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茨泽克在回首往事时认为科尔对他的批评是“可以解释的”。但他仍旧不想参与这种纷争。科尔被公认为“统一总理”，与之相反，他却什么名号都没有。历史并不总是公正的：它既没有让赫尔穆特·施密特接手西方政策或是东方政策，也没有传承给他“1989”的篇章，然而对于魏茨泽克来说，施密特始终是最强有力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总理。话就说到这里为止吧。
是的，在魏茨泽克看来，赫尔穆特·科尔在上任之前就起步艰难，这使他倍感掣肘。而最迟到他就职总理并要求掌握“思想道德上的领导权”时，他犯了错误。魏茨泽克认为，总理们都时常表现出夸大其辞的性格特点，正如勃兰特也曾说过：现在，1969年，民主才真正地开始。不过，勃兰特在位时，“向顶峰推进”、诺贝尔和平奖和东方政策这些荣誉和事件接踵而至；科尔在任时适逢“统一”大业，这是一个奇迹——当然还有捐款事件。
为了减轻这位基民盟党主席兼“司库”的罪责，海讷·盖斯勒出面干预，用他的话说是“神志不清”——这救了科尔一命。这样一来，却引起科尔深深的不满，不过这并不是盖斯勒的责任。这要怪就怪科尔自己。
魏茨泽克在这个背景下也提出这样的问题：他是怎样成为总统的，他是否违背科尔的意愿竞得这个职位。“拜科尔所赐”的总统？很显然，这一点一定困扰着他。“科尔并不能达成一切。在我选择竞选联邦总统一事上也是如此，因为他心目中的候选人直到最后都不是我，而是恩斯特·阿尔布莱希特。这一点他在回忆录中描述得既清楚又公正。”
科尔的想法比较理智，他期望“基民盟保持好的境况”。可是基民盟却几乎四面楚歌，除了在柏林的情况尚可称道。魏茨泽克强调说，科尔从未同意由他来做卡斯滕斯的接班人。可想而知的是，由于这个原因，早在1968年，布鲁诺．黑克就找到科尔并提出无理的要求说要参加竞选。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难道不是吗？
1968年，当已确定将选举吕布克的继任者时，历史向魏茨泽克显露出这样的面目，科尔和巴泽尔在围绕联盟党的领导权进行竞争中产生如下想法——教会宗教会议主席里夏德·冯·魏茨泽克应当做候选人，但施特劳斯说他还从未听说过有关魏茨泽克的情况，从而成功地予以制止。
当基民盟提名魏茨泽克为候选人时，当时的自民党议会党团主席克努特·冯·屈耳曼一施图姆男爵给他写信担保说，他将负责设法助其在选举中赢得多数票。当科尔了解到施特劳斯也支持自己心目中的候选人时，他向魏茨泽克建议道：应当放弃，为了成全格哈德．施罗德而放弃。他则回答道：“这我不干！”
至于只在柏林待了两年就竞选总统一职的决定——“我从未说过，我想要总统这个职位，我也没有这么认为。”当卡斯滕斯宣布说他不再连任时，“科尔没有说我应当竞选这个职位，而我也没有这么想”。
而这时更是爆发了一场公开的讨论，他的名字迅速地传播开来，最后他自1968年以来就十分经常地被人们提起。不出所料的是，也有人投上反对票，有人想要“我留在柏林”。这些反对的呼声首先是由发表在《法兰克福汇报》上的一篇匿名文章掀起的。文章的作者表示对他深感失望，责备他背叛了柏林，背叛了他的信念。很快有流言传扬开来，说作者就是魏茨泽克的朋友圈子的人——是沃尔弗·约布斯特·基德勒。作者写道，当柏林市长此时经过长期的运筹帷幄后向目标走去的时候，他把这座城市曾交给自己的信任退还回去，并逆转了气候，由此也否定了他自己的人格。关于魏茨泽克的争论一浪高过一浪。
党内同志，比如在魏茨泽克担任教会宗教会议主席时就很欣赏他的沃尔弗冈·朔伊布勒，也力劝他留下来。朔伊布勒回忆起曾问过他：“如果赫尔穆特·科尔一意孤行，我们该怎么办？”总统一职又算什么，他想委婉地暗示，或许有朝一日他能当上总理。
