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也有一位霍金式的科学家、科普作家。

那是1976年中国人民赢得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不久，在电视屏幕上忽地出现一位歪着脑袋坐在轮椅上的老人，用咿咿唔唔的话语说着。许多小观众见了哈哈大笑，笑他是个“怪物”。他们的笑声使我无比震惊：

那位老人是霍金式强者——高士其！

孩子们嘲笑他，在于不了解他。这也难怪，十个寒冬的“文革”使他销声匿迹，成了孩子们的陌生人。

一股创作激情涌上《中国的霍金－－高士其传》作者叶永烈的心头：写一部高士其长篇传记，把这位与病魔搏斗了半个世纪、为少年儿童写下众多科学小品的英雄般的人物，介绍给千千万万的孩子。

《中国的霍金－－高士其传》作者叶永烈像“专案组”似的，进行“内查外调”，查阅了他家保存的众多的文字资料，走访他的几十位亲友，内中包括他的当时已经九十六岁高龄的生母。他那时还只是业余作者，所幸年轻力壮。在着手写作高士其长篇传记时，也正是他导演的影片《红绿灯下》拍摄最繁忙的时候。冒着酷暑，白天在烈日下带领摄制组拍摄；入夜，作者安排好翌日的拍摄工作后，在闷热的小屋中执笔写作传记。每夜平均写五千字，花了四十个夜晚，他写出了二十万字的《高士其爷爷》一书——作者平生的第一部长篇人物传记。

高士其在医院里花一个多月审看了书稿，然后交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1979年9月印出第一版，印了十万册。

想不到，这部长篇文学传记的出版，使他一发不可收，从此与传记文学创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这次作者做了全面的大修改，补充了许多新的内容。尤其是高士其在晚年由于服用一种新的特效药，加上每天坚持练气功，病情大有好转，居然能够自己执笔写作！他断断续续写下人生的回忆录。这次修改时，补入了高士其这些回忆录中的精彩内容。另外，书名改为《中国的霍金－－高士其传》。

序章

第一章 童年

诗的家庭

文学的熏陶

恨透了“小魔王”

勤奋的学生

严师出高徒

百里挑

第二章 求学

小翻译的来历

“阿米巴”

安步当车

五四的洗礼

远涉重洋

晴天霹雳

为科学献身

环球旅行

第三章 战斗

祖国也在生病

愤然辞职

李公朴伸出支援之手

与艾思奇朝夕相处

拿起笔来战斗！

改名

“我们的抗敌英雄”

多产作家

探望“七君子”

心向延安

第四章 入党

奔波千里

毛主席来了！

“红都”的温暖

病人的战场

入党的时刻

第五章 动荡

来到红岩村

玛刑医院遭冷遇

在九龙陷入险境

讲英语的共产党

冲过“无人地带”

研究科学字母

婚礼

可恶的女骗子

又一次脱险

老鼠也来欺侮

奇妙的数

光明还没有完全来到

用诗做武器

“我的原子也在爆炸”

人民的慰问

七月的腥风

在古色古香的城市

摇椅

延安，我想念你

收听党的声音

回老家去

第六章 解放

结束了十年动荡生活

胜利的风吹走了病痛

我要工作!

一天的故事

收音机旁学俄语

开会也是战斗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

人民代表爱人民

领袖的关怀

辛勤的园丁

科学诗人

两亿儿童的爷爷

科学战线上的“铁人”

第七章 进击

在严寒的日子里

生命进行曲

“高士其同志的意见很好!”

