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德·F·怀利编著的《毛主义的崛起(毛泽东陈伯达及其对中国理论的探索1935-1945插图本)》主要探讨了毛泽东思想（国外习惯称之为“毛主义”）是如何逐步发展并逐渐演变为中共指导思想的，在这一过程中，陈伯达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毛与陈之间的合作关系及个人性格对毛泽东思想的崛起了什么作用。这些都是当前国内毛泽东研究所非常或缺的，尤其是关于陈伯达在毛泽东思想形成并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很少有深入的、有见地的研究。本书从思想史及中共党史的角度，系统梳理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过程及陈伯达在这一过程中推波助澜的作用，观点极具创新性。

　　雷蒙德·F·怀利编著的《毛主义的崛起(毛泽东陈伯达及其对中国理论的探索1935-1945插图本)》在充分占有原始资料的基础上，从思想演进和政治变动两个维度详细叙述了1935年至1945年间本书称之为“毛主义”的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直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历史过程。　　作者拓展了中共思想史的讨论，清晰地勾画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潮从瞿秋白到陈伯达，再到毛泽东本人的渐进轨迹，从而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毛泽东思想之间的渊源关系。　　《毛主义的崛起(毛泽东陈伯达及其对中国理论的探索1935-1945插图本)》还通过描述毛泽东与陈伯达在延安的人际互动与思想交流，充分展示出陈伯达在构建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中的突出作用。　　总之，作者认为：毛泽东思想的崛起，既与中共内部政治、思想发展的走向相关，也受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影响；既是毛泽东本人亲力亲为的结果，也是党内一部分知识分子擘划与宣传的产物。

第一章 导言：探寻中国道路

 陈伯达：成长时期

第二章 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1935-一1937)

 民族主义与“民族形式”

 陈伯达的新启蒙运动

 毛泽东的崛起

 毛泽东探寻“正确”理论

 毛泽东、陈伯达与马克思列宁主义

第三章 走向“毛泽东神话”(1937一1938)

 毛泽东的“中国化”哲学

 陈伯达在毛派阵营中的崛起

 毛泽东、陈伯达与“毛泽东神话”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38)

 陈伯达与中国文化的“中国化”

 毛泽东提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陈伯达、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第五章 先知的崛起(1939—1940)

 陈伯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努力

 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运动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0”

第六章 挑战与回应(1940—1941)

 挑战毛泽东的权威

 叶青攻击毛泽东

 陈伯达与王实味的争论

 整风运动的前奏

第七章 毛派的整党(1942)

 毛泽东在党内的支配地位

 整风运动的高潮

 毛泽东崇拜的出现?

第八章 “毛泽东思想”的胜利(1943)

 国民党的思想进攻

 “毛泽东思想”的诞生

 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崇拜

 陈伯达批判《中国之命运》

第九章 中共党史的重构(1943一1944)

 学习党史运动

 陈伯达和“毛泽东神话”

 毛泽东早年的“布尔塞维克主义”

 毛泽东的革命智慧

第十章 胜利的大会(1945)

 陈伯达与党史决议

 领袖化身圣人“

第十一章 结论与后记

 结论

 后记

注释

参考文献

索引

第二章 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1935—1937)

民族主义与“民族形式"

随着共产党人在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中的失败，许多左翼知识分子转而根据中国具体的历史背景和社会体制，重新思考革命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真正的社会科学，逐渐被包括学生在内的广大知识群体接受。经过他们极大的努力，一批经典的和当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准确地领会理论，以之为社会实践的指导是十分重要的，这个一般性的命题已无人质疑，更多的精力被用于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寻求合适的理论观点。正如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已指出的，30年代初“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许多参与者都是抱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社会形态理论普遍适用的坚定信仰”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因此，他们便从中国缺少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一事实中得出结论：中国的皇权社会(即从秦代到晚清)是一个“停滞的过渡阶段”。这种论断不仅低估了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历史，而且严重扭曲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于“封建”社会的历史分期的观点。

