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不在我》是全球畅销千万册的《社会性动物》作者、当代最杰出的社会心理学家之一艾略特·阿伦森的又一部经典心理学著作，教你看穿谎言与借口，破解思考盲点。本书堪与《乌合之众》、《少有人走的路》相媲美，都是不可不读的心理学经典著作。

当事情陷入僵局的时候，人们为什么只想逃避责任，甚至不自觉地说谎？为什么公众人物外遇，罪证确凿时，当场抵死不认，却在隔天的道歉声明中却说：“我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为什么我们总是看到他人的虚伪，而不去反顾自身？《错不在我》告诉我们：这是我们的自我辩护心理在发生作用，当错误发生时，我们总会下意识地将错误推卸到他人身上，或找一些客观原因，完全不认为这是自己的错。这样的心理你我都有，无论你是总统还是普通人。

不假思索的自我辩护就像流沙一样，会让我们越陷越深。它阻碍我们看见自己犯错，更何况改正错误；它扭曲现实，让我们无法获得评估局势所需的信息；它使得爱人、朋友及国家间的嫌隙加深；它让我们无法摆脱坏习惯；它让罪犯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它让许多专家无法改变过时的观念和做法，而对公众造成伤害。要想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就要避免掉入自我辩护的陷阱。

我们经常听到人们说：“虽然事情发生了，但这不是我的错！”每当人们犯下错误的时候，往往会通过自我辩护来尽力消除那些动摇自我价值感的认知失调。人们会任凭自己的头脑虚构出免除责任的种种理由，不断强化自己聪明、有德行、不会犯错的信念，而这种信念却恰恰让我们变得愚蠢、没有德行、错误不断。这就是自我辩护造成的危害。

《错不在我（人们为什么会为自己的愚蠢看法糟糕决策和伤害性行为辩护）（精）》基于多年的心理学研究，是极具洞察力和吸引力的社会心理学著作。“美国心理学界的梦幻组合”、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卡罗尔·塔夫里斯和艾略特·阿伦森以流畅有力的文字和生动有趣的事例，从政治、法律、医学、家庭、爱情与人际关系等各个角度，对人类是如何进行自我辩护，自我辩护导致了何种伤害，以及我们如何克服这些问题等进行了深入解读。

作者(卡罗尔·塔夫里斯、艾略特·阿伦森)指出，不假思索的自我辩护就像流沙一样，会让我们越陷越深。它阻碍我们看见自己犯错，更何况改正错误；它扭曲现实，它让我们无法获得评估局势所需的信息；它使得爱人、朋友及国家间的嫌隙加深；它让我们无法摆脱坏习惯；它让罪犯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它让许多专家无法改变过时的态度和做法，而对公众造成伤害。要想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就要避免掉入自我辩护的陷阱。

《错不在我（人们为什么会为自己的愚蠢看法糟糕决策和伤害性行为辩护）（精）》由卡罗尔·塔夫里斯编著。

引言 骗子、傻瓜、歹徒和伪君子为什么会容忍自己的行为？

第一章 认知失调：自我辩护的原动力 

第二章 傲慢与偏见，以及其他盲点 

第三章 记忆：自我辩护的历史记录者 

第四章 良好的愿望与糟糕的实践：心理治疗中的“闭环思维”

第五章 司法系统中的失调与自我辩护

第六章 爱情杀手：婚姻中的自我辩护

第七章 创伤、裂痕、战争与自我辩护

第八章 承认错误，放弃自我辩护

后记

注释

阅读有关世界末日的预言是有趣的，有时则觉得它们滑稽可笑。但更加令人着迷的是，在预言失败、世界仍在运转的时候，观察那些虔诚信徒的所思所想。请注意，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人会说，“完了！简直难以相信，我竟会如此愚蠢地相信那些胡言乱语”。相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会更加确信预言的威力。这些人坚定不移地相信《圣经·新约》中的《启示录》或者17世纪自封为预言家的诺查丹玛斯的著述，他已经预言了从黑死病到“9·11”事件的历次灾难，问题是这些模糊不清、捉摸不透的预言只有在事件发生后才能够被理解，但是相信者却没有对此感到困惑。

