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上，一个叫刘权的人，现在走在一条平整的官道上。是夏天的上午，刘权头上戴着一顶竹篾儿草帽，身着土灰色长袍，脚蹬一双黑色宽口布鞋，已经走了很远的路了。他的身后，跟着一支由十匹精壮骡子组成的骡队。那些骡子个个毛色发亮，腿腱子宽厚有力，跑起路来踢踏有声，它们身后的官道上飞扬起一溜尘土。因为怕骡子累着，刘权一直不肯骑在某一匹骡子身上，而宁愿和自己养的这些骡子一起步行。一些日子之前，刘权从自己家乡、黄河岸边的刘庄寨出发，一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这十匹骡子，几乎是刘权的全部家当，另外在他肩头的搭兜里，还有一些碎银子。碎银子是刘权长途旅行的盘缠；考虑到路上可能存在的意外，刘权不敢带上更多的银子。此行他将一路往南，前去安徽砀山，在那里，他将会卖掉一匹骡子，然后用得来的银子购置一些大米，再让其余的九匹骡子驮上大米，贩回到北方他的家乡去。
官道两旁新栽的杨树只有胳膊般粗细，它们稀疏幼嫩的枝叶还不足以抵挡强烈的阳光，刘权破旧的竹篾儿草帽也无济于事。空气中一股一股的热浪挟裹着庄稼和青草的香气，熏得刘权口渴难忍。阳光被竹篾儿草帽筛过之后，像散开的黄豆一样在他的脸上和肩头跳跃着。刘权已经走了很久的路，他渐渐地失去了耐心；骡子也走得疲乏了，它们只要看到一点儿树荫，就在刘权的身后打奔儿。刘权常常回头看一眼他的骡队，他发现骡子们脊背和肚皮上的毛都倒伏下来，贴在皮肉上，在阳光下显得湿漉漉的，一些苍蝇和蠓虫还企图停在上面。不久刘权停在一棵小杨树的树荫下，他拿下草帽打了几下脸前的热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然后他牵着那些骡子走下了官道。离官道半里远的地方，有一个很小的村庄，在那儿蛰伏着，村庄上面冒出的一两缕炊烟快要被阳光烤化了。
现在刘权来到了那个小小的村庄。他看见村头有一棵粗大茂盛的老柳树，遮出一大片浓浓的树荫，柳树下面是一口水井，一个女人正在井旁打水。女人背对着刘权，一时难以看到她的面目，但是女人弓下身去打水的时候，一身粉红色的衣裙勾勒出了细致柔软的腰肢，刘权还是能够判断出她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女人。再走近一点，刘权看见年轻女人的脑后盘着一个椭圆形的发髻，发髻上面插着一支蝴蝶状的银簪子。刘权已经打定主意向年轻女人讨些水喝，用刚刚打上来的清凉井水冲去身上的热气，或者甚至可以用凉水洗一把脸。刘权的骡队踏踏踏踏地来到了树荫下，那声音足可以惊动年轻女人，使她回过头来看一眼刘权或者至少是他的骡队，但女人并没有回过头。刘权把他的骡子拴在柳树上，摘下头上的竹篾儿草帽拿在手里，站在井边的一块青石板上。他略微犹疑了一下，对着年轻女人的后背说，他想向她讨一些井水喝。
当然啦，刘权的这个小小要求不会被拒绝。年轻女人刚刚把盛水的陶罐从井里提上来，她顺势转过身子，低眉看了一眼刘权，就把陶罐放在青石板上她和刘权的中间。年轻女人头发乌黑，眉眼很细，眉心处还长着一颗黑豆般大小的眉心痣，使得她看上去就像是一位画中人。刘权很想告诉年轻女人，说她那颗美人痣很好看，说那是福相；但现在，年轻女人抬手从脑后的发髻上拔下银簪子，弯下腰来，用她的银簪子在陶罐的水中搅出一圈细纹，然后她让它再回到发髻上去，同时转过身，又一次背对着刘权。刘权蹲下身去，捧起陶罐喝了一气凉水，当他停下来的时候，他看见年轻女人仍然背对着他；在粉红色的裙裾下面，她穿着一双天蓝底绣粉红花的布鞋，不过刘权仅仅看到了一双鞋后跟，鞋后跟上绣着一对和她的银簪子一般模样的蝴蝶，那蝴蝶展翅欲飞，就像活的一般。刘权渐渐地有点儿走神。停一停他觉得年轻女人的裙摆飘动了一下，那对粉红色的蝴蝶似乎飞起来了。
作为文坛新生代一员的刘照如走的却是超越了当代文坛的审美品格和文学潮流的特立独行的路子。从他的创作谈中反映出的小说创作追求可以看出，建构在自己的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睿智敏锐的洞察力基础之上的是他对小说创作的不知疲倦的创新力和自信意识。他说：“不论我写什么，我所写的一切都是在写我自己；不管我怎么写，我都只能按照自己的方式写。”他也确实是以百川汇海有容乃大的博大胸襟兼收并蓄着古今中外的文学思潮和创作流派的艺术营养，杂糅具有不同的艺术风格和审美流派的小说创作技巧、美学追求、哲理探寻、人性内涵，达到自由地为我所用的目的。他也游刃有余地出入于由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本的共时态和历时态组成的异常庞杂的小说美学体系，建构起只属于自己的、具有刘氏叙述风格和先锋探索精神的小说美学大厦。
