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没法阻止战争，那你就把战争的真相告诉世界。

用生命记录真相！战争记者是全世界死亡人数最多的职业之一。

韩征天编著的《纸上的枪声》是我国首部以战争记者为题材的军事小说，生动呈现抗日反扫荡时期以笔代枪的危险与光荣。既有国恨家仇的情感纠葛，又详细描述了战争记者高铁在战争中不断成长起来的故事，同时反映了地下工作者的奉献、沉默与苦难，这是一部山西战场全景式回放，细节真实性小说。

韩征天编著的《纸上的枪声》是我国第一部以战地记者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具有强烈的纪实风格。《纸上的枪声》生动地再现了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一群怀揣理想而又性格迥异的书生，面对侵略者对我民族的武力征服和心力绞杀，义无反顾，慷慨赴难，在一次次热血迸发的生死较量中，用知行合一的道德实践与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慨捍卫了民族的尊严。同时，在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和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中，真实而艺术地再现了一些重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之演变过程，有着丰富的知识性和较强的可读性。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后记

第一章

艄公是位五十岁左右的山西汉子。凛冽的寒风撕扯着他棉絮败露的衣衫，黝黑粗糙的身躯在冬日冰冷的阳光下，如岩石般地结实而又棱角分明。长年的摆渡生涯，使汹涌奔腾的河水，如同一匹被驯服了的野马，在暴烈中又不得不臣服于他的篙橹。坐在船首的高铁凝视着他，思绪也随着起伏颠簸的渡船而漂泊飞扬。

这是1937年12月中旬的一天。随着冬至的即将到来，黄河也将很快进入千里冰封的休眠状态。高铁无法想象，那无数滔天大浪在瞬间被凝固为晶莹剔透的冰雕时，该会是何等的壮观。也无法想象在前方那朦胧的山峦之间，将会蓄积着怎样的力量，让这个寒冷的冬天在热血进发中，挽回一个民族最后的尊严。

“老高，想什么呢？”

问话的是坐在高铁身旁的王淮冰。这个走出校门不久的年轻人，来自于刚刚迁到武汉的上海《大公报》，皮肤白净，身材高挑而瘦弱，书生味儿极浓。也许，是第一次到前线采访，眼前的一切都让他有种孩子般的好奇和兴奋，一路上的话语也如翻滚的浪花一样前赴后继。他把手搭在高铁的膝盖上，仰起脸来问道，“你的《生死南口》和《平型关八壮士》等报道，我都读过，精彩之极。听说，你是燕大外语系的毕业生，当初的理想也是做一名授业解惑的老师，怎么就投笔从戎当了兵的呢？”

“老子毕业时，正赶上了《何梅协定》……当它妈的一个日本少将，竟敢在谈判桌上羞辱一名中国上将时，老子还能有什么选择！”高铁嘴里突然窜出来的一串粗话，吓了王淮冰一跳，也引起了船上其他同行的注意。

《何梅协定》是1935年6月，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借口天津的两个汉奸报人被暗杀，向中国政府提出的备忘录。且不说它狮子大张口，向中国方面提出的一系列强盗条款，就在所谓的谈判中，代表梅津美治郎的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面对中国华北军分会代理主席何应钦，竟摆一副流氓嘴脸，将臭烘烘的鞋子脱掉摆到中方代表面前，并用佩刀不断拍打谈判桌，恫吓和羞辱中方人员。这还不算——临走时，这位堂堂皇的日军少将竞在院子里解开裤带，当众撒尿。消息传出，国人一片哗然。这天夜里，高铁和许多同学聚集在燕园的未名湖畔，群情激奋地唱着风靡一时的《毕业歌》，结束了自己的学业。尽管已是两年多前的往事，但一想起这些，高铁就忍不住想嘴上动粗。  ’

在这艘横穿于黄河波峰浪谷间的小船上，有几位高铁的同行。他们都来自于武汉，只是供职于不同的报刊。而此时的高铁从严格意义上讲，还只能算一位自由撰稿人。他们之间彼此相识，还不足一周的时间。

两年前，高铁毕业于燕京大学外语系后，就投笔从戎，到国民党第二十九路军宋哲元的麾下，先是在一支骑兵部队当文书，后又到三十八师做了联络副官。这期间，他写过不少的白话诗，也写过不少的散文。而真正让他在国内新闻界产生影响力的，却是在卢沟桥事变之后他一系列亲历亲闻的战地报道。