半个世纪前，一位名叫利昂·费斯汀格的年轻社会心理学家和他的两个助手潜入了某个组织内部，该组织相信世界末日将在当年12月21日来临。他们试图搞清楚，当（组织所希望的）预言破灭时，组织内部会出现何种情形。该组织的领袖玛丽安·科琪许诺，信徒们将会在12月20日夜里被一架飞碟接走，去往安全的地方。她的许多追随者为此放弃了工作，舍弃了家业，散发了积蓄，等待着末日的到来。在外层空间，又有谁需要金钱呢？另外一些人则恐惧地等待着，或者无助地待在家中。（科琪女士的丈夫并不相信这一切，当他的妻子和追随者们在客厅祈祷的时候，他已经早早地上了床，而且美美地睡了一夜。）费斯汀格提出了自己的假设：那些没有得到预言家强大许诺的信徒（这些人待在自己家中等待着世界末日的来临，期盼自己不会在午夜死去），会很快失去对科琪女士的信任；而那些放弃了自己的财产、与其他人一起等待飞船的信徒，对她拥有神秘能力的信念则会增强。实际上，他们会尽其所能让其他人加入自己的行列。

到了午夜，院子里根本没有飞船出现的迹象，人群开始有些紧张。到了凌晨2点，他们变得非常担忧。凌晨4点45分，科琪女士抛出了一个新的版本：她说，由于她的小团队无与伦比的忠诚，世界已经被救赎了。“上帝的话是强大无比的，”她对自己的追随者们讲，“他的话已经让你们得救——由于有了你们对死亡的祷告，本该降临地球的威胁没有机会到来。现在弥漫在这间屋子里的善行和光明，并不是从地球诞生之日起就已经存在的。”

人们的心境由失望变为欣喜。团队中的许多成员在12月21日之前根本没有感到有必要让更多人追随自己的信仰，现在他们开始要求新闻媒体报道这个奇迹。随后他们走上街头，拉住过往的行人，试图改变他们的信仰。最终得到证实的是利昂·费斯汀格的假设，而并非科琪女士的预言。

自我辩护的原动力，即导致人们将自己的行动和决策（尤其是错误的行动和决策）合理化的力量，是一种令人不愉快的感受，费斯汀格称之为“认知失调”。认知失调是一种紧张冲突的状态，只要某个人同时拥有心理上两种不一致的认知（想法、态度、信念、意见），就会出现这种状态，例如，“吸烟是愚蠢的，因为它能够置我于死地”与“我习惯每天吸两包烟”。失调会导致心理上的不舒适感，从轻微的疼痛到极度的痛苦；直到找到某种减少失调的办法，人们的不舒适感才会得以缓解。在这个例子中，对一个吸烟者而言，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停止吸烟以减少失调。但假定她已经尝试停止吸烟但最终却失败了，那么她就只能通过下面的方式来减少失调：让自己相信吸烟的实际危害并不大，或者让自己相信承担吸烟的风险是值得的——比如吸烟可以帮助她放松或者防止肥胖（毕竟，肥胖对健康也是一种危害）。大多数吸烟者试图通过诸如此类巧妙的（尽管是自我欺骗的）方式来减少失调。

认知失调会令人焦虑不安，因为当人们持有两种相互矛盾的看法时，其中难免会充斥着荒谬。正如阿尔伯特·加缪所观察到的，人类是用尽一生来证明自身不是一种荒谬的生物。费斯汀格理论的核心思想，是探讨人们如何努力使相互矛盾的看法合理化，以便让生活（至少在他们的内心）协调一致、富有意义。这一理论直接诱发了超过3000项的实验研究，这些研究改变了心理学家对于人类大脑如何进行思考的理解。认知失调理论甚至突破了学术领域，进入大众文化，以至于你随处都可以看到这个术语。本书作者从电视新闻节目、政论专栏、报刊文章、汽车保险杠上的贴纸乃至肥皂剧中都听到或看到过它。阿莱克斯·特雷贝克在他力挺的《冒险》节目中使用过，乔恩·斯图尔特在他主持的《每日秀》节目中使用过，《白宫风云》中的巴特勒总统也使用过。尽管这个术语被广泛使用，但很少有人能够完全理解它的含义或者体会到它那巨大的驱动力。