魏茨泽克后来对赫尔穆特·科尔的犹疑不决完全表示理解。基民盟在黑森和不莱梅的州选举中遭受重挫。魏茨泽克的观点仅仅是，“我们必须弄明白情况”。科尔却既不问他也不问其他人，该如何采取行动。魏茨泽克认为，他的态度就是：大家应当索性继续静观其变。这时到了弗兰茨·约瑟夫·施特劳斯露一手的时候了。偏偏是这位有名的魏茨泽克的批判者，在柏林召开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态度如此随意洒脱，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让公众大跌眼镜：他说，游戏应当结束了，如果魏茨泽克竞选，他将投赞成票。“他没有对科尔和我讲起这话，但却使科尔难以提出台决。”
魏茨泽克回忆起，在基民盟主席团接下来的一次会议上，是他自己本人，而不是总理谈起了这个话题。几天之后，总理公布了提名他做候选人的事情。“我不认为，我的人缘很差。”他觉得他这时已积累起足够的经验。社民党和自民党宣布，倘若他参加竞选，那么将不推选竞选对手，这一点有着特别的意义。
还有一些别的插曲，但这观点是别人、而不是魏茨泽克作为论据提出的：汉斯一迪特里希·根舍作为外交部长尽管在处事上保证最大限度地做到有始有终，但绝不可以确定无疑地认为，东方政策和缓和政策处在华盛顿和莫斯科两个“大国”之间已经变化了的环境下确实还有一线生机。基督教民主党人仍然没有找到他们的路线。面临这种前途未卜的情形，人们可以把提名魏茨泽克做候选人这一事件理解成铺路架桥的伏笔，这本身就是一起政治事件。P171－175
他究竟乃何许人？魏茨泽克本人喜欢说，他是报纸的读者，而不是应当在发生重大冲突时作出决定并为自己的国家确立发展方向的政府首脑。不过，在他当选总统前有个短暂的插曲是个例外，那就是在舍嫩贝格市政厅任西柏林市长的那段日子。那除此之外呢？他喜欢在清晨一边阅读报纸一边同他的夫人聊一聊世界上引人注目的事情。或者，他暂不发表评论，只表示愤怒，觉得这事真是不可思议。
里夏德·冯·魏茨泽克和他的世界：这位前总统卸任三年后曾兴致勃勃地坦率表示，他发现《国际先驱论坛报》的每日社论“比我们政党政治的权力中心发表的意见”包含更多有构想性的思想。他自然因此又一次激怒“权力中心”。它们认为这样的批评是狂妄之词。不管怎样，我是这样理解里夏德．冯．魏茨泽克的：他在回首往事的时候，追述的并不是一位典型的职业政治家的生活。那么他的经验和经历可以成为一本书的素材吗？
他说，他不是施密特！魏茨泽克在青少年时代就很尊敬施密特，但是他谨言慎行，使自己不把施密特简单地描述成典型的、理想的德国总理，就像如今有人这样干巴巴地形容施密特的那样：他“完全懂得如何好好治理国家”。此外，反过来：赫尔穆特·施密特任部长期间就倾听这个新鲜的声音，注意这位1969年进入联邦议院的教会宗教会议主席，但是施密特把自己的关注掩藏起来，却倨傲地评说这位男爵虔敬的闲谈。要是施密特公开表示他把魏茨泽克看作最优秀的德国总统，这无论如何是让人难以想象的事情。可现在施密特是这样做的——毫无保留地。
他并非握有国家行政大权吧？我们这些年轻的记者作为新一辈的波恩人，和他同一时间迈开新的步伐，而把我们与魏茨泽克在1969年底在政治舞台的首次亮相胶着在一起的，恰恰是另一面：即政治是怎样地还被那些虽不操控国家机关、不利用权力杠杆却完全有发言权和权威的人所影响。他属于反对派，但是他请人们认真监督。维利·勃兰特上任伊始的热情激昂固然不可超越。如果某人对政治开始参与开放讨论，那么这更是非凡之举，尽管此人所属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党是自1949年便对入主波恩总统府稳操胜券并自认为理所当然的执政党、却深感失望的阵营。人们不由地开始赋予那些由于自己独立的评论而超乎党派成规的人以特别的地位。许多人都不是这样的人。里夏德·冯·魏茨泽克则属于这些人中的一个。
