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官狱中写小说？
林子之大，可谓什么乌都有——那个被“一支烟”牵了出来，而后又被查出受贿百万元的周久耕周局长，近日已被一审判处徒刑11年。然而周久耕“不上诉”，什么原因呢？因为“正在写一部小说”，而且已经完成了35000字。大概是心无旁骛，没有闲工夫上诉的原因吧。据说现在羁押的周久耕的囚房里，条件不行，“没有用来写作的办公桌”，周为此“抱怨不已”，似乎有一点“无车弹铗怨冯骥”的意思……
这是又一个贪官要在囚牢里写书了——近年以来，贪官进了监牢之后，忽然当起了“作家”的事，几乎有点成“风”。“五毒书记”张二江，“在狱中著书立说”，已经写了4本“文学评论书籍”；而某央企的前掌门人曲德臣，入狱之后，不是也写出了《人生核算》一书么？洋洋数十万言，厚厚的一大本呵！现在周久耕也“进去”了，进去以后也要加入“狱中作家”的行列，这并非什么“石破天惊”的事儿。
囚官狱中写小说，这本也不是什么坏事。一来他们即使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但不少民事权利还在，写作甚至出版，也无不可；二来“写小说”，恐怕也属一种“劳动”。这种“劳动’’多少也会有利于他的“改造”。更重要的是，像张二江、周久耕这样的贪官，在“外头”之时，不但戎马倥偬，“日理万机”，而且花天酒地、夜夜笙歌，哪里静得下来“想一想”？现在好了，“万事皆空”什么也没有了，正好闭门思过、扪心自问，总结一点人生的教训来。如果“总结”得对，写出来，对于“外面”的人，说不定还会有点教益呢。所以对于周久耕的“潜心写小说”，不要现在去棒喝他。让他写，看看写出一点什么来，再来评论他。
然而话又说回来，对于囚官的“狱中写小说”，恐怕也不能抱有太大希望。其实贪官的“搞创作”，何止是在“进去”之后？他们中有的人，在“外面”就已经舞文弄墨、附庸风雅了。例如那位已经落马的某县委书记李凤臣，曾经被称为“诗人书记”，写出的“诗”无可计数，出版的诗集几可等身。但他的诗，除了一个“俗”之外，更有一个“假”字，“权系民心聚，姓公不姓私，身为民之仆，必当明斯理”，就是李凤臣的“名作”，他就是在写这首诗的“书桌”上，收取了卖官的巨贿。“佳节将至事纷然，冒雪驱车访饥寒”，这又是“诗人书记”的“好诗”，然而年年“佳节”，李凤臣都要广纳“孝敬”、借节聚敛，可见贪官的诗，真、善、美三条里头，至少“真”是荡然无存的。
也许有识之士也会说，那是在“外边”，进去了，就会不一样。这也有道理。因为“进去”了，画皮业已剥掉，也不必“两面人”了，所以以泪洗面、夜夜无眠之时，囚官写出来的“小说”，倒会有一点可信的真实。然而对周久耕们的“小说”，笔者却仍然不抱太大希望。据说周的长篇巨制，仍然是“反腐小说”，也即仍是写“官场”。现在的“官场小说”，大多是有模式的，无非是描绘仕途的凶险、同僚的党争以及官场的恶斗，充斥着“厚黑”二字。周久耕能跳出这个“模式”么？如果能，他的“生活”又从哪里来？所以依笔者看来，一个贪官的“反腐文学”，也不过是在汗牛充栋的“官场小说”中，再加入一部而已。终于是斗不过“生活”，离不开“原型”的。
关于周久耕的“小说”，报刊网络之上，这几天已经炒得沸扬。甚至有热心网友，给他拟好了小说的书名，叫做《一根香烟引发的大案》，建议他从“切身的经历”写写落网的经过，当然作为前房地局长，还可曝一曝行业的黑幕……不知道周久耕周局长，能否从谏如流，能否择善而从，能够写出来一部什么样的“小说”……