在最悲痛的年月

十月阳光

科学的春天

桃李满天下

附录

附录一：第一次拜访高士其

附录二：百岁传奇

附录三：高士其和他的妻子

附录四：高士其最后的日子

附录五：高士其夫人之逝

附录六：幕后的配角

附录七：高士其、叶永烈往返信件

附录八：“高士其代表科普”——高士其百年诞辰

纪念

后记

愤然辞职

高士其来到了北京，来到了母校——清华园。就在这时，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改成了清华大学。

老师和老同学看到高士其学成归国，都感到高兴；可是，一看他病成这个样子，又都感到惋惜。他们劝高士其好好休养几年，把病养好。还有一位老同学劝高士其还是到美国养病为好，在中国那样落后的医疗条件下，是医不好病的。

但是高士其已把自己的病置之度外。高士其到处托人找工作，想把自己学到的一点知识贡献给祖国、贡献给人民。

高士其既无“靠山”，又有病在身，谁会要他？

高士其按照史沫特莱所写的介绍信，找到了诗人陈平，跟他一起前往南河沿欧美同学会出席年会。

在欧美同学会，高士其结识了一位身穿西服、戴着金丝边眼镜的中年人。他便是当时的卫生署长、南京中央医院院长刘瑞恒。刘瑞恒知道高士其是屈指可数的几位中国留美细菌学家之一——当时偌大的中国只有三－－人，便对高士其说：“你明天到协和医院的办公室里找我。”

高士其回忆说：

第二天，我到协和医院办公室，他已从档案柜里找到新从芝加哥大

学研究院寄来的我的毕业档案，上面详细记录着我的历年成绩表，这就是我的证明书。于是他就口头聘请我为南京中央医院细菌检验科主任。当时在座者还有北京市卫生局李延安博士。

高士其很高兴，马上接受了聘请，来到南京。

中央医院是国民党的陆军医院，在南京是一所大医院，有五六百张病床。

那时，正值南京汤山一带发生严重的脑炎。

“又是你，可恶的‘小魔王’！”高士其想不到在南京又碰上了“老对手”。他以极大的工作热忱，投入到消灭脑炎的战斗中。

然而，冷酷的社会给这位满腔热情、第一次走上工作岗位的青年，迎头浇了一盆凉水！

高士其夜以继日地在检验科化验着样品。尽管脑炎的后遗症时时地折磨着高士其，但他仍忘我地化验着脑炎病人的血液、小便。

高士其所用的那台显微镜已经老掉了牙，没法使用。没有显微镜，高士其就像战士没有武器啊！他催院长赶快派人到上海买一台新的显微镜。院长嗯嗯答应着，可是，“只听脚步响，不见人下来”，几个月过去了，新显微镜连影子都没见着！高士其见了院长，就提买显微镜的事儿，院长感到非常厌烦，爱理不理地走开了。

这家医院的住院费贵得惊人。普通的病人好不容易住进医院，可是，吃的饭竟夹杂着一股浓烈的霉味儿！

即使是生命垂危的病人送到急诊室里来，如果没有交足急诊费，医师连一眼也不去瞧他。真个是“医院大门八字开，有病没钱莫进来”！

这个医院贪污盛行。医院是靠华侨捐款办的。华侨捐了三十万元钱，而医院只用了十万元，其余二十万元都进了院长和几个医生的私囊。

高士其最看不惯的是一个姓佟的人。此人不学无术，却在检验科鬼混。光是这样还不算数，竟然还异想天开要当医生。

此人不学无术，而拍马有术。他有妻有子，但看到内科主任有个干女儿在医院工作，竟整天跟这个女人鬼混在一起，献媚取宠，对内科主任称起“干爹”来……

“一片乌烟瘴气，这哪里是医院！”高士其非常看不惯这个贪污、腐败、肮脏的旧医院，心中愤愤不平。他心直口快，得罪了一些像姓佟的那样的人。于是，他们便散布流言飞语，诽谤高士其：“什么高主任？连白金银耳①拿在手里都会发抖，还能化验？简直是个废物！”

他们接连到院长那里去告状。

院长刘瑞恒最初看在“校友”的情分上，只是“嗯嗯”几声，不作计较。渐渐地，他对高士其也看不惯了。当高士其有一次见到他，还是催问买新显微镜的时候，院长发火了：“医院哪有那么多的闲钱买显微镜？我们医院跟商店一样，是不能做亏本生意的。我们不能拿钱去养活病人！”

