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奥特维·布兰德、埃特蒙德·白克浩斯所著的《政治强人慈禧》是古典版的《寻路中国》，西方学者、记者笔下的中国晚清社会写实作品。在中国，关心体制、关心文化，不如关心政治强人！政治传统从未中断，相同的政治智慧还在上演。

约翰·奥特维·布兰德、埃特蒙德·白克浩斯所著的《政治强人慈禧》内容简介：两位作者通过全面记述慈禧的少年时代、与咸丰帝北逃、处置顾命八大臣、与恭亲王反目、戊戌政变、辛丑之变等众多重大历史事件，《政治强人慈禧》展示了叶赫那拉氏作为一个弱质女人的善变、虚荣、爱玩、贪财、节啬、记恨，又深刻揭示了这个女强人精神层面上的男性气质，而对于慈禧备受争议的问题，如她究竟是慈悲为怀还是残忍嗜杀，究竟是放荡不羁还是恪守传统美德，究竟是愚昧无知还是熟读诗书、热爱文艺，究竟是仇洋还是媚外，究竟是迷信还是轻信人言，究竟是保守透顶还是有意维新等等，都有独到的见解和佐证。

第一章 叶赫那拉氏的家世与少女时代

第二章 逃往热河

第三章 载垣阴谋

第四章 首度听政

第五章 慈禧与太监

第六章 同治帝亲政与驾崩

第七章 吴可读尸谏

第八章 慈禧独自听政

第九章 慈禧"退隐"

第十章 1898年的维新运动

第十一章 百日维新

第十二章 戊戌政变

第十三章 再度垂帘（1898年）

第十四章 景善日记

第十五章 逃离北京与朝廷流亡

第十六章 老佛爷忏悔

第十七章 回銮京城

第十八章 慈禧新政

第十九章 最后的日子

第二十章 慈禧的死与葬

第二十一章

结论

哀悼同治皇帝的日子过去了，他的遗体以钦天监所期望的吉祥方式安置了，他的灵魂得到了抚慰。亏了吴可读，他的母后做出了庄严的承诺：在适当的时候，将会为他提供一位合适并合法的后嗣。紫禁城的生活再次平静下来，重新踏上了东西两宫皇太后联合听政之下的旧辙。

但没过多久，那位新皇帝，一个神经质的身体虚弱的小男孩，在不知不觉之间，对于把他扶上皇位的那个女人而言，成了一根肉中刺。随着他从婴儿进入童年，众所周知，且纷纷传言，他明显地偏爱慈安皇太后，后者性情温和，待人友善，赢得了这孩子的心。于是，在天真而孤独的孩提时代，他常去东宫；而慈禧皇太后，她的自尊容忍不了任何竞争对手，哪怕是争夺一个孩子的心，但她却被迫当个旁观者，意识到未来统治者心智的成形掌握在另一个女人手中了。不乏爱嚼舌根的人告诉她：她的同事总是悄悄地，心怀不可告人的动机，怂恿这孩子跟她作对，惹她生气。在这种情况下，小皇帝逐渐成为这两个女人之间与日俱增的猜忌摩擦的根源。

毫无疑问，慈禧既恨这孩子偏心，也恨她的同事怂恿其偏心的行为。在朝廷，每个人和每件事都是阴谋与党争的潜在工具，小皇帝的态度不会不引起她的严重关注。她很清楚，慈安本人决不会成为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但她此后会享有皇帝的信任与支持，教唆皇帝成为反慈禧派系的中心（后来他果然如此），这种形势就会构成对慈禧本人的危险。因此，随着皇帝亲政的日子日益逼近，她有更大的必要竭力小心预防。她不想遭遇乾隆的皇后被打入“冷宫”的那种厄运，这位皇后因被控“生活奢靡，纵情宴乐，违抗母后”而被褫夺了荣衔。

