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是北宋史学家司马光主编的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它在收集史料、考订事实、编排年月及文字剪裁润色等方面,都代表了古代编年体史书的最高成就,一向为史学界所推崇。它也是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全书语言简明扼要、生动流畅,艺术手法匠心独运,观察视角敏锐深刻,不仅形象地再现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而且成功地塑造了大量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形象。
《资治通鉴精读》精选原著各卷中最具史学和文学艺术价值的历史片段,以胡克家本为基础,参考其他文献进行了整理,不仅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原文的讹误、缺漏等现象的出现,而且也十分注意提升译文的准确性和生动性,使得全书既具有学术的可靠性,又兼具文学作品的可读性。
《资治通鉴精读》的内容提要如下:
《资治通鉴》记载了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讫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共计16朝、1362年的历史。全书以战国至五代期间的史事为发展脉络,深入探讨了秦、汉、晋、隋、唐等统一王朝和战国七雄、三国鼎立、五胡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等分裂政权的盛衰之由,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成就最高的编年史。
《资治通鉴精读》由司马光编写。
译文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公元前403年)
周威烈王姬午首次分封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国君。
当初,晋卿智宣子准备将智瑶立为继承人,族人智果说:“他不如智宵。智瑶胜过别人的有五项,他不及别人的只有一项。鬓发美丽、身材高大是长处,射箭驾车力量充足是长处,技艺全面精通是长处,能写善辩是长处,刚强果敢是长处;如此一来他待人就非常不仁爱。如果他以自己的五项长处欺压别人而又以不仁爱之心行事,那么有谁能够宽容待他?若是真的立智瑶为继承人,智氏宗族必定灭亡。”智宣子没有听从智果之言。智果就在掌管氏姓的太史处另立了族姓,叫做辅氏。
晋卿赵简子的儿子,长子名叫赵伯鲁,幼子名叫赵无恤。赵简子准备确定继承人,不知立哪个儿子为好,便把训诫的言辞写在两块竹简上,分别交给两个儿子说: “认真记住这些诫辞!”三年后赵简子询问两个儿子,赵伯鲁不能说出竹简上的诫辞;要他交出自己的竹简,却已经丢失了。赵简子询问赵无恤,赵无恤背诵竹简上的诫辞很熟练,要他交出自己的竹简,他从衣袖中拿出来献上。于是,赵简子认为赵无恤非常贤能,就立他为继承人。
赵简子派尹铎去治理晋阳,尹铎请示道:“是像抽取茧丝一样不尽不止地搜刮百姓的财富呢?还是像修筑堡垒作为屏障一样让人民生活日益丰厚呢?”赵简子说:“像修筑堡垒作为屏障那样。”尹铎便减少了晋阳的居民户数,以减少税收额度。赵简子对赵无恤说:“一旦晋国有危难,你不要轻视尹铎,不要认为晋阳遥远,一定要把晋阳当做归宿。”
等到智宣子去世后,智襄子智瑶掌管晋国政事,与晋卿韩康子、魏桓子在蓝台饮宴。智伯戏弄了韩康子而且侮辱了其家臣段规。智伯的家臣智国听说这件事后,劝谏道:“您不防备灾难,灾难必定会到来!”智伯说:“灾难将由我降下。我不降下灾难,谁敢兴风作浪!”智国回答道:“不是这样的。《夏书》上有这样的话:‘一个人屡犯错误,积下的仇怨难道会显露在明处吗,应该在它没有显露时就谋划对策。’君子能勤于处理小事,所以不会出现大的灾祸。如今您在一次宴会上就羞辱了别人家的主君和臣相,又不做防备,说‘不敢兴风作浪’,这恐怕是不行的!蚊子、蚂蚁、蜜蜂、蝎子,都能害人,何况是别人家的主君和臣相呢!”智伯没有听从智国之言。
译文