“不能拿钱去养活病人”，这是一句双关语。在院长眼里，高士其也是个“病人”，靠他来养活！

高士其早就看不惯这班“商人加官僚”式的医生，看不惯“商店加衙门”式的医院，与之格格不入，一听这话，便愤然辞职，离开了南京中央医院。……  P64－66

2006年6月19日，国际弦理论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一位歪着脑袋、斜坐在轮椅上的来自英国的科学家，引起全场的关注。众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向他投去尊敬的目光，而中国的少先队员则为给他献上鲜花。他就是有着“当代爱因斯坦”之誉的英国著名数学家、理论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

1963年，二十一岁的霍金正在剑桥大学研究宇宙学，却被诊断出患有“肌肉萎缩性侧索硬化症”。当时医生诊断他只能活两年，但他却奇迹般活了五十年。虽然他被疾病禁锢在轮椅上，只有三根手指可以活动，但是他却顽强地从事科学研究，硕果累累。他还热心于创作科普读物。他在1988年出版的《时间简史》，被译成四十多种文字，发行了两千五百多万册。

霍金顽强的拼搏精神，感动了全世界，尤其是感动了无数的年轻人。

在中国，也有一位霍金式的科学家、科普作家。

那是1976年中国人民赢得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不久，在电视屏幕上忽地出现一位歪着脑袋坐在轮椅上的老人，用咿咿唔唔的话语说着。许多小观众见了哈哈大笑，笑他是个“怪物”。他们的笑声使我无比震惊：

那位老人是霍金式强者——高士其！

孩子们嘲笑他，在于不了解他。这也难怪，十个寒冬的“文革”使他销声匿迹，成了孩子们的陌生人。

一股创作激情涌上我的心头：写一部高士其长篇传记，把这位与病魔搏斗了半个世纪、为少年儿童写下众多科学小品的英雄般的人物，介绍给千千万万的孩子。

一开始，我就尝到了传记文学创作的艰苦滋味。虽说当时传主高士其健在，而且我和他有着多年的友谊，他对我的创作是热心支持的，可是瘫痪的他，只能用含混的喉音嗯嗯喔喔说着难懂的“高语”，然后由他的秘书一句句地“翻译”。有时，连秘书也听不懂，只得请他用僵直、发抖的手夹着铅笔，歪歪扭扭写下几个天书般的字……如此这般，一个上午谈不了两三件事。

我不得不像“专案组”似的，进行“内查外调”，查阅了他家保存的众多的文字资料，走访他的几十位亲友，内中包括他的当时已经九十六岁高龄的生母。我那时还只是业余作者，所幸年轻力壮。在着手写作高士其长篇传记时，也正是我导演的影片《红绿灯下》拍摄最繁忙的时候。冒着酷暑，白天在烈日下带领摄制组拍摄；入夜，我安排好翌日的拍摄工作后，在闷热的小屋中执笔写作传记。每夜平均写五千字，花了四十个夜晚，我写出了二十万字的《高士其爷爷》一书——我平生的第一部长篇人物传记。

高士其在医院里花一个多月审看了书稿，然后交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1979年9月印出第一版，印了十万册。

想不到，这部长篇文学传记的出版，使我一发不可收，从此与传记文学创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这次我做了全面的大修改，补充了许多新的内容。尤其是高士其在晚年由于服用一种新的特效药，加上每天坚持练气功，病情大有好转，居然能够自己执笔写作！他断断续续写下人生的回忆录。这次修改时，补入了高士其这些回忆录中的精彩内容。另外，书名改为《中国的霍金——高士其传》。

叶永烈

2012年12月28日于上海“沉思斋”

高士其传奇式的一生，很早就吸引着我，想把他那惊人的毅力，顽强的斗志，勤奋、认真的治学态度写出来。可是，当我听到他“嗯嗯、喔喔”那困难的喉音，看到他繁忙的工作，又有点犹豫起来，怕很难有机会请他自述往事。由于高士其表示可以接受我的采访，我才着手这本书的写作。