根据德里克的叙述，论战中至少有一些辩论者并不满意这种牵强的分析。他们认为，尽管社会变迁的机制，如马克思主义解释的那样，可能是普遍的，但这些机制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运作将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德里克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些事例中，历史的普遍性反而成为认识历史的特殊性和独特历史道路的工具。”这大概便是陈伯达在中国史论战中所采取的立场。1934年8月，他发表了一篇论文，在文中，他指出了忽视某一社会之特殊性的错误。这种焦虑逐渐成为陈伯达不断发展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之关系的概念的核心。也就是说，陈伯达最终断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适用的“科学”真理将要适应中国的历史特征和中国革命的实践。  吊诡的是，在大多数知识分子(如陈伯达)抛弃他们的传统观念，赞同本质上的外来思想之时，民族主义却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前所未有地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至少在此前十年，民族主义便已成为中国重要的政治因素，而30年代来自日本的日益增长的威胁更是极大地刺激了民族主义的发展，尤其是1931年日本进占东北之后。学生运动中的民族主义意识和激进情绪也变得越来越强，1935年至1936年主要由学生组织的“一二·九”运动对整个国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中共后来的领导人，包括陈伯达本人，都是在这次或类似的反对日本加深侵略的运动中崭露头角的。

民族主义的快速上升将不可避免地对中国两大政党产生直接的影响。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情绪一直都相当浓厚，在蒋介石的领导下，这种倾向更加明显。由于蒋介石宣布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复兴我们中国的历史文化，恢复民族固有的美德，发扬我们中华民族的灵魂”[引，因此，“民族复兴运动”在30年代初期顺利启动。也正是在这段时期，国民党试图齐心协力地建立自己的意识形态，并以此作为中国重建的基础。依据某位研究者的见解，意识形态问题是“30年代国民党的根本焦虑”。在很大程度上，1934年至1935年的新生活运动便是国民党争取中国青年投身其事业的尝试。

除此之外，中国的“民族灵魂”还为30年代中期爆发的关于西方对中国影响之实质的大争论奠定了基础。在20年代，人们像胡适和陈独秀一样，虽然在意识形态上迥异，却都主张把西方的思想和技术广泛地介绍到中国。在随后的十年里，这种西方化的浪潮开始衰落，越来越多的批评不仅来自中国知识分子的各个阵营，还来自国外。比如，1931年，一组外国专家在国联的赞助下全面系统地考察了中国的教育。据关注过此份报告的詹姆斯·谢里登(James Sheridan)所言，外国教育专家曾指出中国的大学“非常去民族化”，而且表现出“对外国思想和现象的专注”。谢里登说，这份报告的主题便是“中国各个层级的教育都不够中国化。它复制外国的模式，主要是美国的模式，却很少考虑中国和美国之间现实情况的差异。专家们还反复强调了机械模仿外国方法和外国哲学的危险”[9]。

在日本侵略的唤醒下，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急剧膨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察觉到那种相对不加批判的态度所暗含的危险。在西化派与民族主义者的争论中，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1935年1月十位教授联合宣言的发表。十位教授反对他们更为狂热的同事们所采取的“全盘西化”的立场，而力荐一种更为民族主义的态度。尽管中国有许多地方需要向西方学习，但绝不能过于紧密地模仿西方——英国、美国、苏联、意大利或德国，而必须转向国内：“我们要求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必须把过去的一切，加以检讨，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吸收欧、美的文化是必要而且应该的，但须吸收其所当吸收，而不应以全盘承受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过来。”这份宣言的结论与外国教育专家的结论高度一致，这表明现代历史中，中国人的“排外”立场可能既出于当时的社会现实，又源于传统的“仇外”情绪。不管怎样，这都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值得研究中国现代史和当代中国政治的西方学者密切关注。

