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鹤所著的《偶尔遇见的传奇(民国才女写真)》区别于其他以“民国才女”为主题的畅销书的地方在于作者选材精到。除了众所周知的张爱玲、杨绛、林徽因之外,她还关注到了一些读者此前关注却未曾得到史家重视的争议性人物和边缘人物。王鹤透过这些“才女”风华锐利的生命表象,看到了整个大时代的呼声,通读全文,亦可以感受到五四运动带来的自由和平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女性体现出的民族气节,以及文革时期笼罩在整个社会上的动荡与惶惑。此外,作者对动荡中的人性描写也颇为细致,王鹤时刻从女人的立场出发,去观照那些在历史中沉浮的女人张扬背后繁复的计算,幸福背后欲盖弥彰的苍凉。她的字字句句没有离开女人,也没有忘记回到“人”的立场,因而让读者有了几分切己的共鸣。
《偶尔遇见的传奇(民国才女写真)》是一本关于女人的书。不仅因为它由女性作者书写,更因为它所描述的是女性的生活,承载的是女性生命的欢喜与悲愁。
《偶尔遇见的传奇(民国才女写真)》作者王鹤搜集了大量资料,梳理湮没在时间长河中的如烟往事,以女性的直觉,现代的视角,走近那些风华绝代的民国女子,体味她们的落寞,解读她们的惆怅,展现她们的美丽与哀愁。这些活跃在民国文坛、画坛和文化界的“才女”们无一不是当时的弄潮儿, 她们或者秉家学之厚,或者折桂新潮之巅,或者著文叹命穷,引得文坛几多感慨,或者夫妻伉俪携手,在青史上留下几段佳话……28位民国时期绝世奇女子的秘辛往事,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
作家如:吕碧城、苏雪林、冯沅君、石评梅、林徽因、沉樱、萧红、杨绛、韩素音、林海音、张爱玲、聂华苓等。
画家如:蒋碧薇、 陈小翠、周炼霞等。
明星如:胡蝶、黄宗英等。
名媛如:黄逸梵、陆小曼、曹诚英、董竹君等。
吕碧城
奇女子惊才绝艳
1.深闺有愿作新民
吕碧城(1883—1943年)传世的照片不算少,最流行的那几幅,打扮得相当张扬:在纽约那张,她身穿无袖袒胸裙衫,肩和上臂饰以薄纱,通体有浓密的孔雀羽花纹。脑后夸张地横插着三根一尺多长的彩色长翎,很神气很不羁。
还有几张全身、半身像,是1929年5月出席国际保护动物协会维也纳大会时的留影。她足蹬半高跟皮鞋,那件华丽大氅的颈下,胸前,铺满繁盛的花朵,还织绣了两只拖着长羽毛的孔雀,左右对称,从双肩一直延伸到膝盖。其中有一张,她的额上戴着珍珠抹额,造型很像王冠。另一张,头上又插着那三根彩翎。看来。吕碧城似乎很喜欢这种欲飞欲舞的另类、艳丽的造型。
当然,更多的时候,她身着精致华贵的西式裙装,端凝、矜持,还带一丝冷艳。她生得眉目清朗,有花繁月圆的饱满,更有气定神闲的笃定。看她的照片和经历,不免感慨,这个活跃于清末和民国早、中期的女子,在她的时代,绝对惊世骇俗,堪称时尚达人。
吕碧城的父亲是光绪三年进士,当过山西学政。她十二岁时父亲去世,族人争夺家产,母亲和四个女儿饱受欺凌。姐姐吕美荪的诗描绘过孤儿寡母当时的凄惨:“覆巢毁卵去乡里,相携痛哭长河滨。途穷日暮空踟蹰,朔风谁怜吹葛巾。”后来母亲带她们投靠在塘沽任盐课司大使的舅舅。假如父亲得享天年,吕碧城自会有另一番经历。但失去父亲庇护的坎坷、不幸,却未能消磨她的惊世才华。当然,那些过早品尝的忧愤、愁郁、世态炎凉,也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她的性格。
吕碧城在《予之宗教观》里回忆,自己走上自立之路且有一番作为,全赖舅舅“一骂之功”:有一天,舅舅官署的方秘书夫人要赴天津.塘沽离天津很近,她欲与方太太同行,去探访女学。临行时却被舅舅责骂阻止。一气之下,吕碧城决计脱离舅舅家。第二天她逃出去登上火车,遇到佛照楼旅馆的店主太太,被后者带往天津。她跑得匆忙,既无旅费也无行装,贸然离家,才晓得自己是“年幼气盛,铤而走险”。幸而天无绝人之路,她听说方秘书夫人寓居《大公报》报馆,遂写信给方夫人“畅诉”兼求助。这封信恰好被《大公报》总理英敛之看到,他对吕碧城的文采、志向大为赞赏,遂赶到客栈,邀她到报馆与方夫人同住。随即聘吕碧城为《大公报》编辑。英氏夫妇此前就认识吕碧城的二姐吕美荪,他们与吕碧城会面,相谈甚欢。
英敛之1902年创办《大公报》,宣扬维新变法,上世纪20年代又创立辅仁大学,他是英若诚的祖父、英达的曾祖父。吕碧城与英敛之相会于1904年5月上旬,5月10日,她的一阕《满江红·感怀》便发表于《大公报》。她慷慨高歌女权,叹息妇女从古至今“蛙居井底”的羁绊、郁闷,长抒“一腔热血无从洒”的愤激,词风飘洒劲健。很有点横空出世的意味。英敛之借夫人“洁清女史”之名写有跋语,称与吕碧城交谈,感觉她“思想极新,志趣颇壮”,急欲力挽颓风,有淋漓慷慨之致,堪称女中豪杰,裙钗中未曾见过。
