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的中心主题是回忆。这点在小说的题记中就昭然若揭。题记引用了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两行诗：“回忆起阴险的往昔/回忆起甜蜜的初恋。”相比于可触摸的现实，幽暗的过去变得更真实、更有生机。这不是一个随意之举，而是一个强力过程。这一过程不仅帮助加宁克服了对家园和爱情的失落感，而且最重要的是。帮助他恢复了自我意识。正如他即将坠入万念俱灰的深渊之时，回忆像洪水一样冲刷他的意识，完全抹除了任何当下世界的痕迹，导致时空突然神奇倒置，“栩栩如生的过去使得现在变成鬼影憧憧”。加宁说自己就像“一个神，重新创造了一个已经毁灭的世界”：这并非只是在暗示他偶尔的自我放逐和自我逃避。这一目的明确的创造行为，不只是简单“复活”过去，更重要的，是从一闪即逝的意象和遥远缥缈的记忆中，“复活”一个可以触摸的心爱姑娘。回忆有一种仪式般的功能，有潜能带回那些一度似乎永远消失在时间的镰刀之下的事物。纳博科夫的小说中，从加宁(《玛丽》)和乔布(《乔布归来》)到亨伯特(《洛丽塔》)和珀森(《透明》)，这些人物都设法用这种方式操纵回忆之力。只不过他们往往被刻画成误入迷途的悲剧角色，徒劳地追求不可能实现的梦想。粗看之下，加宁放弃与玛丽的重聚，这似乎有点莫名其妙，但在最后一刻改变主意，以此方式，他是在承认，重聚与否，与他当前的困境本质上并无关系。纳博科夫传递这一点是通过视角的重要转变，从而启动了一个平行时空的逆转。在去见玛丽时，加宁惊讶于清晨中城市街道的气息，似乎与他的回忆一样晶莹灿烂。这一幻觉的效力，使这个朦胧缥缈的世界——他的柏林、那些流亡者和他们的公寓——连同俄罗斯和玛丽。立刻不可逆转地抛给了幽暗的过去。最终获得自由的加宁，将他的目光转移到新的迫切的现在和令人激动的未知未来。
加宁在小说结尾经历的转变。折射出纳博科夫“脱胎换骨”的必要性。更为复杂的是，加宁的性格很大程度上可以与俄罗斯文学传统中的“多余人”相提并论。漠然、疏离、厌倦、失意、孤僻、非道德、愤世嫉俗和理想幻灭，这些经典特性，放在一个勇敢浪漫的冒险行为被当下的惰性阉割的时代，让同时代的俄罗斯流亡读者一眼就能将加宁认出来，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主人公，如同莱蒙托夫笔下的毕巧林或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有趣的是，纳博科夫第一部重要小说的主人公是典型的俄罗斯人，但他在下一部小说中却立刻大胆地换了一帮德国人登场。似乎他是故意将“多余人”那些特性都加于加宁一身，连同他生活世界中的“贫穷”、“乡愁”和“人性的湿度”，统统抛在身后。
对于纳博科夫来说，这一“脱胎换骨”的过程不只是将其艺术从个人历史的桎梏中解脱出来，而且是要切断俄罗斯人都有的那种令人窒息的乡愁重负。借助加宁，纳博科夫展现了看待世界的新的方法，回忆不再是否定性的熵力，相反，却意味着解放和启迪。在短篇小说《语词》中，纳博科夫的叙事者竭力想说出他的悲伤，充分描述他心爱的俄罗斯，表达他巨大的损失，以便脱离苦海，但当他说到“最紧要的事”，却终究说不出口。在《玛丽》中，纳博科夫暗示这“最紧要的事”不再重要，还有其他方式解脱悲伤。重获快乐，不是通过复活幸福的过去，而是如加宁所示，将目光重新放在客观的当下，意识到在日常生活最世俗的细节中都蕴藏着快乐。
纳博科夫早期的作品中一再强调视角的转换。在短篇《一封永远不会抵达俄罗斯的信》中，叙事者说他的幸福是“一种挑战”，抵消了他的孤独，是一种永在的力量，蕴涵在所有给他带来欢乐的事物中。如“潮湿反射的街灯，伸进运河黑水中谨慎拐弯的石阶，一对夫妻跳舞时的微笑”。同样，在1924年的短篇《仁慈》中，叙事者从拂过电车顶上的潮湿枝头的敲击声中获得了奢侈的幸福：
拉动响铃，电车继续前行，湿玻璃窗上掠过街灯的零星光点，我满怀幸福之情，企盼再次听到那温柔而短促的敲击声。
同样，在1924年的戏剧《莫恩先生的悲剧》中，尽管一生命运多舛，莫恩依然保持着他的奇迹感，即便别的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绝望。他依然能够重新发现真正的幸福。P35-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