1956年，本书作者艾略特成为斯坦福大学的一名心理学研究生。那一年费斯汀格也成为那里的一名年轻教授，他们很快便一起合作，设计相关实验对认知失调理论进行验证并加以发展完善。他们的思想在许多方面向心理学领域和一般公众所信奉的真理提出了挑战（例如，行为主义者认为人们去做某件事情的初衷是它们能够带来奖励；经济学家们主张人们一般会做出理性选择；精神分析学家们相信攻击性行为会消除攻击性刺激）。P3－6

骗子、傻瓜、歹徒和伪君子为什么会容忍自己的行为？

自降临人世的那一天起，我们每个人便拥有了自我辩护的冲动，我们会为自己那些具有伤害性的、不道德和愚蠢的行为推卸责任。当然，大多数人做出的决策，可能永远也不会影响到成千上万人的生死命运。无论我们所犯错误的后果，是微不足道还是悲剧性的，影响甚微还是波及全民的，大多数人都会发现：要讲出“我错了，我犯下了可怕的错误”这句话，即便不能说绝不可能，也是相当困难的。一个人在情感、金钱和道义方面所冒的风险越高，讲出这句话的难度就会越大。

不仅如此，大多数人在面对所犯错误的证据时，不仅不会改变自己的观点或行为方式，反而会顽固地对其加以辩护。比如，政客们往往会为我们提供最直观、最具悲剧性的案例。在整个总统任职期间，乔治·W·布什充当了“即便是拥有无可辩驳的证据，也很少能够穿透自我辩护的盔甲”的角色。布什错误地声称萨达姆·侯赛因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错误地宣告萨达姆与基地组织有联系，错误地预言伊拉克人会站在街头载歌载舞地欢迎美国士兵，他严重错误地低估了这场战争中的人员和资金的损失。布什在美军入侵伊拉克6周之后的一次演讲中，竟然郑重其事地宣布，“在伊拉克的主要战斗已经结束”。

即便来自左翼和右翼的新闻评论员都要求小布什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但他仍为战争寻求新的辩护理由，包括除掉一个“魔头”，打击恐怖主义，促进中东和平，为伊拉克带来民主，增强美国的安全，完成“（我们军队）为之牺牲的使命”等。2006年的中期选举被大多数政治观察家视为这场战争的参照系，共和党因此失掉了参众两院；此后不久，16家美国情报机构发布的一份报告认为，对伊拉克的占领助长了伊斯兰激进主义，而且增加了恐怖主义横行的危险。然而，布什在向某个由保守派专栏作家组成的代表团发表演讲时竟然宣称，“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我当时做出的决策是正确的”。

当然，布什并非第一个，也绝非最后一个为“基于错误估计并产生灾难性后果的决策”进行辩护的政客。当年，林登·约翰逊没有听从谏言者对“越南战争不可能取胜”的反复忠告，陷入了“美国一旦撤退，整个亚洲便会走向共产主义”的自我辩护之中，他也因此失去了总统宝座。当政客们身陷绝境的时候，他们会勉强承认错误，但绝不会承担责任。哎，一定是有人搞错了，但犯错的绝不是我，这个人的名字还不宜说出口。2当亨利·基辛格声称出错的是“政府”时，他回避了这样一个事实：作为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他实际上代表的就是政府。这种自我辩护令他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诺贝尔和平奖。

在审视政客们的行为时，我们会感到有趣、震惊乃至恐惧。然而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尽管他们的行为导致的后果无疑会更大，但他们的行为方式却与大多数人在个人生活中的所作所为没有什么不同。我们之所以能够适应不愉快的人际关系或者孑然一身，是因为毕竟已经这样生活了相当长的时间。我们可以在很长时间里保持着一种麻木的工作方式，是因为我们会寻找各种理由为此辩护，而且无法对放弃这种工作方式的好处进行清晰的评估。我们会因为一辆二手车看起来华丽而购买它，然而为了让这辆该死的车运行良好，我们可能会花费数千美元，而且还会花更多的精力来维护这笔花费的合理性。由于真实的或者想象中的傲慢，我们自以为是地制造了与某个朋友或者亲属之间的隔阂，但我们却仍然将自己视为和睦的守护者——只要对方能够赔礼道歉。