进一步摩擦的导火索，在两宫皇太后于1880年前往东陵时引发了，当时小皇帝只有九岁。这一次，慈安明显受到恭亲王的鼓动，维护并坚持自己的权利，在皇陵祭祖的所有仪式上，在每一座被称为“宝城”的覆盖皇帝墓室的小土丘前依照习俗匍匐敬拜时，她都要求居于首位。当两宫皇太后走到咸丰皇帝墓前时，严重的摩擦发生了。慈安，作为已故君主的正宫，主张其居于中心位置的权利，同时把她的同事贬至她右手边的位置，而把左手边的尊位空出来。慈安还不满足于此，还要提醒她的同事：凡是祭祀咸丰的时候，慈禧只享有一名贵妃的资格，她被提升为圣母皇太后，是在咸丰去世之后发生的事情。作为妃子，礼仪要求她在祭祀时站在侧边，稍微靠后，而慈安左侧空出的尊位，属于咸丰第一位皇后的阴魂，此女虽然在咸丰登基之前就去世了，但死后已被晋封为皇后。慈禧意识到，对她的这份侮辱，是恭亲王和其他宗室亲贵唆使的，她无意于束手就范，于是不由分说，坚持要占据其实际级别和权力所赋予她的那个位置。这场争执尖锐而短暂。可以想象到，慈禧赢了，但她感到在皇陵前发生的这一幕，已为随从们所目睹，有渎圣之嫌，无论如何都是甚不得体的。她在此事中丢了脸，明显出于别人的预谋，这个事实直接影响到她此后的行为，以及她与听政同事之间的关系。

在皇陵祭祖之时，荣禄担任京兆神机营统领，负有护卫两宫皇太后的职责。然而，回京后不久，他便惹得慈禧大为生气，原因是他做出了慈禧不能原谅的事情，即便是最受她宠爱的人，她也不会原谅。自从载垣谋逆的那些日子以来，尤其是在同治去世后发生危机的那个时期，这个强悍的满人总是得到她格外的青睐和信任，作为内务府的总管，他有权随意进入紫禁城。但在1880年，无疑是因为耐不住宫廷生活的死板所导致的烦闷，他轻率地与已故皇帝的一名妃子私通。帝师翁同龢，与荣禄之间从来只有敌意，把这个丑闻奏闻皇太后。此事过后，宫内盛传，慈禧在宫内的女眷区逮到了罪犯，这是一桩极为可耻的罪行。即便如此，荣禄也只是草草而静悄悄地被开革一切职务，在接下来的七年内赋闲在家。在这件事情里，慈禧以其自身的舒适与安全感为代价，维护她的自尊，而过了不久，她就有理由后悔赶走了她最忠实最可信赖的顾问。她在廷臣中找不到一个人可以取代荣禄；她想念荣禄明智的忠告，想念他的勇气与忠诚。但是，她一旦迈出了将荣禄革职的这一步，就不愿回心转意，以免在荣禄和朝廷面前丢脸。然而，荣禄的离去，无疑导致了她与慈安之间日益严重的摩擦，她怀疑慈安与荣禄的通奸有干系。

终于，在1881年3月，两宫皇太后之间发生了严重的争吵，事关总管太监李莲英施加的影响，以及他的骄横跋扈。慈安抱怨说，她同事的这位宠监和心腹奴才不把她放在眼里，视其权威为无物，以至于就连她自己的手下人都嘲笑她。她悲叹并谴责现存的状况，郁闷地评论一桩人人皆知的丑事：这位太监公开被称作“九千岁”，这个头衔暗示，他只比皇帝（“万岁”）低一级，有资格享受近似于皇帝的荣耀。P86-88

本书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权势的女人慈禧皇太后的传记，作者是与她同时代的两位英国人，一位是曾任上海租界工部局书记官的《泰晤士报》驻华记者约翰·奥特维·布兰德，传记名著《李鸿章传》的作者，另一位则是在《满人的衰落》一书中公然声称自己与慈禧皇太后有过长达六年情人关系的英国贵族埃特蒙德·白克浩斯。虽然本书的这两位作者只是声称，他们当中的一位“有幸见过一次皇太后”，并曾帮助慈禧的死敌康有为在遭到朝廷通缉时逃亡，但我们也无法断言二者与慈禧没有更为亲密的接触。相反，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两位作者非常贴近慈禧的时代，贴近她本人，他们的作品会具有很大的权威性。

