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著名社会活动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她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毫无保留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她是20世纪中国妇女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妇女的骄傲，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誉，深受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等编著的《邓颖超自述》从《邓颖超文集》、与周恩来来往书信及邓颖超同志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回忆文章、访谈及谈话记录中遴选与其生平有关的重要文字，讲述她的一生。

《邓颖超自述》为“共和国开国元勋自述丛书”中的一部。从《邓颖超文集》、与周恩来来往书信及邓颖超同志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回忆文章、访谈及谈话记录中遴选与其生平有关的重要文字加以整理，以编年史的方式结集成书，以“自述”的形式出版，内容涉及青少年时期、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建国以后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很多内容为首次披露，真实生动地再现了邓颖超平凡而又伟大、曲折而又光辉的历史，热情歌颂了老一代共产党人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而进行的坚苦卓绝的斗争以及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顽强的革命意志、无私无畏的高尚品德。

《邓颖超自述》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等编著。

开篇自述

第一章 青少年时期

第二章 恋爱与结婚

第三章 在大革命洪流中

第四章 坚持白区斗争

第五章 参加长征

第六章 在北平西山疗养

第七章 战斗在国民党统治区

第八章 延安岁月

第九章 转移晋绥

第十章 参加土改

第十一章 迎接胜利

第十二章 建设年代

第十三章 “文革”岁月

第十四章 走进新时期

第十五章 晚年情怀

第十六章 忆恩来

尾声 致中共中央的信

委托下列几位同志办的几项事

附一 爱泼斯坦等访邓颖超记

附二 大事年表

投身学运

1919年“五四”运动时，我才16岁，正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念书。今天谈起30年前的往事，由于30年不算短的时间和中国革命的曲折复杂经历，已经冲淡了我的许多记忆，现在仅就我能记得的谈谈：

那年5月4日，北京学生发动示威，要求“惩办卖国贼”、“拒绝《凡尔赛和约》”，学生们在激愤中发生了火烧赵家楼、怒打卖国贼的事件。次日消息传到天津，震动了天津各校的同学，纷纷议论，立即响应北京同学的爱国运动，在7日，天津学生就举行了示威，很快的（地）组成了“天津学生联合会”，和以女学校同学为主的“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随后又成立了“天津各界救国联合会”。当时我们只凭单纯的爱国热情，喊出的口号除了前面的两个以外，还有“取消《二十一条》”、“收回青岛”、“抵制日货”、“提倡国货”、“不做亡国奴”等等。当时北洋军阀政府对学生的爱国运动是采取镇压的政策，是用警察、刺刀、子弹、水龙扫射、殴打以至逮捕等各种办法压迫学生。我们在斗争中锻炼，逐渐提高了觉悟。又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新思潮、新文化正很快地涌入古老的中国，苏俄十月革命的成功，也开始在中国青年中起了影响，这就给了“五四”运动以新的进步因素，使之向前发展。

“五四”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本身是反帝反封建的性质，但当时，在我们的思想上还没有弄明确。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才明确地指出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我们的认识也才逐渐地明确起来。“五四”时，我们也不知道“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结合”，只知道列宁是苏联革命的导师，他是要为被压迫的工人和农民谋解放而已，不过我们当时的确也有一种自发的直觉认识，要救国需要冲破学生的圈子，救国不能单靠学生，必须要“唤醒同胞”。所以，我们很重视宣传工作，组织了许多讲演队。我当时就担任着“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长，和“学生联合会”的讲演部长。我们的讲演队定期地经常地到各处讲演。在初期，女学生因受社会封建习俗的束缚，还不能和男学生一样地出现在街头讲演，而是限于在市内各宣讲所、民教馆，以及公共集会的场合。每次听讲的人都很多，我们讲的是要大家起来齐心救国，要达到惩办卖国贼的目的；讲述朝鲜亡国后，当亡国奴的惨痛；我们应有爱国开会的自由，抗议当时北洋政府对学生的迫害等等。我们讲的人，有时声泪俱下。听的人也很受感动。另外我们还作家庭访问，常到比较偏僻的地区和贫民区，挨家宣传。有的人家对我们很热情接待，有的人家就把大门一关、拒我们于门外。但我们碰了钉子一点不灰心，还是挨家敲门访问。记得那年暑假期内，有一次出发去天津西头讲演，回来时赶上倾盆大雨，每个人淋得和水鸡子一样，但同学们一点也不泄气，下次还是按时照样地去干。另一方面，我们也很重视文字的宣传和报纸的作用，由“天津学生联合会”出版了3日刊的《学生联合会报》，后来改为对开一大张的日报，和现在《人民日报》的篇幅一样大。每期销到20000份以上，是一个不小的数目。这个报的主编人就是周恩来同志。“女界爱国同志会”也出版了一个周刊。这两个报纸报道着当时国内外的时事消息和全国各地的学生爱国运动消息及反压迫的斗争，还有社论和政治性的论文及文艺作品等等。

关于“五四”运动中，学生要求民主和科学的具体事实，我只能从当时天津一个地方的情况和我所活动的一个角度上举几个例子：

由于反动的北洋政府，对外媚日，对内袒护国贼，不断地压迫学生，我们没有爱国的自由，当时我们最迫切的民主要求就是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等民主权利。我们为此遭受过多次的压迫，也作了多次的斗争。例如“五四”那年的10月10日，由“天津各界救国联合会”召开天津全市市民大会，继续坚持惩办卖国贼，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加紧抵制日货，举行游行示威。在事前，我们已经风闻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外号叫杨梆子）准备以武装解散我们的集会，阻止我们的游行。但我们毫不恐慌害怕，我们也作（做）了应付武装警察的准备。会场的布置和队伍的排列是把市民们站在主席台的周围，然后把有组织的学生站在市民的外围，又把女学生站在最前列，准备被武装包围时先由女学生冲出重围。另一方面，我们每个人拿的旗子，都是用专买来的坚固竹竿制成的，准备把竹竿作为事变发生时斗争的武器。在预定开会时间以前，市民和学生的队伍大群大群的（地）向南开广场集合起来。果然不出我们的预料，警察们大批出动，拿着上了刺刀的长枪，把我们整个的会场包围起来了。我们仍按开会的秩序进行，直到游行示威开始时，我们就和武装警察发生了冲突，首先我们学生向前冲，一面冲一面向他们宣传呼喊：“警察也应该爱国！”、“不要打爱国学生！”，同时因为他们已经动武，用枪托殴打我们，很多同学挨了打，有的眼镜亦被打破，于是我们也就挥动手上的竹竿抵抗，并用竹竿把他们的帽子掀掉地上。当他们弯腰去拾帽子的时候，我们就乘这空隙向前冲。正在搏斗紧急的关头，来了一支外援的队伍——恰巧学联的汽车宣传队开到会场。里外夹攻就打开了一个缺口，大队跟着汽车冲了出去，于是环城示威游行，直到警察厅质问杨以德，向他提出抗议，一直坚持到第二天黎明才散。这次事件激起了女同学极大的愤慨，于是不再管封建习俗的限制，第二天就走向街头，不顾一切，到处举行街头露天讲演，控诉杨以德对于学生的迫害。P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