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容》由房龙所著，本书以宽容为主题考察长达两千多年的人类文明史进程，回顾宗教法庭、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法国革命等重要的历史事件，文笔生动流畅，不乏对人性的深刻剖析。

著名出版人、《读书》杂志前主编沈昌文先生作序，谈在中国时代发展中认识《宽容》一书的意义。

《宽容》由房龙所著，《宽容》从人文主义的立场出发，探寻千百年来人类精神上“不宽容”的根由。书中记录了精神专制造成的恐怖残酷罪行，说明人类的进步过程其实非常缓慢，摧枯拉朽的运动往往带来新的不宽容。房龙提醒我们，宽容仍是一种奢侈品，我们现在仍与穴居部落的人相去不远。不宽容是暴民们自我保卫的一种方式，要做到宽容，人类首先需要战胜恐惧。

我的宽容和不宽容

序 言

第一章 无知的暴虐

第二章 希腊人

第三章 束缚的开始

第四章 众神的隐没

第五章 禁锢

第六章 生活的纯洁

第七章 宗教法庭

第八章 好奇的人

第九章 文字狱

第十章 关于写历史书，尤其是这本书

第十一章 文艺复兴

第十二章 宗教改革

第十三章 伊拉斯谟

第十四章 拉伯雷

第十五章 换汤不换药

第十六章 再洗礼派教徒

第十七章 索齐尼家族

第十八章 蒙田

第十九章 阿明尼乌

第二十章 布鲁诺

第二十一章 斯宾诺莎

第二十二章 新锡安山

第二十三章 太阳王

第二十四章 腓特烈大帝

第二十五章 伏尔泰

第二十六章 百科全书

第二十七章 革命的不宽容

第二十八章 莱辛

第二十九章 潘恩

第三十章 最近一百年

公元527年，查士丁尼成为东罗马帝国的统治者。

这个塞尔维亚农民(他来自于斯屈布，上次大战里富有争议的铁路枢纽)觉得“书本知识”派不上用场。拜他的命令所赐，古老的雅典哲学院终于关闭；也正是他关闭了唯一的埃及神庙，只有这座神庙在尼罗河谷遭到新基督教传教士入侵数世纪后，仍香火不绝。

神庙伫立在一个叫菲莱的小岛上，距离尼罗河大瀑布不远。自从有历史记载以来，这块地方就用来敬拜伊希斯，出于某种不明原因，在她的所有埃及和希腊匹敌者都悲惨淘汰后，这位女神仍被供奉着。最后直到六世纪，只有这个岛上仍有人能看懂古老而神圣的象形文字，几个为数不多的祭司仍干着在基奥普斯国土其余地方早已被遗忘的营生。

可是，在一个农夫文盲的命令，美其名曰皇帝诏书之下，神庙和毗邻的学院都被收为国家财产，雕像和塑像被运往君士坦丁堡博物馆，祭司和书法家被投进监狱，等他们中的最后一个死于饥饿和无人过问，古老的象形文字制作行当就彻底失传了。

真叫人扼腕叹息啊。

要是查士丁尼(不得好死的！)做得不那么彻底，在文学诺亚方舟里还保留了几位古老的象形文字专家，可以给历史学家省掉多少麻烦啊。虽然(多亏天才商博良)我们又能琢磨拼读出奇异的埃及文字，但要理解它们传递给后辈的内在信息却是难上加难。

古代世界的其他国家也不例外。

那些蓄着奇怪胡子的巴比伦人给我们留下了满满几砖场的宗教文字，当他们虔诚地疾呼“谁能理解天神的忠告？”时．脑子里究竟在想什么？他们不断祈求神灵，费力去理解神的律法，把神谕刻在圣城花岗岩柱碑上，他们对那些神灵究竟有什么体验？为什么他们可以是最心胸开阔的人，鼓励他们的祭司钻研天文，探索陆地和海洋，同时又是最残酷的刽子手，对违犯圣礼的邻居施以重典(而那些事放在当今根本无人注意)？

直到最近我们才有所了解。

我们派遣考察团到尼尼微，在西奈的沙子里掏洞，破译数英里的楔形文字书版。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我们到处尽力寻找钥匙，以期打开神秘的智慧石屋的前门锁。

谁知我们突然意外地发现，后门一直大大地敞开着，可以随意走进房子。

只是那扇小小的方便之门没有安在阿卡得或盂斐斯地区。

它被安在丛林深处。

几乎被异教神庙的木梁遮蔽了。

我们的祖先在寻找不劳而获的财物过程中，撞见了他们爱称为“野人”或“野蛮人”的人。

这次碰头会不尽如人意。

可怜的异教徒，搞不清白人的意图，箭矛齐发，权当欢迎。

来访者也用大口径手枪予以回敬。

这以后就不再可能心平气和而不带偏见地交换意见。

野蛮人无一例外地被描述成肮脏、懒惰、崇拜鳄鱼和死树、一无是处的浪荡子。活该他们倒霉。

接着，十八世纪的潮流出现了。让·雅克·卢梭开始泪眼婆娑地思忖这个世界，惹得跟他同时代的人也掏出手帕，加入啜泣的行列。

蒙昧的异教徒是他们心爱的话题，在他们眼里(虽然他们不曾见过一个异教徒)，异教徒不幸沦为环境的牺牲品，也成为各种美德的真实代言人，而人类在腐朽的三千年文明制度中，已失去了这些美德。

