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如此关注参加过古巴革命的切·格瓦拉,却往往忽略了真正领导过那场革命的菲德尔·卡斯特罗——这位世界上唯一一个穿着作战服、留着大胡子而且仍然在世的游击战士。
诺韦尔托·富恩特斯所著的《最后一个游击战士(卡斯特罗传)》可以说是国内目前唯一一部由真正的古巴人撰写的卡斯特罗传记,也是一部由真正的古巴革命的亲历者和革命领导人的亲密战友撰写的卡斯特罗传记。
本书开篇于菲德尔在比兰乡间的童年生活,结束于卡斯特罗辞去古巴革命领导人职务。在此,我们将会真正体会到这位古巴革命领导人过去半个世纪的私人生活及其对历史和社会、革命和权力的诸多思考。
诺韦尔托·富恩特斯(Norbeno Fuentes)曾经是古巴革命的一员。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末,富恩特斯成了一个“知道太多的人”。在逃脱一场死刑之后,他开始了自己的流亡生活。在《最后一个游击战士(卡斯特罗传)》中,富恩特斯以古巴领导人特有的强硬口吻,将自己的亲身经历改写为引人入胜的菲德尔·卡斯特罗“自传”。
《最后一个游击战士(卡斯特罗传)》开篇于菲德尔在比兰乡间的童年生活,以及他在哈瓦那大学期间的政治觉醒。其后,作为古巴革命的开始,我们将见证卡斯特罗于1953年7月26日进攻蒙卡达兵营,将倾听他的著名演说《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之后,我们将会看到这位古巴革命领导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对于权力、历史和遗产的诸多思考。
本书根据富恩特斯与卡斯特罗的私人谈话、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古巴情报机构的有关档案写作而成。作为一部谐趣而逼真的杰作,本书以卡斯特罗本人的视角讲述了这位古巴革命领导人的传奇经历。
如果说我消灭了一个胆怯而懦弱的世界,我又怎么可能受那些我原来反对的人的影响呢?我是为高尚之人写作的。
现在,请让我回忆一下我的童年。1926年8月,一个暴风雨之夜的凌晨两点,在马纳卡斯农场一座木桩支撑的吊脚楼中,我出生了。我还希望向读者介绍一下我的父亲。当时,他正在罗望子树下焦急地等待着。
那棵罗望子树的鲜花正在开放。
他坐在那棵罗望子树下抽着烟,女人们则在剥动物和木薯的皮。可怜的人。我看到他坐在树下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这棵树覆盖着整座庭院,树干有二十五英尺粗,树枝上开满了小小的罗望子花,它的叶子给这座房子带来了清爽和阴凉。它茂密的、亮晶晶的绿色树叶伸展到了八十英尺的高空,洒下一大片绿荫,似乎时刻宣示着自己的领地。它的叶子永远是绿油油的,即使在干旱季节也是如此。它橘红或黄色的花有五个花瓣,并有红色花环和紫色的花蕾。
我开始了解一个人和他所处环境的关系。我想,我脑海中出现的第一个具体形象是我的父亲和那棵年龄估计超过一百多岁的老罗望子树。这让我确信,那肯定是夏季。甘蔗收割工作已经结束,农场工人搭建的临时住所已经消失,附近马尔卡内(Marcane)蔗糖加工厂的烟筒也不再冒烟了。于是,罗望子开花了,我父亲从他冬季一直待着的阁楼中走出来。他手里拿着纸烟,叉开粗壮的双腿站在树下,长时间地陷人了沉思。从罗望子树开花这个事实,你就知道夏天不久便会来临。农民们说这个季节是La calor,即酷热的意思。七月初,我父亲又开始了另外一项活动,至少在我的记忆中是这样的。他不断地赞美那棵树的产量,并一遍又一遍地讲述他从树上摘到了数量惊人的果实。