宋哲元率二十九路军南撤保定时，委任三十八师师长为北平市市长，在与日本人虚与委蛇的周旋中，全权处理战后遗留的诸多事务。这让昔日在喜峰口等战役中留下美名的这位张姓将军，一夜之间由民族英雄变成了国人皆日可杀的民族罪人。由于掌握着一口流利的日语，张将军曾要求高铁留到身边，帮他和日本占领军打交道。然而，高铁拒绝了。在留给张将军一个鄙视的背影之后，他于7月底一个闷热的夜晚只身逃出北平，辗转来到了驻防京郊南口一带第七集团军。

几天之后，南口会战打响。在这场历时二十天的大战中，以第七集团军为主力的中国军队六万人，对决有空中支援和坦克等重型装备的七万日军。双方打得天昏地暗，惨烈异常。这期间，高铁先后在战火的缝隙中，采写了《生死南口》等二十多篇战地报道。有我方一批高级将领在火线上奋不顾身、指挥笃定的精彩画面，也有普通军官和普通士兵同仇敌忾、视死如归的难忘故事。

虽然这场战役最终还是以中国军队的失利而宣告结束，但是这场气吞山河的保卫战，不仅打破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神话，同时也唤起了中华民族空前高涨的抵御外倭之决心。高铁在报道中援引的一些中国将士的豪言壮语，如“好汉死在阵地上，即为军人之光荣归宿”，“我死则国生，我贪生则国死”等也风靡一时，成为了各大报刊热议的话题。

1937年8月下旬，高铁随第七集团军来到了山西。这时，大同会战已经进入前期。而忻口一带也浓云密布，山西成为全国抗战新的焦点。在一个二战区太和岭口前沿指挥部，高铁遇到了来自上海的《大公报》采访课主任范长江和《新生周刊》总编辑杜重远以及随“七君子”之一李公朴而来的山西桂涛声等人。

这已是九月中旬的一天了。此时，以发表《中国的西北角》而引起广泛关注的范长江在山西抗战前线的采访，已经有一些日子了，报馆也在不断催他回去。而这时刚刚完成改编的八路军，就以全部的三师之众投入到了山西的抗战前线。这是比南口更大的一场战役，也是国共合作之后的第一次携手作战。它关乎着民族的命运，牵动着国人的视野，也纠结着范长江等人的去留。高铁的出现，让范长江等人喜出望外。尽管这是他们的第一次晤面，但在此之前，高铁的许多投稿都是通过范长江等人之手，才得以在《大公报》、《申报》和《国闻周报》等报刊上发表。

由此，这位“骑兵记者”成为了这几家报刊的特派记者。

范长江一行离开山西后的第三天，也就是这年的9月25日，八路军一一五师在晋北平型关一战歼敌干余，取得了自抗战全面爆发以来中国军队的首次大捷。消息传出，国人群情振奋，连蒋介石也分别驰电二战区国共双方的将领予以嘉奖。而远在大后方的范长江也得到了高铁给他的一份礼物——纪实报道《平型关八壮士》。

在平型关战斗中，担任阻击任务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六团三营九连与日军的两个联队猝然遭遇。为了确保整个平型关战役的胜利，九连与数倍于自己的敌人进行了顽强战斗。在一次次的冲锋与反冲突中，九连最终只剩下了八个战士。然而，正是这八名战士把战斗坚持到了最后，使敌人对我军迂回包抄的阴谋彻底破产。

听到这个故事后，高铁亲自找到八个壮士的驻地进行采访。急迫的心情，崇高的敬意，在他的笔下徐徐铺展开来的，却是战后我军根据地充满着诗情画意的宁静与悠闲。激烈残酷的战争故事与八壮士憨厚朴实的农民本色，在高铁的笔下自然而和谐地交融在了一起。一个民族的不屈与自信，也在他的娓娓道来中而跃然纸上。