今天至少在这个特殊的调查领域里，我们了解得更好。

我们研究原始人就像研究高度驯化的家畜，通常来说两者相去并不太远。

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劳有所获。要不是靠神的恩典，野蛮人就是恶劣条件下的我们自己。仔细研究他，我们开始理解尼罗河谷和美索不达米亚半岛的早期人类社会；彻底了解他，我们对许多奇怪的、隐秘的本能有了一鳞半爪的知识，这些本能深深地隐藏在礼貌和习俗的薄壳下，我们这种哺乳动物在五千年的进化中才获得了这么一层薄壳。

对野蛮人的剖析并不总能满足我们的虚荣。但另一方面，认识到我们所脱离的条件，加上对许多所取得的成就的欣赏，只可能给我们手头的工作增添勇气，如果还有别的什么，那就是让我们对没跟上趟儿的远亲多了一份宽容。

这不是人类学手册。

这是一卷有关宽容的书。

但宽容是一个宽泛的命题。

 跑题的诱惑很大，我们一旦脱轨，只有天知道我们会在哪儿落脚。

所以，我建议拿出半页准确而具体地说明一下我对宽容的理解。

语言是人类最富有欺骗性的发明，所有定义势必都是武断的。一个谦卑的学者有必要求教于一种终极权威，这种权威必须是说本书所用语言的大多数人都认町的。

 我指的是《大英百科全书》。

 在第26卷的1052页上这样写道：“宽容(来自拉丁语toleare，忍耐)——允许他人自由行动和自由评议，耐心并不带偏见地容忍与本人或公共舆论相左的意见。”

也许还会有其他定义．但出于本书的考虑，我不妨采纳《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

不论好坏，既然已为自己制定好明确的方针政策，我要回到我的野蛮人那里，跟你讲我在有记载的最早期社会所发现的宽容情形。

P6-9

二十多年前在中国出版房龙的《宽客》中译本，是我个人出版活动史上一件值得一提的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初，聪差阳错，我受命主持三联书店编辑部。那时，三联书店还没独立，只是人民出版社的一个编辑室。但是，随着《读书》杂志的创办，三联书店的名声显然逐渐彰显。一些前辈也正在筹备三联书店独立的事宜。德高望重的胡绳同志就为此多次说过意见。

在改革开放的一片新的举措中，我不大着意出版中国学人的个人专著和论集。不是不重视，而是由于范用同志当时是人民出版社领导班子中分管三联编辑部的社领导，他团结了一大批专家、学者，从《傅雷家书》到李洪林、王若水等的文集．全由他一手张罗，我们凑现成就是。我要做的是，设法出一些翻译书。

出翻译书，一直是我兴趣所在。我当时接触多的前辈，也喜欢同我谈这方面的事。陈原同志最关心我的工作．他总是主张用外国人的口来讲中国改革开放中应该说的话。外国人中当然首先是马思的故事，如他再三要我学习和宣传马克思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李慎之同志也愿意同我聊外国的事情。他在出版翻译书方面的主张很明确：要向后看。他认为，中国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离西方发达国家还有一定距离。因此，他鼓励我从二战前后的西方书籍中去找寻选题。还有一位董乐山同志，我们也常聊天。他更明确地主张“借题发挥”。他当年主译《第三帝国的兴亡》，是我经手的“灰皮书”的第一本，那时就十分清楚他的用意所在了。

我当然要把这些想法向范用同志报告。他很赞成这些看法，并提出一个具体意见：要我发掘一下上海在四十年代出过的翻译书，因为他记得他们当年的思路就同这接近的。

这样，我终于找到了房龙。凭我的英文直接读房龙那些原文书是很艰难的，我找到的是房龙的旧译本。这一下子打开了思路，赶紧找原书，物色译者。暂时没找到译者，就由编辑部自己来翻。于是，《宽容》中译本就在三联书店独立前夕出版了。出版以后学术界影响很大，我记得吕叔湘老人就专门对我说起这书，表彰这题材选得好，同时也指出当年译本中的若干缺失之处。

尽管有那么多“后台”，可是说实话，我当年出这书还是胆战心惊的。三联书店在此前二十来年出过《胡适思想批判》八大本，我不是责任编辑，但深知其中经过。《胡适思想批判》起初决定用人民出版社名义出，领导机关临时改变，用三联书店名义出。打这以后，我的心眼里就把三联书店同胡适划清了界线。那么，现在来讲宽容是不是会宣扬了胡适？我当时心中没底。无奈，我还是老办法：用不宽容的办法做出版。这是我出版生涯中学来的重要的一招：不宽容作者多说多话，尤其是不让外国作者多说不得体的话。于是，中译本中讲宽容过于明白的地方，我都在决不容许外国人乱说乱话的不宽容思想指导下，一一设法删去。记得特别要删的是房龙批评前苏联不宽容之处。

尽管这样，在二十多年前，中译本还是销得很好。因为我们在这以前的年头里实在被“不宽容”统治得太久了。

作为一个过来人，特别感谢现在的出版社能在真正宽客的思想指导下，出版了《宽容》新译本。这是我这年近八十的老迈之徒赎罪的好办法。

二零零九年五月

历史对于他是一种活生生的东西。

——曹聚仁

他选择的题目基本是围绕人类生存发展最本质的问题，贯穿其中的精神是理性、宽容和进步。

——钱满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