《德国历史在继续》，这本讲话及论文集的书名一直是他的思想纲领。他时常说，不存在客观上“正确的”历史看法，他也不认为自己有这样的看法。此外：他也一定不想让人这样理解他在1985年5月8日发表的讲话。他的这个讲话有着不可比拟的影响，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国界。但是：历史并不是在其他重点之外的一个孤零零的重点。更确切地说，不以史为鉴，不从历史经验里吸取教训，根本无法确定主次轻重。他接着说：“而且我不能给我自己写传记。”只是非常困扰他的是，“有些人愿意把政治进行有趣的划分，一边是道德，另一边是利益。那么我应当是管道德的。”
魏茨泽克的名字总是以独特的方式与权力和道德的关系联系在一起。虽然他不愿意这样，但是他当然也清楚，这无异于“走钢丝的表演”，因为他和他的家人的诸多细节备受关注，他们犹如被放在显微镜下打量。他们怎样做了哪些事情或怎样正在做着哪些事情，对于考察政治思维风貌的许多人来说一直是吸引力所在，可是这也诱导旁观者在自己的行为不符合心理投射时（并无害处地）以“魏茨泽克氏”为样板。魏茨泽克氏一方面作为潜在的“承载德国本性的思想”；另一方面作为容易受到许多考察者干扰的“德国人的纠结所在”而受到重视。
显而易见，这种过分的要求从不令他适意，德国很少有其他“家庭”像魏茨泽克家族一样为一种传奇色彩所萦绕，人们循着魏茨泽克氏的道路，学会看透这个国家的灵魂。我们不能用同样的标准衡量“魏茨泽克家族”的生活经历，并拼合成对魏茨泽克氏的总看法，他如今还在为人们所谈论。就此而言，这也一定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里夏德和比他年长8岁的卡尔．弗里德里希·冯·魏茨泽克当然也欢迎人们参与他们二人作为“公众人物”的学习过程。他们根本无法回避，我想他们也不想回避。我们可以说，他们想参与具有某种公民性。的自我了解过程，他们想参与，在思想认识的意义上参与。
总的来说，尽管有各种个体化的差别，这里毕竟把注意力放到一个“家族”身上，即使这可能看来是不公平的。此外，魏茨泽克氏的家族史和德国历史显然是交汇在一起的。他在1985年5月8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40年时发表的演说表明二者的结合，这也正藏有演说产生广泛影响的秘密。当他谈起这一天是否是德国人的解放日，人们不由自主地一道品读着，这一天是否也是他的解放日；当他说，每个人都知道犹太人被政治隔离的事件，人们也一道品读出，他自己也了解这些事件；当他警醒说，只有诚实的回忆才有助于熟悉现状并适应当前形势，人们会思考着，他自己在多大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不光是魏茨泽克氏的历史，首先是大多数德国人的历史成为他谈话的主题，而这一主题在他的家族那里获得戏剧化的凝练。
这兄弟二人自己无论如何都不承认公民和民主、私人化的东西和政治之间存在分界线。如果说市民阶级的作用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失灵，如果说退缩到内心的斗室中招致如此灾难性的后果，那么魏茨泽克兄弟二人做出另外的示范。里夏德·冯。魏茨泽克一定不赞同约阿西姆·费斯特这样的评价：德国市民阶级的伟大成就“是在私人化的世界里取得的”，这个世界至少和政治世界一样重要。因为费斯特认为，“民主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没有发挥作用”，资产阶级政党为此负有“很大责任”。
