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宋子文
从1938年9月到1941年9月，胡适任驻美大使四年。他这四年使美外交的成败，历来众说纷纭，而所有争论的焦点，都与宋子文有关。例如杨天石先生在《排挤驻美大使胡适》一文中，便根据胡佛研究院收藏的宋子文档案，认为宋子文在美国任蒋介石私人代表期间，一再地“排挤”胡适，胡适的去职即是宋子文排挤的结果。这些材料虽然都有案可查，但宋子文之于胡适算不算“排挤”，抑或反倒是胡适在“排挤”宋子文，恐怕还是问题。客观地说，胡适在任驻美大使期间，以他的学识和人格，给美国人留下很深的好感，因此他被免职后，蒋介石委任魏道明为驻美大使，美国政府很不畅快，拖延了三个星期，才同意接受这位新任大使。美国的新闻媒体对胡适的离任，更公开表示了惋惜。
但是胡适担负的大使，很难说是“全职大使”。他刚一上任，就提出一个“四不主义”：不谈借款，不谈军援，不做宣传，也不搞募捐。他认为驻外大使的职责是“为国家做点面子”，要把时间用在最重要的事情上，不能分心于杂役。要求政府另派专人处理这些具体事务。姑不论他对外交官职务的理解是否正确，当时对美外交的核心任务，就是争取美国政府的同情与援助。国民政府在这方面“所望于美方者至深”，早在胡适使美之前，工作已经在积极进行。所以他这种清高态度，不但令政府失望，也让一些职业外交官感到难以理解。颜惠庆在日记中说，1940年初，他曾奉蒋介石之命，借出席太平洋学会年会之便去华盛顿见过胡适，询问有关美援问题的进展。胡适“回答时吞吞吐吐，只列举了不少无关轻重的情况”。令颜惠庆大失所望。可以想见，颜惠庆回国之后，势必会向蒋介石说明自己的观感。
这也使胡适上任不久，重庆上下便议论纷纷，蒋介石也开始考虑是否召他回国，只是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当时张慰慈曾写信告诉胡适：“在重庆，程沧波对我说，‘适之快要回国了’。我问为什么，他说，‘攻击他的人很多，尤其是颜大使和孔先生’。因为他们攻击的次数太多，蒋先生曾说过，还是请他回来罢。”1940年6月，蒋介石出于权宜之计，决定派宋子文去美国做自己的私人代表，负责洽商美援事务，希望以这种方式提高对美外交的层级，同时弥补胡适职责上的不足。宋子文到达美国后，蒋介石便在电报中指示：“借款事不必与胡使相商，请兄径自进行为便。”同时又让宋子文了解“此时拟召胡使回国，未知有否不便之处”。但是这种做法不符合外交惯例，很容易造成“在同—个国家有两个大使的局面，使工作复杂化，使美国政府为难，不知该怎么办”。1948年底，蒋介石故伎重演，任命孔祥熙做自己的私人代表时，就遭到顾维钧的强烈抵制，不惜以辞职表示反对。
所以宋子文到了美国后，很难处理与胡适的关系。何况胡适与宋子文是“老朋友”，对宋子文早有成见。1939年11月，重庆传出政府行将改组，宋子文将接任财政部长时，胡适就打电报给陈布雷，反对政府采取这项任命。说陈光甫在美国谈判贷款，一切渐入佳境，“已有如许成绩”，如果宋子文做了财政部长，他“个性太强，恐怕难与光甫合作”。这也使宋子文到了美国后，首先就遇到了胡适的“不合作主义”。从道理上说，胡适应该知道宋子文作为蒋介石的代表，在对美外交上的实质地位，有关这一点，蒋介石在给罗斯福的信里说得很清楚，“余已授予宋先生代表中国政府在美商谈一切之全权，彼受余完全之信任”，但是胡适故意漠视这一点，有意给宋子文制造难堪。据薛观澜在《我所知道的宋子文》中说，宋子文初到美国时，向胡适提出要走访总统罗斯福、国务卿赫尔和财政部长摩根索，胡适都置之不理，既不与美方联系，也不给他办理手续；宋子文希望在大使馆举办一次鸡尾酒会，联络美国财政界的名流，也没能得到胡适的同意。甚至美国政府招待驻外使节，胡适给白宫开出的名单，竟将宋子文列入大使馆秘书之列。
宋子文此次使美，自己虽然很有自信，实际并无成算。因为当时太平洋战争尚未爆发，美国政府在对外政策上徘徊不定，还没有放弃以往的“孤立主义”，国务卿赫尔等人都反对向中国提供援助，担心恶化与日本的关系。胡适这种“不合作”的态度，显然又给宋子文制造了额外的困难，使宋子文的谈判地位降低，受到某些美国官员的轻视和怀疑。《纽约时报》在做新闻报道时，也只称“中国银行行长抵达纽约”。1940年9月，宋子文曾向胡适诉苦，说几项谈判“均无大希望”，但是没有得到胡适的谅解。胡适反而认为，这是意料当中的事，恰好证明了他对宋子文的了解，在日记中说：“此是意料中事。我当初所以不愿政府派子文来，因为我知道子文毫无耐心，又有立功的野心，来了若无大功可立，必大怨望。”陈光甫回到重庆以后，也配合胡适的说法，一方面告诉孔祥熙，“如我方履行合同，美方必能源源援助”，似乎美援已经水到渠成了。另一方面又贬低宋子文，说自己“上两次桐、锡借款成功，全靠彼与摩根索私人关系。此次先生(宋子文)在外接洽，希望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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