文化的优势，关键在于我们要用外国人能听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让世界接受中国文化。”
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安排播放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并向外国观众介绍它是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寥寥数语，就让外国人产生了强烈共鸣。”张宇说。
张宇认为对外文化传播应遵循的规律是“中国元素，国际制作；中国故事，国际表述”。他率领团队精心打造的《时空之旅》就生动诠释了这一理念。
8年前，中国对外文化集团以地处上海闸北的杂技团马戏城为基础，利用上海文广集团的资源，并集合加拿大太阳马戏团、美国奥斯卡颁奖团队等国际资源，精心打造了大型旅游演出项目——《时空之旅》。8年来，演出3000多场，票房收入超过4亿元，接待观众315万人次，其中三分之二以上是外国观众。
如果说《时空之旅》未出国门就实现了出口，集团的另一部中国传统文化力作《龙狮》则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巡演。
《龙狮》是加拿大太阳马戏团的剧目之一，剧组全部是中国演员。1999年至今，剧组跟随太阳马戏团演遍了世界大都会，全球观众已经超过1000万。
“这些演出的成功让我们重拾中国文化的自信，在市场经济时代，我们的文化产品首先要成为具有普适性的商品，有好的内容，还要有好的合作伙伴，在生产和营销环节都与巨人同行，争取共赢。”张宇说。打造对外文化产业航母
展望未来十年，张宇的计划是打造中国对外文化产业的航母。“中国的文化产业占GDP的比重不足1O%，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这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却也为我们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在张宇看来，世界著名音乐剧《妈妈咪呀！》和《猫》的中文版这两年在中国的成功，是中国的文化演出走向产业化的重要步骤。“以《妈妈咪呀！》为例，我们用了长达两年的谈判向英国方面购买版权并完成二度创作，使之达到世界音乐剧高端制作水平，然后招聘、培训演员，形成完整的剧组和演员长期管理体系。通过《妈妈咪呀！》中文版的引进，我们学到的是一种完整成熟的产业模式和流程，势必增强中国原创演出剧目的核心竞争力。”
如今，这两部百老汇音乐剧中文版在中国大陆吸引的购票观众已超过70万，并推动了中国原创音乐剧的生产。“今年以来，包括《寻找初恋》和《公主的盛宴》在内的原创剧，都颇受观众好评。中国音乐剧已进入2.0时代，前瞻3.0时代。”张宇说。
与巨人同行，融汇中西文化艺术精华，不断改革创新，打造完整的对外文化产业链，是张宇对集团未来十年的规划。P16-19
2013年12月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35周年纪念日。
1978—2013。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这是一段以“改革”命名的光辉岁月。
回望35年改革历程，宛如仰望群星璀璨的苍穹。在这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无数搏击改革浪潮的中国人，共同书写了一部震撼世界的英雄史诗。
那些紧咬的牙关，那些奔放的泪水，那些低谷中的彷徨，那些巅峰上的欢呼，还有那些今后人扼腕的叹息……一桩桩、一件件，可歌可泣，可触可感，浮凸于时间之上，铭刻于史册之中。
今天，中华民族站上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伟大复兴的新高度，我们重访改革时代风云人物，重温他们的人生传奇与心路历程，重寻中国改革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精神逻辑，在感动中品味，在领悟中沉思。
改革，已经从新的历史起点上扬帆启航。愿改革英雄的精神财富烛照当下，启示未来。
人民推动改革 改革创造奇迹
一台老掉牙的手摇补鞋机，三脚支架，锈迹斑斑。看上去不会引人注意，除非你知道它的特殊身世：几十年前，南存辉曾挑着它走街串巷。那时，这位正泰集团董事长还是个小鞋匠。
一些老物件出现在近日开馆的浙商博物馆中：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骑过的三轮车、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的粗瓷大缸、不识字的阿祥集团董事长潘阿祥自创的“象形文字”电话本……
游走其间，恍若时光倒流，重回35年前改革开放的起点。
1978年，东北。拥挤的火车上，周晓光紧紧靠着她的小木箱，脸上一片茫然。那年她16岁，距成为“中国饰品女王”还有30年。
那是她第一次出远门。为了吃饱肚子，离开浙江诸暨的山村，她跑遍半个中国，去叫卖木箱里塞满的绣花针、绣花样。摆摊时受人欺负，摊子被踢，回到小旅馆里蒙着被子嚎啕大哭。背着大包挤火车，只能睡在座位底下……