自我辩护与撒谎或者辩解不同。显然，人们会通过撒谎或者编造荒诞的故事来平息爱人、父母以及雇主的愤怒，避免受到指控或者被投进监狱，保住自己的工作或权位。但是，一个罪犯为了让公众相信“事情并非如此”所讲出的话（“我没有对那位女士进行性侵犯”、“我不是一个骗子”），与他说服自己相信“自己做了一件好事”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前一种情境中，他在撒谎并且清楚地知道撒谎是为了保全自己。在后一种情境中，他是在自欺欺人。这也是自我辩护比显而易见的谎言具有更大的威力和欺骗性的原因，它会让人们确信自己已经尽力了。事实上，仔细想想，以下这些话是很正常的：“我不可能再做任何其他事情了”，“实际上，这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我正在为国家尽我所能”，“那些杂种是咎由自取”，“我有权这样做”。

自我辩护不仅会令我们的错误和糟糕决策看起来无足轻重；而且也是让那些伪君子们的行为人尽皆知的原因。它会将我们与他人的道德失误区别开来，并且混淆我们的行为和道德信念之间的不同。奥尔德斯·赫胥黎曾说过，“世上很可能不存在清醒的伪君子”。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纽特·金里奇就不太可能对自己讲：“噢，我真是一个伪君子，比尔·克林顿的性丑闻正搞得天翻地覆，我却有权在这里搞婚外恋。”同样，著名的福音传播者泰德·哈加德显然是一个伪君子，他一方面公开斥责同性恋行为，另一方面却与一个男妓保持着性关系。

同样，我们每个人都会划出自己的道德底线，并对其加以辩护。想想看，你是否曾经在缴纳个人所得税时做过手脚？你可能会用“忘记了法定缴税额”作为借口，或者你会认为“如果其他人都这样做，我不做就是一个傻瓜”。你可曾有过未申报一些额外现金收入的情形？考虑到政府机构的腐败，你有权利这样做。你可曾在办公室里收发过个人电子邮件或者上网冲浪？你认为这样做是为了更加精力饱满地投入工作，也是你对公司愚蠢制度的抗议，而且你的老板并不欣赏你多做的那些工作。

戈登·马里诺是一位哲学和伦理学教授，当他在一家旅馆投宿的时候，钢笔从他的上衣口袋里掉了出来，于是一滴墨水滴在了丝制的床罩上。他决定将这件事告诉经理，但当时他已经很累了，而且他也不想赔偿损失。那天晚上，当他和几个朋友一起到户外散步的时候，他征求了他们的意见。“其中一位朋友建议我放弃做出这种道德狂热举动的念头，”马里诺说，“他认为经理巴不得出点类似的差错，这样就可以通过索取赔偿的方式来提高房费。他没有费多长时间，便说服了我不要去麻烦经理。如果这事发生在一家家庭小旅馆里，我可能会马上报告这起事故，但这是一家连锁酒店，正是此类情况导致了欺骗行为的发生。不过退房的时候，我还是在前台为那滴墨水留下了一张便条。”3

但是你会说，所有的辩护都是正确的！旅馆房间的费用，的确包含了那些笨拙的客人所造成的维护成本！政府的确在浪费金钱！我所在的公司可能不会介意我花费一点儿工作时间收发电子邮件，而且我最终会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这些说法是对是错，没有什么关系。一旦我们跨越了这些底线，我们便会为那些确认是“错误的行为”进行辩护，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将自己视为诚实的人，而不是罪犯或者窃贼。不论受到质疑的行为是类似在旅馆床罩上滴上墨水这样的小事，还是像挪用公款这样的大事，自我辩护的机制都是一样的。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有意识地撒谎去欺骗他人和无意识地自我辩护以欺骗自己之间，存在着一个令人着迷的灰色地带，这个地带是由记忆这个不可靠的、自利的历史记录者来掌控的。记忆往往会受到自我助长偏见的整饰与影响，这种偏见会使得过往事件的边缘变得模糊，让罪过变轻，令真实发生的一切出现扭曲。当研究者们询问丈夫和妻子他们分别承担了多大比重的家务时，妻子们会说，“你在开玩笑吧？我几乎承担了所有的家务，至少是90％。”丈夫们则会说：“实际上，我做得很多，大约在40％左右。”尽管不同的夫妻说出的具体数字不同，但其总和都会较大幅度地超过100％。4这会诱使人们推断这些夫妻中至少有一人在撒谎，更有可能的是，每个人都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式进行回忆。