提出这份宣言的十位教授都是依据一种本质上保守的观点来立论的，但在特殊的背景下，正如易劳逸(Lloyd Eastman)已指出的，“保守”一词用在此处需要一定程度的谨慎。1935年的宣言据说是依据陈立夫起草的初稿修改而成的，陈立夫是一位接受过美国教育的工程师，后来又将自己树立为国民党的主要理论家之一。由陈立夫及其兄陈果夫领导的所谓CC系成员，在政治上都是独裁主义者和反左分子，但从反对变革的意义上说，他们并不保守。相反，他们相信中国为了生存不得不有所改变，而且——像自由主义者和左派人士一样——他们也承认有必要保持人民和国家的活力，尽管这必将导致部分地或全部地抛弃传统文化。但保守主义者比自由主义者更为悲观，因此他们坚持认为任何必要的变革都应以有选择地综合中西文化传统中最可取的元素为基础。他们承认“辩证的”综合将带来“中国新文化”的崛起，它既不是传统的也不是西方的，而是一种既区别于两者又高于两者的文化。P17-19

毛泽东是举世公认的20世纪最为重要的政治家、革命家和思想家之一，同时也是一位天才诗人。由于他对现代中国之思想、制度和社会产生的深刻影响，也由于他对建构20世纪国际政治格局做出的重要贡献，几十年来，对毛泽东本人及其思想体系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具有长久意义的学术领域。毛泽东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尽管国外的毛泽东研究在理论目标、分析方式、社会功能和学术立场等方面与国内存在差异，但在全球化的宏观视角下，其研究成果，应当被看作整体毛泽东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与国内毛泽东研究一起，对这一学术领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基于这样的一种视阈和理解，我们在众多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学术著作中，精选翻译了部分佳作，编成“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以纪念这位旷世伟人，并进一步推进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深入扩展。我们选译的基本原则是，站在21世纪全球化的历史视野上，严格遵奉学术理据和研究逻辑，精选经过历史检验，具有较强理论价值和持久性影响，持论较为公允客观，论说严谨缜密的名著。对于那些具有严肃治学精神和审慎推理论证的作品，即使与我们的学术观点不尽一致，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观念冲突，也在选择范围之内。“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希望把这一睿智古训真正转变为学术行动。

“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中国政治研究”课题的一个子项目，是这个教学科研共同体集体努力的成果之一。我们期望这次翻译的几部著作不是译介编研工作的结束，而是一项系统科研工程的开始。我们愿意把这项工作继续下去。

在“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出版之际，我们首先感谢以下诸教授：

本杰明·I·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

斯图尔特·R·施拉姆(Stuart R．Schram)；

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Jr．)；

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

约翰·布莱恩·斯塔尔(John Bryan Starr)；

布兰特利·沃马克(Brantly Womack)；

罗斯·特里尔(Ross Terrill)；

杨炳章(Benjamin’Yang)。

这些教授不仅慷慨允诺让我们翻译其各具特色的学术名著，而且其中不少人专此为“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撰写了“中文版序言”，这无疑是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

国内毛泽东研究的著名学者逄先知、龚育之、冷溶、朱佳木、李忠杰、金冲及、李君如、李捷和陈晋等教授，不仅慨然允诺担任本译丛的学术顾问，而且多次对翻译工作给予指导，这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李君如教授还就统一国外著者的译名作了专门指导，使翻译工作避免了不少差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的专家们，在学术方向上的直接指导以及在史料的校译、勘误方面所提出的大量关键性意见，使本译丛的质量有了进一步提高。来自国家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著名高校的编委们，从不同学科的多元视角，为选编工作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工作人员前此的开拓性研究和贡献，不仅给予编选以诸多经验和启发，而且直接为具体的译介工作提供了宝贵的便利条件。在此，我们向上述所有关心、支持本译丛的学者和单位以及图片的提供者，一并表示由衷的谢意。

对书中出现的引文，编译者采取如下的文献处理原则：凡国内有对应的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者，均已按中文版本原文进行了核校；凡确属毛泽东文稿，但未公开发表者，按相关文献进行了核校，如凡引用日本学者竹内实主编《毛泽东集》和《毛泽东集》补卷者，按该书进行核校；凡属不能确定是否为毛泽东著作的引文，则尊重原作者的引文，未加处理，如凡引用《毛泽东思想万岁》和国外报刊报道的文献，一律按外文原文译出。

译介工作本是一件永远达不到尽善尽关境界的苦差，语际书写过程中的误读、遗漏和错置等都在所难免。我们恳切期望和真诚欢迎来自国内外专家学者以及广大读者的指教和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