但在颠沛流离中，她坚定了一个信念：中国人解决温饱以后，对美的渴望是无法阻挡的。
如今的“浙商女杰”、新光控股集团董事长周晓光优雅端庄，短发精心挑染，描着细细的眉峰：“改革开放成就了我，我的饰品也给这个时代增添了色彩。” 1978年，改革开放大幕开启，无数的周晓光奋起于草莽之中，纵横于大江南北，在广阔的时代舞台上叱咤风云。
黄土干裂，乌云滚滚，一道闪电光耀天地间。枯焦的土地上，象征着希望的嫩芽倔强地破土而出。
——这幅油画，陈列于安徽肥西县小井庄，一个自称“联产承包第一村”的地方，而不是人们所熟知的凤阳县小岗村。
追寻改革源头时，记者遭遇了困惑，很多地方都自称“第一”，并拿出珍藏的文件为依据。但有一点是不存争议的：改革的原动力来自于亿万基层群众。
“6口人只剩我一口，爷爷饿死了，两个出去讨饭的兄弟连尸首都没找到。”68岁的小岗村民严立华忆起曾经的贫穷。35年前，那张以18个红手印载入改革史册的契约就诞生在他家。
穷则思变。在那个交通阻隔、通讯落后的年代，在中国农村广袤的土地上，无数饥肠辘辘的农民不约而同。一盏盏忽明忽暗的煤油灯下，一次次艰难挣扎之后，一颗颗激荡的心作出了惊人相似而又同样悲壮的选择：包产到户。
这些平凡如泥土的人，用粗糙的大手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
改革之风，起于青萍之末，四面八方汇聚而来，最初悄然而起，最终浩浩荡荡，势不可挡，吹遍中国每一个角落。
大鹏展翅迎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号称“鹏城”的深圳，成立特区之前有一个令人心酸的铺垫——“逃港潮”。上世纪后半叶的数十年间，有上百万内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只因“那边有面包吃”。
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后来意味深长地说：“千言万语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
人民用脚“票选”出的深圳特区，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城市、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城市。与当年“逃港”形成对比，如今越来越多的香港人选择定居深圳。历史，以这种令人感慨万千的方式，奔涌向前。
代替“逃港潮”的，是奔腾澎湃的“改革潮”。
当沉重的历史大门被推开，当蛰伏多年的渴望找到了突破口，曾创造了五千年灿烂文明的中国人民，迸发出了更加辉煌的创造力。
1984年，40岁的柳传志决定“下海”。此前，柳家７口人一度蜗居在一间12平方米、类似自行车棚的房子里。逢年过节，柳传志都起大早去菜市场外排队，一开门就往里冲，为的是在凭票定量供给的食品之外多买一只鸡。
如今作为中国商界巨子的柳传志坦承，当时“实在憋不住了”，就像被解除了束缚，欢快地奔跑在时代大潮里。今年，当柳传志创立的联想集团成为全球最大个人电脑生产商时，人们无法不感叹：时势造英雄。
然而，英雄也造就时势。
臀部大、平衡差，左耳听力近乎为零，有教练断言“难成大器”——仅看这几点先天条件，恐怕很难有人将其与“姚明”二字联系起来。
在退役新闻发布会上，姚明动情地说：“感谢这个伟大、进步的时代，使我有机会去实现自我的价值和梦想。”
从另一面看，作为NBA篮球巨星、全球公益使者的“小巨人”，已成为当代知名度最高的中国形象代言人之一。从他身上，世界看到了中国年轻人健康、热情、有爱的崭新形象。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诞生于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曾热烈地憧憬人类文明发展的美好前景。
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人的命运，中国人民缔造了一个伟大的改革时代。
1978年12月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35年来，这个日子无数次被人提起。据北京市气象局记载，那是个寒冷的冬日，首都最低气温零下10。8摄氏度。
然而，中国改革的春天，正是从这凝聚着亿万人民心愿的一天开始。
无论成败都为后人留下路标
每天清晨，当宗庆后穿着黑布鞋走进弄堂小店，叫上一份两块钱的大饼油条时，很多人都会好奇：这个看起来一身土气的老头，凭什么当上“中国首富”？
关于“成功秘诀”，宗庆后作答：“我就是多走市场。只有吻合需求才能卖得好。”
说来简单，背后的用心投入却不能不令人惊叹。
宗庆后自称“可能是全世界喝过饮料最多的人”，办公室、仓库摆满了各种空饮料瓶。68岁，他还要每年花200多天泡在市场里。每到国外，必尝当地饮料。尝尽天下滋味，让“饮料大王”保持了灵敏的商业嗅觉。
凡成功者，必有非凡之处。
每一位改革英雄都是一部厚重的大书。他们个性、经历、背景各不相同，却有一些共同特质耐人寻味。
——“敢”字当头。改革者无一不是大胆突破旧有陈规，一马当先，于遍地荆棘中“杀出一条血路”。