智伯向韩康子索要土地,韩康子不想给他。段规说:“智伯贪财又固执,如果不给他,他就会征伐我们,不如姑且给他。他那里得到土地后习以为常,必定又会向别人索要土地;别人不给,他必定会对人用兵。然后我们就得以免除祸患而静待事态的变化了。”韩康子说:“这样很好。”便派使者给智伯送上了一处拥有万户居民的城邑。智伯大喜,他又向魏桓子索要土地,魏桓子不想给他。魏桓子的家臣任章说:“为什么不给他呢?”魏桓子说:“他无故索要土地,所以不给。”任章说:“他无故索要他人土地,各位大夫必然恐惧;我们给了智伯土地,他必会骄慢。他那里骄慢而轻敌,我们这里恐惧而团结;用团结的军队对付轻敌的人,智氏家族的命运必定不会长久了。《周书》说:‘想要打败他,必须暂且辅助他;想要夺取他,必须暂且给予他。’您不如给他土地,以使智伯变得骄慢,然后可以选择交好的盟友共同谋划对付智伯,为什么只让我们自己成为智伯的箭靶呢!”桓子说:“这样很好。”便也给了智伯一处拥有万户居民的城邑。
智伯又向赵襄子索要蔡邑、皋狼邑的土地,赵襄子不给。智伯大怒,统帅韩、魏两家的军队进攻赵氏。襄子准备逃走,说:“我要逃到哪里呢?”随从的人说:“长子邑距离较近,而且城郭厚实完好。”襄子说:“民众筋疲力尽地修筑好城郭,又要拼死守护它,那里有谁能与我同心协力呢!”随从的人说:“邯郸邑的仓库充实。”襄子说:“榨取民脂民膏而充实了仓库,又因为仓库充实而杀死了这些民众,那里有谁能与我同心协力呢!恐怕只有到晋阳去了,那里是先主嘱咐之地,也是尹铎宽厚治理之地,民众必定和睦。”于是逃向了晋阳。
译文
智伯、魏桓子、韩康子三家率领军队包围了晋阳并引水灌城,城墙不被水淹没之处只剩六尺,锅灶没于水中生出了蛤蟆,城中的民众却没有背叛的意思。智伯坐车在水中前行,魏桓子坐在车子中间驾车,韩康子坐在车子右边手持武器。智伯说:“我现在才知道水是可以灭亡他人国家的啊!”听了这句话,魏桓子用手肘碰了一下韩康子,韩康子用脚踩了一下魏桓子的脚背,因为汾河的水可以淹灌魏的安邑,绛河的水可以淹灌韩的平阳。缔疵对智伯说:“韩、魏必会反叛。”智伯说:“你怎么知道他们会反叛?”缔疵说:“是从人情事理推知的。我们率领韩、魏的军队攻打赵氏,赵氏一旦灭亡,灾难必定会波及韩、魏。如今约定战胜赵氏后三家瓜分赵氏的土地,现在晋阳城墙不被水淹没之处只剩六尺,城中的民众宰食马肉,但他们两人却没有表露出喜悦的神情,反而显出忧虑的神色,这不是要反叛又是什么呢?”第二天,智伯把缔疵的话告诉给了韩康子和魏桓子,两人解释道:“这个人说别人的坏话其实是想为赵氏游说,使您对我们两家产生怀疑,而松懈于对赵氏的攻打。不然,我们两家难道不愿意尽快分到赵氏的土地,反而想去做那些危险却不可能成功的事情吗!”两人出来后,缔疵进来说道:“您为什么把我的话告诉给他们两人呢?”智伯说:“你怎么知道这事的?”缔疵回答说:“我见他们对我仔细端详且匆促走开,这是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我察觉到他们的想法了!”智伯却并不悔改。缔疵便请求出使齐国。
赵襄子派家臣张孟谈暗中出城拜见韩康子、魏桓子二人,说:“我听说唇亡则齿寒。如今智伯统率韩、魏两家的军队攻打赵氏,赵氏灭亡后,韩、魏两家就是接下来的目标了。”两人说:“我们心里知道会是这样的情况,只是害怕事情还未成功我们的谋划就泄露了,那么大祸立即就会到来。”张孟谈说:“谋划出于二位之口,入于我的耳,有什么妨害呢!”两人便暗中与张孟谈约定,商量好行动的日期后就送走了他。到了约定日期,赵襄子在夜里派人杀死了守堤的官吏,并决堤放水淹灌了智伯的军队。智伯的军队因救水而慌乱,韩、魏两家的军队从两翼攻击智伯的军队,赵襄子率领士卒进攻智伯军队的正面,大败智伯的军队,于是杀死了智伯,杀尽了智氏全族之人。只有辅果因另立族姓得以保全。
P2-6
《资治通鉴》是北宋史学家司马光主编的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与西汉司马迁编撰的《史记》并列为中国史学上的不朽巨著。二人被称为“史学两司马”。南宋史学家王应麟评价说:“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属山西)人,世称涑水先生,卒赠太师、温国公,赐谥文正。司马光生于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卒于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为世人所景仰。司马光自幼嗜学,尤爱历史,一生治史不懈。治平三年(1066年),司马光编撰完成《通志》战国迄秦的前8卷,进献给英宗,旨在为君王提供治世借鉴。英宗支持司马光的想法,下诏设置书局,并让他自己选择助手,继续修撰此书。神宗即位,对司马光的修史计划予以支持,并以这部史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作用,赐书名为《资治通鉴》。熙宁三年(1070年),司马光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自请离京,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次年,他任西京御史台,居洛阳15年,书局随身而设,专心修撰《资治通鉴》。元丰七年(1084年),《资治通鉴》全书终于修成,自治平三年(1066年)置书局起共历时19年。