在粗大树干周围排列着四张长椅,就像罗盘的四个基准点一样布置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那些年,父亲常常坐在那里休息。在他附近的左后方是一个建在四根水泥柱上的水池,稍远是支撑房子的黝黑的caiguaran木柱。正如我前面所说,这是我眼中看到的父亲。我看到他拿着一只皮塔猎人牌雪茄(Cazador de Pita),拿着雪茄的右手上有一颗实心钻石。他不会让雪茄熄灭,在烟头烧到商标前不会将它撕掉,并一直放在嘴边吸着。皮塔猎人是他最喜欢的雪茄牌子,马车小贩(carreros)常常赶着整车的这种雪茄到农场来卖——马车小贩是我们对四处游走商贩的称呼。后来,我父亲在公路的另一侧,也就是我们房子的对面,开了一家小商店,这些小贩就将自己的烟草和其他商品存放在那里出售。
我的父亲总是穿着高高的橡胶靴子,夹克衫上总是带着淡淡的咖啡渍。
现在,你应该对我的父亲有了一个大概的印象了吧?这就是我童年时期的生活环境,田园诗般美丽而朴素的古巴农村,三十年后正是我彻底改变了这一切。这是我无论如何没有预料到的。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地方,任何一个角落,我都能看到这种景象,然后我一个又一个地把它们消灭。这并不是因为我痛恨这种生活方式,不是出于早有预谋的计划,也不是因为我认为应该这样做,而是因为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过程,当然这是我以后才有的想法。这是我试图铲平的东西,它使我慢慢变得越来越依赖残酷的力量,这种力量是我创造的,然后又逐步释放出来。事实上,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我当时生活的环境并不是特别糟糕。所有为我编写过传记的人都没能认识到这一点。他们试图通过我在比兰马纳卡斯(Manacas,Biran)童年时期的生活经历发掘我发动古巴革命的根本动机,就好像俄罗斯生物学家巴普罗夫(Paylov)观察狗的行为一样。他们从来不想承认这场革命是精神历程的必然产物。首先,是一种平衡;其次,是一种权力;再次,是一种控制。此外,他们也都没有注意到我所推动建立的,或者至少说是我发动革命产生的政治制度,与我幸福的童年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
五岁时,我亲眼见证了古巴农村的这些景象。爸爸像酋长一样威严地站在罗望子树下,用戴着耀眼光辉的钻石戒指的大手,喊道“儿子”或者“小子”,招呼我走到他的身边。这就是我童年时期生活的世界,是我眼中见到的一切,是我的整个世界。虽然我还不能明确解释,但是我觉得那是一种永恒的生活方式。这就是我眼中所看到的全部环境。我必须承认,对于童年时期的我来说,这就足够了。这是一片带有浓重中世纪色彩的土地,自从我父亲在这里建立了他的蔗糖生产殖民地,开垦了山地,砍伐了森林中的阿卡纳树、牙买加黄槿、红木和caiguaran树以后,环境就一直没有改变过。我觉得自己就像陀螺一般,围绕着自己的轴线缓慢旋转。存放罐子和粮食的库房外墙边上靠着一个冰柜,屋里有一张很大的桌子,年龄较大的女人们[包括我的妈妈、姐姐安赫利塔(Angelita)和一些女佣]用它来剥猪皮,稍后又会把玉米磨放在上边。桌子上安了一个水槽,动物的血可以沿着它流到地板上摆放的一只桶里。没有人知道冰箱里放着什么东西,我们仍然可以说这纯粹就是一个中世纪的家。
从我家的房子可以俯视外面的大路。这条路一直通到奎托(Cueto),骑马需要半个小时,坐卡车也就是十分钟的路程。房子的窗户朝向东北,面对着热带信风的方向,或许建筑工人当时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吧。爸爸抽着雪茄把我叫到身边,说我已经五岁了,所以要奖励我一个比索。他接着说:
“今年,一个狗娘养的给了我三百五十磅。”
其实,是有人给了他三百五十磅重的罗望子。
他用手中的雪茄指了指头上的罗望子树,它所有的花朵和果实都已凋谢,必须等到明年春天才会再次出现。
我问,“但是爸爸,你为什么不给我五个呢?五个比索。每年给我一个。”爸爸说,“小子,一个比索等于五个比塞塔。你怎么能要五个比索呢?你还太小,用不了那么多钱。”
