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民小国》是《非常道》之后，著名学者余世存十余年来研习中国近现代史的最新成果。本书试图找出这些历史人物与当下人的联系，深刻触动到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历史情感，透过本书，读懂历史的逻辑，读懂历史人物的命运，读懂我们自己。

余世存编著的《大民小国》是当代最重要的思想者之一、学者余世存长期研习中国近代史的最新思想成果。《大民小国》作者坚持个人的史观和对历史人物的同情、坚持人性人情高于一时一地的道理、坚持个人的独立判断，回溯了大变局时代中一代中国人的命运和抗争，如邵飘萍、陈寅恪、张作霖、黄侃、顾维钧等。作者试图找出这些历史人物与当下人的联系，深刻触动到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历史情感，是我们自身心量的丰富增益，只有这样，我们现实疲惫的心灵才能获得静谧、安宁、正念正信而正精进。

序 当我们谈论“民国范儿”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张勉

被误读的通经济时人

毁家纾难的屠狗辈

民国首任总理的人格意义

“宋氏王朝”的缔造者

有饭大家吃

值不值得谭嗣同

独立苍茫的先行者

实力卧榻的汤化龙

登堂入室的张作霖

风流陶成章

银行家的人生个性

乱世章士钊

80后的文治武功

阎公雅望

玩命情种苏曼殊

何敢特立而独行

报人邵飘萍

弱国幸有顾维钧

大成至学陈寅恪

人类之子晏阳初

直道行时自觉者

“仇必和而解”中的规矩和常识

跟唐德刚失之交臂

家天下中的个人关怀

跋

陈冠中先生有部小说曾走红一时，这部社会学品性更重的小说在相当程度上是对10年来社会变迁的观察笔记，读者对这部小说见仁见智，书中提到的帝王师却让人感叹。因为真正的帝王师是要拐走英雄豪杰的，他们自己也是英雄豪杰，从孔子、墨子、孟子、韩非子，一直到后来的张良、诸葛亮、王通、刘伯温，都是了不起的人间英雄。这个源远流长的东方政治伦理学时断时续，其内在的精神、风骨最终成为绝响，到今天，在陈先生笔下，帝王师成了一个极不堪的一类人的代表，借用鲁迅的说法，他们是不学无术的“流氓”，只会借民族主义、国家主义遮羞。

陈先生的作品让我想到了我国帝王学的最后一个大家——王闿运。王闿运当得起英雄豪杰的评价，用我们现代人的标签，他是国学大师，是大史学家、大教育家、大文学家、大诗人、大社会活动家。这个人坦坦荡荡，作家王开林说他的特点是“硬”和“趣”：腰杆硬，膝盖硬，笔头硬；有逸趣，有雅趣，有谐趣。这个传统中国文化孕育出来的巨人，却因为帝王学的式微命运失去了光芒，他的历史意义或社会功用也被同时或后来趋新的仁人志士取代。人们更注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一类人物的言行，社会剧变也求变，康、梁们也被抛下，陈独秀、胡适、鲁迅们上场，“五四”新青年上场……从王闿运的历史命运里，可以总结出太多的经验教训，既有益世道人心，又有益于文明的重建新生。只是今人看王闿运，多以一己之意来理解。

这种对历史的谬托知己，单举一例来说，即人们仍以新旧来给人物贴标签。在不少人眼里，王闿运属于旧式人物，属于过时的人物。这种唯新是尚的心理说明咸与维新、与时俱进一类的时髦仍主宰着我们当代，我们社会因此沉淀不下来什么厚重的人物，产生不出深思熟虑的知识产品，我们的历史和现实难以开结“时间的玫瑰”。

对王闿运的误解还有很多，比如人们把他当做苏秦、张仪一类的纵横家，他自己也说过“纵横计不就”。但实际上如前所述，作为帝王学的传人，他称得上希圣希贤的实践者，他的性格和言行中没有纵横家一类的阴柔、刻毒、自私。相反，他有着对天下苍生的传统仁爱，也有着明、清以来的个体自觉，他绝不缺乏对民众个体的关怀。对有心向学的普通人，他的诚恳、和易是我们今人多未做到的。一个打铁的张仲飏，因为喜欢写诗，而被他待若上宾。这样的故事在当时和后人眼里，只是增加了他作为大名士的名声，今人很难会通这种名士心中真正的人性和文字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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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计划在杂志开设“清末民初名人新解”时，我心里很是有些纠结的。其时“民国热”已经开始，文人、学者、媒体纷纷以一种昂扬的热情参与到这一盛事中，“民国范儿”成了出现频率极高的热词。那几十年间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被解剖至最细小的零件，再放到显微镜或望远镜下，重新拼接、重新解读，各种新异的理论层出不穷。是否还有必要再加入到这个行列中?今天的我们，在兴冲冲地谈论“民国范儿”时，真的知道我们谈论的是什么吗?