接着,《大公报》紧锣密鼓地发表吕碧城的诗文:《论提倡女学之宗旨》于1904年5月20和21日分两次刊出;《敬告中国女同胞》刊于5月24日;引起强烈反响的《远征赋》则于5月31日发表,稍后再刊于《笑林报》;6月中旬,《大公报》又推出她的《兴女权贵有坚忍之志》和《教育为立国之本》。其间,她还发表《舟过渤海口占》以及与铁花馆主等人的唱和之作,频繁在报上露面。 吕碧城显然熟读过严复翻译的《夫演论》,其《教育为立国之本》开篇就说:“今日之世界,竞争之世界也。物相竞争,优胜劣败。”随即强调,中国之落后,败在“愚弱”,而强国富民的根本是启民智、兴女权,即振兴教育,尤其是大力兴办从前被忽略的女子教育。她出言铿锵、锋利,热切地为几千年来居于“卑屈凌辱”地位的女子争取平等、自由和受教育的天赋人权。
这些振聋发聩之声,由一妙龄美女发出,_无疑极具轰动效应。初我的《女子世界文苑谈片》说,吕碧城“欲以忧郁之音,唤起国民魂,重造新世界”,“以沉郁恳挚之情,发其激昂之声”。甚至,还有评论者将吕氏姊妹的出现跟国运挂起钩来:“老大帝国中,乃有此绝代文明之尤物,其国运由陵夷(衰落)而兴盛之征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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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江陵
安静已经很稀缺了。王鹤很安静。观其人读其文,一刻会浮出这样的句子:“几人漏夜赶科场,几人挂冠归林去。”发自内心,是真喜欢读书行文,不为稻粱,不事矫情,不做工具,只与懂的朋友分享;独立路径,行走内心。淡冶思考,苍翠走笔,包裹着冷色的温暖,文字宽度和硬度正好。这属于王鹤的特质,《偶尔遇见的传奇》仍然一如既往。
所以,读她文字,还是有很多人坚称她是男性。如我,一年前再撞见她的文字是在《读库》。把明代末年乱世的女性心理写得惊天动地、河山失色。以自己的阅读经验,拍案叫好声中感叹,也只有沧海男人,才可以这样明白女人。至于署名王鹤,一定是个与朋友王鹤同名的男性而已。结果,我错了。
“他们有‘什么都不过分’的格言;但事实上,他们什么都是过分的——在纯粹思想上,在诗歌上,在宗教上,以及在犯罪上。当他们伟大的时候,正是热情与理智这种结合使得他们伟大。单只是热情或单只是理智,在任何未来的时代都不会使世界改变面貌。”罗素这段评语指向了古希腊。古希腊文明对人类文明的重要,现代人至今刻骨铭心。
王鹤使一支思想的奇笔,复原汉字的力量与韵律,集合起28位民国才女,组成山高水长、令人心旌摇曳的民国传奇,恰与罗素心目中“伟大”的古希腊呈现的价值,在风度、志趣与立场的走向上,形成一脉。那么,植于民国的才女对现在的生活意味着什么?
起初,民国屏风上并没有这些才女集体照的,最先有的是各路军阀,再后来是男性的几路大师,以及各种不休的杯葛纷争——热闹倒是热闹,总感觉少了点人情与柔性。因为有了王鹤,因为有了《偶尔遇见的传奇》,民国屏风突然生动并多情起来。
没人会否定,民国是一本大书。所以,人口和出口都出乎意料的多。但并不是每一个入口都让人感到饶有趣味。生活必须朝前.理解一定靠后。《偶尔遇见的传奇》提供的正是一个大趣味绑定大感动的历史人口,至于我读到的出口,自然与人口不在同一时间。
判断民国局势大多以紧张概括。紧张的宏观大局势投射在社会生活层面,却总有一丝奇怪的放松和安静,这份放松下的安静,一半背靠的是新思想成分里包含的理智,一半是千年淡定的文化基因。民国才女们那时照片上的眼神就是极好的佐证。而才女们出格与“过分”的举动,却是对紧张局势下个体生活相对宽松的积极回应。她们甚至相信——争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争个人的解放,就是争国家的解放。王鹤笔下的民国才女有一半以上以罗素的“过分”扮演着罗素的“伟大”。
还是罗素,他认为,对于历史学家来说,重点并不在于城邦之间繁琐的战争,也不在于党派之间的卑鄙争夺,而在于当这些简短的插曲结束之后,人类所保存下来的个体记忆。个体的生活搭建成了历史大舞台,个体上台亮相时容易满负荷,下台时背影的优雅却更让人心弦哽动。黄逸梵、林徽因、杨荫榆……莫不如此。
观察历史本质,管制源于恐惧,放松源于自信。但也有迫于各种利益较量下的放松。不管哪一类放松,社会都会以令人感激的大文化果实给予实际的回报。古希腊如此,文艺复兴如此,春秋也如此。进人王鹤名册的民国才女,行为常常“过分”,学识却一定深厚。她们突破千年女性行为窠臼的基础,力量来自对新思想的吸纳,对新世界的渴望。在历史进步的关头,她们选择了一跃而加入,而不仅仅是站在路旁作为一个鼓掌者。所以,历史绕不过她们,她们注定成就历史,民国因她们而生动。她们的一切努力,正是要有尊严地做一个女人。
王鹤展开的民国才女,个个堪称传奇。对王鹤而言,除了是偶尔遇见,更是安静做人、安静行文的必然善果。民国才女对现时的转述,概括为一句话,个人能够有尊严地生活,社会就一定已经有了尊严。
安静的人、安静的文字,力量巨大。王鹤是一个有力量的现代才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