1984年，马胜利把大红纸写就的承包申请贴到石家庄造纸厂门口，成为个人承包国有企业全国第一人。
这个厂已连续３年亏损，原领导班子并非不知道，只要打破“大锅饭”、释放生产力，扭亏为盈完全有可能。可是，在那个时代，改变体制无异于把天捅个窟窿。不敢。
唯有“马承包”，不仅敢做，而且敢当，声称：“完不成目标，甘愿接受法律制裁！”
突破，必然触动原有利益格局，难免招来非议和阻挠。
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当年浙江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开除一名懒惰职工，会被人告到中央，需要省委开会讨论支持；后来以希望集团名列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之首的刘永好兄弟，因政策担心彻夜难眠，甚至主动提出把企业捐给政府；而中国东方演艺集团董事长顾欣，为了推行院团转企改制，收到了威胁信……
35年过去了，当年改革者冒着“掉脑袋”危险去奋力突破的许多问题，如今早已不是问题。而他们“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魄力和胆识，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后来者解放思想，迎难而上。
——“锐”字当先。成功的改革者总是顺应时代潮流，而又从纷繁芜杂中知微见著，抓住先机，“比时代快半步”。
用一本杂志上的账号，通过一根电话线上网，升级了笔记本电脑的操作系统——这件小事，让20世纪90年代首次访问美国硅谷的王志东终生难忘。
这个此前不知互联网为何物的年轻人，敏锐窥见了未来世界将由此发生的改变。数年后，他领导全球最大中文门户网站新浪网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成为中国互联网的一代传奇。
——“诚”字当家。在资金、技术、管理之外，恪守诚信是改革者成为“常青树”的必备品格。
“每天2400万笔淘宝的交易，意味着在中国有2400万个信任在流转。”2013年5月，马云在淘宝十年庆典晚会上说。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选择在48岁时退休。他在告别演说中谈道：“我能走到今天，是大家的信任。因为信任，所以简单。”
一段18年前的视频在网上流传：当年杭州一家电视台做了一个测试，安排五六个大汉到马路上撬井盖，看是否有人制止。
那天，唯一站出来的是一个骑自行车的瘦弱青年，他朝“偷井盖者”大吼：“给我抬回去！”
这个青年就是马云。那义愤填膺而略显青涩的形象，让人们回味，为什么马云能够成功……
35年改革开放，像一场艰巨的长跑，有人坚持下来，有人倒下了，有人变得悄无声息。
成功者固然值得钦佩，失败者同样给人启迪。
史玉柱，巨人网络公司董事会主席，自称“中国最著名失败-者”。他早年成功之耀眼和后来失败之惨烈，同样广为人知。，
他27岁以开发软件系统起家，两年身家过亿，5年当选“十大改革风云人物”。可惜，头顶的重重光环没有激发他更多的理性，却烤热了他的头脑。
他向电脑、保健品、药品三个领域暴风骤雨式进军，号称“三大战役”。同时，原本设计38层的巨人大厦被拔高到70层，雄心勃勃地要建“中国第一高楼”。
盲目扩张、管理混乱、资金链断裂，巨人集团的产业大厦轰然崩塌。其间的起起落落，为后来者提供了真切的镜鉴。
成与败，从来都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回眸35年改革风云，很难简单以成败论英雄。而最值得尊敬的，是那些从挫败中重新站起来的人。
本世纪初，为得到汽车生产“准生证”而屡屡碰壁时，吉利集团一度陷入生存危机。走投无路的李书福半夜徘徊街头，仰望如钩残月，一声长叹。
这个商海浮沉20多年的民营企业家表现出了草根般的坚韧，顶着种种嘲笑、蔑视、疑问，在夹缝中顽强生长。
几年后，国际金融危机重创世界经济，李书福却从危机中看到了机遇。他远渡重洋，面见瑞典领导人，重申一个震动世界的计划：收购这个国家著名汽车厂商沃尔沃。
真正的强者，即使摔得头破血流，也不认输、不放弃，擦干血迹，从头再来。他们坚信，机遇就藏身在危机背后。
今年9月，万向集团的90名新员工来到钱塘江畔，观看举世闻名的钱江大潮。每一年，这都是新员工的必修课，组织者便是“中国企业常青树”——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鲁冠球。
这位老人和年轻人一起凭栏而立，临风啸傲。30多年来，就凭着这种勇立潮头、百折不挠、敢为人先的精神，他把一家铁匠铺打造成为汽车零部件世界级企业。
天宽地广，潮起潮落。英雄之路，一往无前。新起点呼唤更多的改革者
2012年，改革老将侯为贵遇到了新问题。
他创始并掌舵28年的全球通信设备巨头——中兴通讯遭遇了史上首次亏损，亏损额28亿元。
“经营策略过于激进，也有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面容清癯、身材瘦削的侯为贵并不讳言失误，但认为这不是问题的全部，“还有一个严峻挑战——移动互联网的冲击。”