年轻女人们,包括我的姐姐胡安娜(Juana),可能还有埃玛(Emma),以及一个季节性女佣——一对海地夫妇的女儿,甘蔗收获后他们继续留在了当地——正在我父亲面前剥木薯。上面的厨房里,有人正在筛选白米和黑豆。我不知道是谁在做这件事,可能是一位姑妈,一位祖母,也有可能是一位女工。小劳尔(Raul)还没有出现,可能还在婴儿床上,也有可能还没出生。关于这一点,我要好好计算一下时间才行。
我之所以说“上面的厨房”,是因为它建在七英尺高的立柱上。从院落的前门,可以看到远处的邮政局,小学也建在这种立柱式结构上。
P9-11
本来,我计划直到自己咽气之前,或者至少在奄奄一息之时才出版这本回忆录,以防被人们认为这是我毫无根据的沽名钓誉之举。然而,几年前本书第一版两卷本就已出版发行,因为编辑恳切的要求和我希望在文学这个全新的领域一展身手的心理终于占了上风。两卷本共有86.9万字,2500多页。当刊印成书摆在我的桌面上以后,它的厚重感仍让我有几分诧异。最近,我又对内容和篇幅进行了大幅扩充,使原来较为干瘪的地方更加丰满,形式包括声明、演讲、报告、会议、采访以及任何其他口头讲话,等等。读者可以在上下两卷中发现具体的改动内容,必觉我此言不虚。即便如此,一位作者不能为自己鸿篇巨著的出版冲昏了头脑,更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创作之初的根本动机。因此,在创作过程中,我心中一直以革命的游击战士为阅读对象。通过阅读我的人生经历和我记忆中的某些内容,他们将获得十分有益的启迪。《自传》第一版的封面和封底高9.25英寸,宽6英寸,上卷厚1.75英寸,下卷1.75英寸,让战士们携带起来很不方便。革命著作不能仅仅摆放在高高的书架上供人瞻仰,或者放在学术讲台上供人宣读。相反,它的理想形式应该是,当警察突击检查时读者可以很快地把它掩藏起来,方便地放在军装口袋里,就是放在背包底部也不觉得沉。因此,我觉得回忆录的第一版过于厚重,不适合战士日常阅读与携带。而且,这还不包括我写作过程中没有涉及的内容。
革命宣传工作必须简单明了,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所以我才重新编写了目前的这个版本。经过大幅删减,这本著作可以印制成适于口袋装的版本,便于随身携带,即使在日常军事活动中,一个战士也可以将它与香烟、军需物品和食品放在自己的行李中。
然而,书中的所有重要内容都没有受到影响。第一版占去大量篇幅的参考内容与大部分“历史性”资料都会回归自己的自然状态——让它们重新返回图书馆。所有专家和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在那里查询阅读。
完成这部著作时,我的身体还很健康。我还没有辞去自己的任何职务,退休(如果确实可能的话)也还是一个十分遥远的事情。我的创作精力还很旺盛,思路也很敏捷。那时,对我来说,写作还是一件很有挑战意义的事情。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可能引发国家的动荡。后来,当我饱受病痛折磨被送进医院隔离治疗时,仍然必须谨言慎行。菲德尔·卡斯特罗成了自己一生统治之下最后的囚犯。我并没有自欺欺人。我知道所有迹象的真实含义。我也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我已经走到了鬼门关。但是,我必须完成自己的著作,这是我最关心的事情。
从手表的日历上,我看到了现在的时间,我感到自己必须将它写在序言的落款处,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我是否应该感到惊讶抑或震惊?对于我来说,这是否是无上权力的偶然巧合?2052年前,在罗马一个如今天一样的日子,恺撒被人杀害了。公元前44年3月15日,这位可怜的罗马参议员在没有卫士保护的情况下,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
2008年3月15日下午4点17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