《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成就最高的编年史。全书共294卷、300多万字,以时间为纲,以事件为目,记载了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讫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共计16朝、1362年的历史。书中以战国至五代期间的史事为发展脉络,生动地叙述了帝王将相们的治国为政之道、待人处世之理,及其生死悲欢之态,深入地探讨了秦、汉、晋、隋、唐等统一王朝和战国七雄、三国鼎立、五胡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等分裂政权的盛衰之由。
司马光修撰《通鉴》,目的明确,即是要“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这就决定了此书在选材上更着重于政治史,举凡权力更迭、施政得失、制度沿替、人才进退都记载得详尽深入。而这些内容正是此书的精华所在,充分表现出编年史的优点:可以清晰地表现出一件事情的全貌或一项制度发展变化的过程。
《通鉴》还依据才能把历史上的君主分为创业、守成、陵夷、中兴、乱亡五类,作出一定程度的揭露和谴责,以为后世君主鉴戒。《通鉴》的议论部分沿袭了史书一贯的形式,即书中的“臣光日”等。全书共186篇,“兴邦之远略,善俗之良规,匡君之格言,立朝之大节,叩函发帙,靡不具焉”。
《通鉴》在收集史料、考订事实、编排年月及文字剪裁润色等方面,都代表了古代编年体史书的最高成就,向为史学界所推崇。《通鉴》所引之书据估多达300余种,所录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思想和文化等方面。全书体例严谨,前后脉络分明,对后世史学、尤其是编年体史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通鉴》也是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历来与《史记》并列为中国史家之“绝唱”。全书语言简明扼要、生动流畅,艺术手法匠心独运,观察视角敏锐深刻,不仅形象地再现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而且成功地塑造了大量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形象,书中的很多语句后来都演变为成语,如“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等。
当然,《通鉴》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由于受限于时代和阶级,司马光对于所有变革均持保守态度,比如他把历代农民起义称为“贼”或“寇”。《通鉴》在体例上也有失当之处,比如它坚持采用一个年号,而其他年号一概不提,这样,在同时出现几个王朝时,在时间记载上就会给读者造成不便。
元佑元年(1086年)十月,《资治通鉴》出版,在当时及后世都得到了极高的评价。宋时已经有人为《通鉴》作注,尤以宋末元初胡三省的《资治通鉴音注》最为出色。而清朝胡克家翻刻的元刊胡三省注本,是史学界通行善本。本书精选原著各卷中最具史学和文学艺术价值的历史片段,以胡克家本为基础,参考其他文献进行了整理,不仅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原文的讹误、缺漏等现象的出现,而且也十分注意提升译文的准确性和生动性,使得全书既具有学术的可靠性,又兼具文学作品的可读性。当然,不妥和失误之处在所难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12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