互联网时代，全球信息消费模式正在发生颠覆性改变，移动运营商传统业务受到冲击，导致通信系统设备全行业遭遇“寒冬”。
面对中兴创立以来从未经历过的产业大势转向，72岁的侯为贵果断启动“二次革命”，向终端消费者市场转型，创新技术和服务，争夺未来发展的主动权。
如何由低到高打造“升级版”，是当前中国企业面临的普遍课题。
改革开放35年后的今天，中国发展成就早已超越当年改革者的想象。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项就足以令人自豪，“中国制造”的影响力更是无人敢于小觑。然而，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全球经济衰退、不合理的经济结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又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位德国经销商的太太对我说：你们的产品质量不错，但我还是要买我们德国的，因为它是艺术品，而不只是产品。”领导海尔集团近30年的张瑞敏告诉记者，“这句话对我刺激很大，我比过去危机感更强。”
放眼全国，人口资源环境压力，突出的社保、教育、医疗等民生问题，社会管理问题……凡此种种，最终都指向同一条出路——继续改革。
张瑞敏用一个惨烈的字眼来概括自己的改革思维——“自杀”。
“自杀意味着重生，就像凤凰涅槃。如果不能彻底否定自己，固守原来的思维模式，那你必败无疑，只能被他杀。”他说，“必须挑战自我，战胜自我。”
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一点已成为国人的共识。
在改革“深水区”，新一代改革者正在顽强搏击。
朱清时，南方科技大学校长，因推行高校“去行政化”被推向了教育改革的风口浪尖。4年来，他饱受失眠和压力的折磨，每天靠安眠药入睡，剂量是常人的两倍。“中国教改的土壤还不成熟，单靠一所高校实验去行政化，很难。” 2012年9月，南科大迎来新一批188名学生。朱清时曾用一道“小学生题目”难住了众多考生：7分钟，从1写到300，中间不许停止和涂改。
“最后发现，全国考生中只有6个人做到了。”他笑言，“做科研，需要头脑清醒，并具有一定的抗压能力，这是创新型人才必备的要素。”
在“啃硬骨头、涉险滩”的改革阶段，依然呼唤冲破牢笼的勇气，但仅仅“冲”和“闯”是远远不够的。
今天的改革者，很难像35年前的先驱者那样一夜之间成为“全国第一”，却必须处置更加复杂的利益格局，这需要更加科学缜密的改革智慧。
沉默，偶尔几声咳嗽，以及杯盖碰撞杯子的声响——这是徐克再熟悉不过的会场。那沉默中压抑着的，是改革的阻力。
2005年，徐克就任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不久，开始推行一个全新尝试：免费为医院所在的辽宁省44个县基层医疗机构培训医生。
“基层医院水平较低，全国人看病都扎堆往大医院跑，这是看病难、看病贵的一大原因。”他说。
可是，本院很多人想不通：“教会徒弟，饿死师傅。这对咱们自己有什么好处呢？”
消极抵制，当面顶撞，让徐克痛感突破利益固化藩篱之难。然而，他没有退缩。
人们惊奇地发现，由于与基层患者和医护人员接触增多，医大附院的社会认可度进一步提高。尽管来看小病的少了，看大病的却多了，医院收入不降反升。
同一个难题，视野和思路一变，结果截然不同。
短短几年，徐克和医大附院以“医改急先锋”闻名全国。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接受记者采访的多位改革者表达了共同的心声：生在这个时代，我们的使命就是开辟一条新路，为后人提供更加广阔的舞台。只为此，我生无憾。
2007年，在《写给一百年后人们的信》中，柳传志写道：“改革开放以来，在我的眼里是几百年来中国历史最好的一段，希望它能成为一个转折点，中国从此能好下去。”
现在，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热议仍在持续。《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展现的堪比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力度，让人们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几乎参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有重要经济理论研讨的83岁经济学家吴敬琏激动地表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回答了特别是最近十多年来一个很大的争论，就是我们改革要往哪一个方向走？”
“大环境越来越好。当初办企业，我要改革，领导不放权；现在倒过来了，政府主动为企业服务，给企业家‘松绑’。”早已退休的步鑫生依旧壮怀激烈：“假如有来生，我还会选择当一个改革者。”
风云再起，百舸争流，时代呼唤更多的改革者。
新华社记者李柯勇、肖春飞、王清颖
(新华社北京2013年12月22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