弗赖堡历史学家托马斯·劳在一本肖像式家庭小传中总结说：“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德国家庭像魏茨泽克家族的人那样在1945年以后反思自己在第三帝国时期的立场”。他接着说：“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家族像魏茨泽克家族的人那样争取阐释自己历史的主权并同时根本影响了关于德国的精英在国家社会主义中的角色的讨论，他们极其成功地做到这些并引起公众的巨大反响。”兄弟二人尽管在联邦共和国的核心问题上倾向于谨慎对待，却也各自立场鲜明。正是这位卸任总统也像政治舞台上为数不多的人一样——直至今日不断地——关注思想政治的话语。他作为学习者想成为共和国的一员，但这里重要的是共和国也应当倾听魏茨泽克氏的声音。本书就着眼于这种交互作用。
直到今天，魏茨泽克对公共事务和国际进程的可操作性、可塑造性始终抱有信心。历史是人类创造的。这使我想起魏茨泽克的两个同路人，赫尔穆特·施密特和马里昂·登霍夫，当然还有弗里茨·施泰恩。是的，历史并非受命于天。它有各种可能的道路，而不受黑格尔宇宙精神的支配。这个基本动因使《时代》周报的这两位出版者在探讨国家状况的会议上——好似腓力门和博西斯——常常结成盟友。我常常不禁有这样的感觉：这个联盟缺少第三者——里夏德·冯·魏茨泽克。马里昂·登霍夫或许会加上一句，不要忘了埃贡·巴尔。我想象着，此后施密特和魏茨泽克又会友好地点头示意。
魏茨泽克认为，欧洲的欧洲化是可能的，世界需要一个更强有力的联合国，这不是海市蜃楼——不过人们必须有这样的愿望，必须有这样的构想和规划并且坚持不懈地追求它。即便有较年轻的发问者想诱导他质疑跨国机构，他愉快而明朗地回答他们，那是“真正的听天由命表现，我过去和将来都不会赞同这样”。
我愿意与这位永远满怀信心的、孜孜不倦的“读报者”交谈，我愿意聆听他的声音。
贡特·霍夫曼编著的《里夏德·冯·魏茨泽克传》内容简介：他的父亲是第三帝国的外交官，在外交部的排名仅次于里宾特洛甫，参与了《慕尼黑协定》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制定，战后被推上了纽伦堡法庭的被告席……
他的哥哥亨利希与他一同被编入传奇式的波茨坦第九步兵团，怀揣目耳曼人的荣耀和梦想征战波兰，却在开战后的第二天战死在他身旁……他的哥哥卡尔是与爱因斯坦齐名的核物理学家，差点儿给希特勒造出了原子弹，曾被盟军扣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致力于世界无核化运动……他本人也曾是希特勒的追随者，随着纳粹铁骑一直打到列宁格勒城下，战后从商界走到政界，审慎而坚定地推动民族统一，成为德国统一后的第一任总统……
他就是里夏德·冯·魏茨泽克。
《里夏德·冯·魏茨泽克传》是一本人物传纪。
贡特·霍夫曼编著的《里夏德·冯·魏茨泽克传》内容介绍：联邦总统这个职务仿佛已缝进了里夏德·冯·魏茨泽克的血肉里，即便“退休”离任，他也一直是一个政治和道德的主体。几乎没有别的政治家像他那样懂得观察德国社会的整体，阐释联邦德国民主的优点和弱点并同时使自己的活动能起到整合作用。作者贡特·霍夫曼循着这位政治家的生活轨迹，描述他的家庭背景及其仕途的主要阶段，但是他也感同身受地探询魏茨泽克那复杂纠结的个性，这无法简单地归结为一个模式。于是，一本肖像式的传记产生了，它让我们靠近这个人，这个人曾和赫尔穆特·施密特一样，共同处于对政治感到幻灭的情绪如野草般蔓延的环境下，却成为许多德国人眼中值得信任的政治家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