范长江读完后，不由拍案叫好！这篇属于抗战全面爆发后最早反映八路军英勇御敌的长篇报道，也很快得以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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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5月24日，日军发动了代号为“c号作战”的第二期驻晋日军总攻击。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纠集隶属于第一军的井关仞中将的第三十六师团，毛利未广少将的独立混成第三旅团，津田美武少将的独立混成第四旅团；隶属于第十二军的由盘井虎次郎少将的独立第六混成旅团；隶属方面军直辖兵团的由饭沼守中将的第一一〇师团及铃木贞次少将的独立混成第一旅团，吉田峰太郎少将的独立混成第八旅团的数万之众，分别从太原、长治、潞城、黎城、辽县、涉县、武乡等据点迅速出动，在一个航空兵中队的支援下，对我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师部同时进行长途奔袭与合围。

在这次太行抗日根据地最为悲壮和惨烈的反扫荡作战中，我军虽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但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等一大批将士阵亡，身兼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两个秘书长职务的张友清等一大批官兵被俘。被侵略者列为第二号扫荡目标的《新华日报》华北版和新华社华北总分社，在随总部突围中有何云等46名战地记者阵亡。高铁所在的国新社也有两位特派记者牺牲，唯独高铁下落不明。

杨晨熹是日军大扫荡的第四天清晨碰到高铁的。当时，他和报社的部分同志突出了第二道封锁线，正在一个山洼里小憩。这时，高铁出现了，还牵着他的雪儿。

“老高，什么时候了，还牵着马！”杨晨熹提醒说，“这样你的目标太大了！一会儿鬼子搜山要吃大亏的！”

高铁说：“我在雪儿在！不管出现啥隋况，我都不会离开它的。”

杨晨熹见高铁要走，忙又喊了一声：“老高，你一个人行动太危险，还是和大伙在一起吧！”

高铁回眸，在留给他最后一个灿烂的微笑之后，走了。

一个小时之后，日军梳篦似的搜山开始了。由于我军大部同志已经突围出去，留在封锁线里的人只能得用地形与之周旋。很快，日军的飞机发现了雪儿，认为这里发现了八路军的大官，立即用无线电呼来了大批的扫荡部队。为了不连累大家，也为了把日军的注意力吸引走，高铁纵身跃上雪儿，一路扬鞭向着突围人员的反方向奔去了。

高铁的主动暴露，为杨晨熹等人的突围创造了条件。有人看到，一群日军一直把高铁追到了一座如刀削斧劈般的山峰上。在一柄柄闪着寒光、步步紧逼的刺刀面前，双方对峙了一会儿后，高铁俯下身子和雪儿耳鬓厮磨，不知说了些什么，雪儿顿时一阵仰天长啸，先后退了几步，接着就以从未有过的亢奋驮着高铁，跃向了那蔚蓝色的天空……

然而，在反扫荡战斗结束之后，我方人员打扫战场，收殓阵亡将士，却始终没能找到高铁和雪儿的尸骨。

何云等人牺牲后，《新华日报》华北版在新任社长兼总编辑陈克寒的带领下，克服种种困难，寻找回掩埋的机器、纸张等设备和材料，很快恢复了正常出版。同时，还向重庆总社发出了《太行山血战记》等稿件，详细介绍了八路军这次反“扫荡”的战斗经过。

此后不久，《新华日报》华北版在创办了四年多之后，胜利地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陈克寒、杨晨熹、魏敏等部分同志被抽调到了延安，到了新华总社工作。其余同志在原华北版的基础上，新创办了《新华日报》的太行版，作为中共中央太行分局的机关报。

晋冀鲁豫边区党委成立后，这份报纸又被一分为二，多数同志被抽去组建人民日报。在解放战争胜利的前夕，党中央转战陕北和向西柏坡战略转移的期间，这份报纸和由新华社太行总分社改组的新华社临时总社、华北新华广播电台一样，成为我党领导的最重要媒体，并临时取代了延安解放日报、新华总社和新华广播电台的功能。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日报又和另外一家解放区的报纸被整体改组为党中央的机关报，直到今天。而留在《新华日报》太行版的同志也在太原解放前夕，整体转入新创刊的《山西日报》。

据不完全统计，在八年抗战期间，共有110多名战地记者血洒太行。

如今，在太行山巍峨的山峰上，在青翠的松柏和烂漫的山花丛中，高耸着一座太行新闻烈士纪念碑。碑的正面，镌刻着杨尚昆同志的题词：“太行新闻烈士永垂不朽”，碑的背面是烈士们的英名。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如今在烈士们俯视的那片英雄的国土上，新的新闻故事正在不断发生，而我们的故事也将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