事实上，这部传记自1910年出版之后即风靡世界，因为它首次以独特的视野，向读者展示中国帝制史上最后一位强权统治者与清朝摇摇欲坠的形象，被传为旷世之作。两位作者展示了叶赫那拉氏作为一个弱质女人的善变、虚荣、爱玩、贪财、节啬、记恨，又深刻揭示了这个女强人精神层面上的男性气质，如热爱权力、冷静沉着、果决明快、熟稔历史、擅长对洋人玩障眼法等。而对于慈禧备受争议的问题，如她究竟是慈悲为怀还是残忍嗜杀，究竟是放荡不羁还是恪守传统美德，究竟是愚昧无知还是熟读诗书、热爱文艺，究竟是仇洋还是媚外，究竟是迷信还是轻信人言，究竟是保守透顶还是有意维新等，都有独到的见解和佐证。

把慈禧放在其所受教养、所处环境之中来考察，来加以评价，是本书的一个特点。作者没有企图以民主意识的高标准来要求传主，而是比较宽容地看待其历史局限性，因此给人的印象是对这个统治中国长达半个世纪的满族女人褒多于贬，因而民国笔记小说大家徐凌霄、徐一士兄弟认为，“似是书取材，以得之接近西后、荣禄者为多，故大为二者宣传耳”，并有多处记载失实。例如，本书作者认为慈禧于丈夫咸丰皇帝在世时就参与政务，主持大计；又如，本书记载同治皇帝驾崩后议立新君时，慈禧采用了投票法；又如，本书称颂荣禄公忠体国，可与曾国藩媲美。凡此种种，徐氏兄弟都认为有悖于历史事实，甚至不符合常识。这些指责，译者在此无意于辨其是否合理，只想指出，就连徐氏兄弟也认为，本书中“亦不乏可供史家之参考者，是在吾人分别观之”。

在译者看来，清末由于太平天国运动与湘军的崛起，名臣辈出，其中有我们今天日益给予高度关注的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人，而我们在探究这些人赫赫事功、步步高升的生涯时，总是会看到有个女人如影随形地出现在他们的背景上，这个女人就是慈禧皇太后。可以说，研究晚清名臣，就绕不过这个女人，而晚清名臣的建树，都离不开这个女人的拔擢与支持。除了湘淮军与太平军、捻军与回民军的作战和她密切相关以外，左宗棠收复新疆，更是在她的大力支持下才得以蒇功。而我们过去仅限于将慈禧放在宫闱秘史、道德评判的背景上来考察，而较少探究其治国之术和统治思想，因此，对于这个女人严肃的研究与评价，在其逝世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也许可以说还是刚刚起步。而本书对于澄清史实、提供研究的角度，确实具有很大的价值。

这个译本所依据的原本，是1913年经过作者认真增删修订的插图本，这个更优秀版本的译文，还是第一次与中国的读者见面。修订版在四个方面做了改进。其一，初版引用清朝文牍较多，行文较为刻板，可读性较差，而修订版在许多地方以作者的解说代替引文，阅读起来轻松许多；其二，改正了初版的错讹；其三，根据初版后发生的时事增补或修改了内容，使修订版得以与时俱进；其四，在卷首增刊了各家传媒的评论、出场人物简介以及北京地图及索引，使读者对本书的人物与场景一目了然，并便于记忆。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中引用的《景善日记》，经专家们考证，皆以为并非出自景善之手，即系伪作，而其中所记之事则非尽伪。此种伪作，与出自美国人曼尼克斯(Mannix)之手的伪作《李鸿章回忆录》一样，作伪者的技巧与功底确实令人惊叹，甚至难以置信。所以，其本身就是一种很值得探讨的现象。尽管本书中的许多记述和结论以此伪作为凭，但因本书除此之外作为依据引用的大量国事文件都是真凭实据，所以我们并不能因一篇伪作的引用而否定本书史学和文学的价值。

本书中对于中文文牍的引用，在译文中已尽可能依据中文原著还原，其中各位皇帝的上谕和两宫太后的懿旨及大臣们的奏疏，分别依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和《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以及中华书局出版的《光绪朝东华录》，其余各种日记、文章的原文出处，除了在正文译注中做了说明的之外，其余都是录自有关出版物，不再一一标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