刘照如在小说的艺术王国中执着追求的文本建构和审美模式是马原式的叙事圈套，但他在建构自己的、在假定性原则和新虚构理论基础之上的局部逻辑、整体非逻辑的迷宫世界时，又在马原斩断与现实世界和价值意义联系的地方接续了能指与所指的局部关系，这是刘照如在打破真实与虚构之间壁垒森严的界线的过程中与众不同的创新之处。在小说的及物与不及物、逻辑与非逻辑、真实性与虚构性、怎么写与写什么之间随心所欲地驾驭不同的概念和所指的边界内涵，在回归小说本体地位和美学风貌的过程中超越了先锋小说家在极端的形式探索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为形式而形式的美学弊病，在小说审美探索和形式创新方面的有机融合出现了有意味的形式的可喜局面。在小说中，他一再明确无误地告诉读者，他的小说是建立在真实材料的基础之上的。为了显示材料的准确性和权威性，他还在小说中引用了地方史志、当事人的口述或回忆录、历史专家的评说、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亲朋好友的经历和掌故，来加强自己小说的真实性。在他的小说文本中会经常出现这样的叙事话语来苦口婆心地劝说读者相信他小说中材料来源的可靠性：“当然了，刘照旭确有其人，他并不是我虚构出来的人物，而且他的确是我的堂哥，雕塑家，相貌英俊，不到四十岁，爱过一个瘦小的青岛女孩。”(《杨梵医生的错误》)现实生活中刘照如确有堂哥刘照旭，他的身份、面貌、年龄、婚恋与现实生活非常吻合。他在小说《幸存者》中写道：“1993年11月印制的《定陶县文史资料汇编》(第十二辑)第44页，有一篇资料谈到了1946年的一场大火。”这场不同寻常的大火把我党六个搞地下工作的领导人烧死在一屠户家中，而历史上不堪回首的确凿事实就记录在县文史资料中；为了增加材料的真实性，刘照如有时会让现实生活中的记者朋友亲自出马：“1989年，我的朋友关永年(当时他是《大众法制》杂志社的记者)到山东省菏泽地区诸县考察了半个多月之后，写出一篇两万多字的调查报告，题目叫《关于农村青年自杀现象的调查分析》，发表在当年出版的《大众法制》杂志上。”(《鲜花盛开的草帽》)；对于小说中人物角色的来源，刘照如也明白无误地告诉读者：“我要讲一个叫陈宝山的人，他是我的朋友李纪钊一篇小说中的人物。李纪钊写陈宝山的这篇小说的标题叫做《面具》，写作时间是一九九六年六月上旬。”(《蚂蚁的歌谣》)。
这种新闻性、纪实性、史传性的写法所反映出来的真实性原则当然不是刘照如小说写作的最终目的，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作为一名优秀的“小说家的才干正是他会虚构，会自由地、不靠模式地虚构。现代小说的特点就在于：它坚决地肯定虚构这一特征，甚至达到了把虚构和想象作为小说主题的程度”…。因此面对着一个充满无序性、偶然性、不确定性、非逻辑性的假定性世界，刘照如也要遵循以假写假的方式在迷宫的津口以……
作为文坛新生代一员的刘照如走的是超越了当代文坛的审美品格和文学潮流的特立独行的路子。从他的创作《脸上的红月亮》反映出的小说创作追求可以看出，建构在自己的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睿智敏锐的洞察力基础之上的是他对小说创作的不知疲倦的创新力和自信意识。《脸上的红月亮》收入了作者的多篇短篇小说代表作。
刘照如编著的《脸上的红月亮》中的小说有着不可忽视的丰富性，它有力量抵御所有对它的限定性解释，而总是朝向另外的可能。文本空间爆发的张力、神奇的故事性、叙述的逻辑力量和结构策略的多重指向，足以让读者沉迷其中，却同时感觉到对自身智力的挑战和提升。有智慧的故事性，呈现出来的不是阅读的快感，而是解密的诱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