就在我犹犹豫豫、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在朋友的力荐下，看完了一本叫做《中国男》的书。作者关注的正是波涛汹涌的中国近现代史，却看似没有兴趣参与时髦的制度之争、革命之辩，只是勾画了特立独行的41个男人的侧影，为他们树碑立传。不知男人们看后做何感想，反正足以令我这个女读者扼腕。 《中国男》的作者叫余世存，上世纪60年代末生人，80年代的北大生。

于是，就有了两年前盛夏的一个中午和世存先生的第一次见面。我们约在东四环外一个很简陋的茶餐厅里。世存先生本人并没有他书中字里行间透露出的那种掩饰不住的焦灼感，甚至没有多少青年才俊胸有城府的派头，他看起来温和、从容，只是烟抽得很凶。言谈间表达出的责任感、道德感，在他应该是一种极其自然的流露。偶尔，他也会对自己的观点有点犹疑： “现在不好说，需要再看看、再想想。”他并不偏执，只是对思考有种近于严苛的要求。他的身上有着和我们景仰的前辈学人一脉相承的“民国人格”。

我想，也许这个人可以告诉我们，在谈论“民国范儿”时，我们该谈论些什么。

专栏开了一年多，我总是能在固定的时间收到世存先生发来的文章。有时一两千字，点到为止；有时一个人物写到近万字，洋洋洒洒，纵横恣肆。

搞历史讲究知人论世，世存先生胜在知人。他看人看得准、看得深，臧否得宜。更难得的是，他坚持了人性人情高于一时一地的道理，不人云亦云。他目光如炬，却也有一份人情练达：下笔深沉，又进退有据。

他写陈寅恪一塞种人生，在当时及今天，都是多少文人学士避之唯恐不及的，是多么可怜，甚至迂腐的。但陈寅恪从来没有为所谓的成功而活。因此，今天最值得谈论的，不是陈寅恪的记忆力、学识和传奇，而是他在一个成功环伺的环境中坚持了道理，让大道学问成了他人格的象征。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他的悲情力量能成为一种后人不可企及的传奇高标。

我在《环球人物》杂志上的专栏及相关文字将结集出版，曦阳要我说几句话。

跟数年前出版的《中国男》一样，这些文字以近现代史上的人物为主，一如既往地呈现我个人的史观和对历史人物的同情。有所变化的是，时过境迁，我已经不复有《中国男》式的青春激越，我选取人物更随意多样，再用一句自卖自夸的话，我对人物的探索更进了一步。举例说明，无论是《非常道》时期，还是《中国男》时期，我对近代人物的了解虽多，但有些人物因无法理解而弃置不论。像大刀王五、阎锡山等人，我曾经一再想涉足，但直到这两年才算满足愿望。

有关王五的材料太少，我们只能想象他的存在。幸而这几年我个人接触到不少民间豪侠之士，跟我们熟悉的现代社会的“原子个人主义”不同，跟我们熟悉的势利不同，在他们那里，确实有人性的侠义肝胆。 因此在梳理王五的事迹之后，我写下这样的话——梁启超认为： “所谓两昆仑者，其一指南海(康有为)，其一乃侠客大刀王五。”这是梁对他战友心地最为精当的解读，也是中国读书人对江湖人最高的回报。唯有如此，读书人才不负屠狗辈。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但到了谭嗣同和王五那里，这一中国社会中的功德和罪性现象有所救赎。谭嗣同为我们读书人争得了荣誉，王五再一次证明了屠狗辈的肝胆侠义。

10年前编著《非常道》时，阎锡山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在当时的了解里，他是跟辜鸿铭、韩复榘、陈炯明、冯玉祥等一个队列里的人物，有些漫画化，自我中心，不可理喻，迷信，封建，无知于现代文明……对这类人物，我一般是敬而远之。这次再读阎锡山，我对他的谨慎、忧患大起同情，我承认这是一个未被大陆中国人认知的“先知先行者”：在激进的时代思潮面前，阎锡山没有屈服，反而兼收并蓄，总结出他的中道哲学。而对不劳而获或少劳多获的现代庸俗哲学，阎锡山的应对是平实的。他同意按劳分配的原则，在日记中，他一直歌颂劳动，认为劳动创造收入。他的两个儿子去美国创业，阎锡山告诫他们说：“我负山西责任时，你祖父说我，要知道你要负这么大的责任，我一定叫你背几回炭、掏几回厕所，你才知道生活的困难和工作的艰苦，处理民事才有标准。你们生长在衙门里，不知道生活的困难、工作的艰苦，没碰过钉子，没挨过骂，完全同一般平民的精神环境脱离了，这可以说是你们做事进步上的一大障碍，也是你们前途上的一大损失。”他送给两个儿子16个字：“轻财重义，讷言敏行，俭己厚人，恭己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