（2009．10）
“官话”问题
整饬吏治，从“说话”而始，这算得很有“针对性”了——近日江苏省的睢宁县，召开“改革动员大会”，拿干部的“官话”开刀。于是报刊网络，一片叫好，痛斥官员的“套话”、“废话”，号召干部们都来学讲“人话”。
这当然是一大“改革”。然而我们的干部，是不是生下来就不会说“人话”？他们的“官话”，又是谁“教会”的呢——于是想起我的一位官员朋友来，此公当初素以“能言”著称，话语生动，民谣丰富，“人话”朗朗，老百姓不但“听得懂”，而且开怀大笑。然而这位官员，提拔起来，“入仕”那一天，“组织上”找他谈话，严肃指出的竟是“管好自己的嘴巴”，要“学会讲应该讲的话”。从此之后，此官“说话”，唯上是从、唯求“得体”、决不“出格”，竟博得“成熟起来了”的赞语。为了这个“成熟”，明明可以脱口而出的，也要人先写好讲稿。有一次没有讲稿，竟然拿了几张白纸站到台上，让人看了以为是照本宣读，于是有了“成熟”的“公认”。
我们的干部，从娘胎里出来，是会说“人话”的，然而一“提拔起来”，进入官场，“说话”往往就成了问题。官场有它的文化，更有它的规矩，话怎么说，路怎样走，都是件大事情。说话不同凡响，就是“出格”；演讲脱口而出，就是“轻率”；说句老百姓拍手的话，疑似“党性不强”；而如果一句“套话”、“废话”也不会说，那更是“不成熟”、“靠不住”的表现了。久而久之，原来会说“人话”的，功能退化了，原来不会讲“官话”的，也“成熟”了。说话问题成了官场之间、“上面”考察“下面”的重要项目，成了左右之间、“同僚”们互相遵守的“规则”和“共识”。难怪连薄熙来这样的高官，于欢迎大会上说了一句“来的都是哥们”，竟吓出官员们一身冷汗；至于郑州那个规划局长，一言“你代表党还是代表人民”，虽全国舆论一片批评，却不知官场之间，有没有反认为他“靠得住”的？
当然一个“说话”，于官场成了大“问题”，并非从今而始，我们的老祖宗早已有悠悠文化堪作楷模——比如南朝的阮修，求官于太尉王夷甫。太尉出题，“老庄与圣教同异”？阮修从容而对：“将无同”。这样的模棱两可，这样的云遮雾罩，当然是参透了“说话”的禅机，透显出那么一份“成熟”，从而够了做官的格儿。于是“太尉善其言”，当场拍板“辟之为掾”。后来的官场，将《世说新语》的这个经典拿给子孙看，以阮修的“三字掾”来楷模官场里待人、接物、起公文、拟批示的“规矩”，算得很有道理。如若当时阮修一剖此心，直言褒贬起儒道之优劣来，哪怕是说了一句“人话”，我看太尉府上，是绝没有他一碗饭吃的。因此沿袭至今，代价惨重叫做“付了学费”，节节败退唤作“屡北屡战”，坐失良机美日“欲擒故纵”，扯皮叫做把关，拖拉叫做慎重，推诿叫做协调，停滞叫做稳定，下滑叫做换气，连送命都叫做“辩证法的胜利”。多少原来会说“人话”的官员，因为参透了“官话”，凭着“三字对”而升官辟掾，靠着“有分寸，，而出类拔萃，圆圆熟熟地在那里跟老百姓玩着“将无同”的迷藏？谁说这“话”是无用的“废话”呢？
因为有王夷甫这类的太尉，才会有“将无同”的青云直上，更因为有官场里“成熟，，的“规矩”，才会有“官话”的今日盛行，可见“说话问题”，仅仅拿官员“开刀”，恐怕是失之肤浅而又无济于“话”的了。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