这是我所写的第一本长篇人物传记。在写作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沿着高士其走过的脚印追索往事，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感谢高士其及其家属、亲友、老战友热情地提供了大量的材料，才使这本书有了一个扎实的基础。

高士其对本书的写作给予了大力支持。他吃力地用难懂的喉音，长时间地同我纵谈过去，他的秘书、夫人、儿子轮流充当“翻译”，我这才从他那特殊的“高语，，中得知许多有趣的故事。高士其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事隔几十年，他往往还能记得当时的细节、人名、地点、时间。有时，我去采访他的秘书，他坐在一边听着。一旦秘书讲错了或者讲漏了，他马上就“嗯嗯、喔喔”起来，加以纠正和补充。高士其还让秘书翻箱倒柜，找出他的日记、回忆录、家谱、剪报、信件、手稿、父亲的诗集、照相册等许多宝贵资料供我写作时参考，这就使本书的内容更为丰富。

在本书初稿写好之后，高士其正在北京医院住院治疗。他在病房里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审阅了初稿全文。这对于一个瘫痪了的老人，是一件多艰难的工作，何况他又正在病中。然而，他却非常仔细地看了好几遍，认认庆昭、郜大琪等，也都回忆当年，纵谈过去，为本书提供了大量的材料。

有几件事给了我极深的印象，并使我深为感动。

苏菲女士已经半身不遂，讲话极为困难。她在病榻上接见了我，讲一句，歇一口气，讲述了她在延安中央干部疗养所里和高士其共同度过的岁月。第二天，当我到张若萍家采访时，他告诉我，苏菲还托人专门打电话给他，请他回忆延安时的高士其，帮助我做好采访工作。

原福建省文联主席马宁是一位年已七旬的老作家，当我到福州采访时，他不仅详细地谈了他与高士其的交往，而且还亲自当向导，陪我在福州各处采访。我劝他别去，他爽朗地笑着说：“老马识途哪！”

李津勋女士是高士其多年的朋友，曾收集了不少有关高士其的资料。一听说我要写高士其传记，她立即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手头的所有资料全都借给我参考。

郜大琪先生从镇江给我多次来信，寄来详尽的回忆材料。刘坤先生冒着重庆四十摄氏度的酷暑，伏案写作回忆材料，千里迢迢地寄给我。倪翰芳教授年老体弱，从广西南宁给我寄来回忆在美国留学时的极其宝贵的资料。

高士其的表妹何友淦、表妹夫杨立，冒着酷暑，在福州老家中找出许多宝贵的照片及高家、何家家谱，使本书增色不少。为了寻找高士其父亲的照片，高士其的胞弟高仕吟不顾身体有病，从医院回到家里找出交给了我。

高士其的堂弟高仕模非常关心本书的写作，在三伏天中抄录资料给我，并一再建议本书应加强高士其怎样教育青少年的内容。根据他的意见，增写了《两亿儿童的爷爷》和《桃李满天下》两节。

老作家陈伯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陈久德，人民文学出版社叶冰如，科普出版社郑公盾、白金凤，中国青年出版社王康，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郑延慧，文汇报社倪平、郑重、沈定、臧志成，南方日报社张志光，福建日报社方友德，以及李宗浩、毛福平、童恩正、姚秀华等，对本书的写作十分关怀，给予不少帮助。

福建省科协孙济家，福建日报资料室，福州市图片社，也给本书写作提供了资料。张崇基协助拍摄了高士其生活照片。

遗憾的是，几位深知高士其的老朋友，如艾思奇、邹文宣、高仕融、李公朴夫人张曼筠、周匡人、陈希等，已经相继去世。我想，如果在前几年就开始采访，一定能得到更多珍贵的材料，使本书内容更为丰富。但是，在“文革”中，连高士其本人都受到迫害、冷遇，要想写作和出版这样的传记又从何谈起呢？

谨以本书献给敬爱的高士其先生！

1978．8．19．10写作初稿

1978．12修改

2011．9补充、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