随着时间的推移，记忆会出现自利性扭曲，我们会忘记或者歪曲以往发生的事件，此时我们可能会开始相信自己的谎言。我们知道自己曾经做错过一些事情，但渐渐地我们会开始认为那并非全是自己的错误，毕竟当时的情况是复杂的。我们开始低估并推脱自己的责任，直到原本巨大的责任变得渺小。不久，我们便可以说服自己，发自内心地相信自己在公开场合曾经讲过的话。约翰·迪恩是理查德·尼克松的白宫顾问，正是他下令密谋掩盖水门事件的真相，他对此做出了以下解释：

主持人：你是说那些编造故事的人，也相信他们自己的谎言吗？  迪恩：的确如此。当你经常把一件事情挂在嘴边，久而久之，它也就变成了事实。例如，当新闻界得知新闻记者与白宫官员的通话被窃听，此时断然否认已经不能奏效，于是便有人声称那是国家安全事务。我确信许多人相信窃听电话是为了国家安全，但事实却并非如此。这是窃听行为暴露后他们虚构的辩护理由。你应该意识到，在他们说出这些话的时候，他们的确坚信这一点5。

就像尼克松一样，林登·约翰逊也是一位自我辩护的高手。根据他的传记作者罗伯特·卡洛的说法，当约翰逊开始相信某件事情的时候，他会“完全地、绝对地”相信它，而且“不管以前有什么看法，或者事实本身如何”。乔治·里迪是约翰逊的助手之一，他说约翰逊“具有一种非凡的接纳能力，这种能力令他确信自己在任何时候都坚持了应当坚持的原则。当有人摆出他以往持有不同观点的证据时，他所表现出来的那副无辜的样子尤其令人着迷。这并非一种实际的行动——他具有一种难以置信的接纳能力可以用来说服自己，只有那些当下合宜的‘事实’才是事实，任何与此相背离的事实都来自敌人的谎言。他会逐字逐句地将内心的想法变为现实。”6尽管约翰逊的助手们将这一点视为富有魅力的人格特征，但它很可能是导致约翰逊不能将美国从越战泥潭中拉出来的关键原因之一。一个只是在公众面前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的总统，很可能是在试图改变公众的看法；而一个对自己进行行为辩护并相信自己掌握了真理的总统，则会在进行自我矫正时遇到障碍。在苏丹的丁卡（Dinka）部落和努尔（Nuer）部落中，有一种奇怪的传统。他们会拔掉孩子牢固的门牙——包括下面的6颗和上面的2颗——这样会导致孩子们下巴凹陷、下唇折叠、口齿不清。这种习俗显然是从破伤风（这种病会导致牙关紧闭）流行的某个时期开始的。村民们开始拔掉自己和孩子们的牙，这样就可以保证流体食物能够从缺口处被吸食。破伤风流行，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然而丁卡部落和努尔部落至今仍然要拔掉孩子们的牙。7事情怎么会这样呢？1847年，伊格纳奇·山姆维斯对他的同行给出了忠告：在接生婴儿前一定要先洗手。他清楚地知道，在对那些因产褥热病死的妇女进行尸检时，医生的手会接触到某种“病毒毒素”，并会将它传染给分娩中的妇女。（尽管尚不了解确切的机制，但他的想法是正确的。）山姆维斯要求自己的学生在含氯抗菌液中洗手，此后产褥热死亡率迅速下降。然而他的同事们却拒绝接受山姆维斯的这个建议，这样他只能在自己的病人中维持着较低的死亡率。8为什么不能迅速推广山姆维斯的发现，并为他能够发现导致如此之多无谓死亡的原因，而热情地向他致谢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费迪南德·卢德伯格和玛丽尼娅·法恩海姆出版了畅销书《性欲丧失的现代女性》，在这本书中他们声称，一个在男性活动范围里功成名就的女性，看起来就像美国两大职业棒球联盟比赛中的获胜者，但是她却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很大程度上她要靠与基本的本能抗争来做出牺牲。在严峻的生活现实中，她不得不经常性地适应这种激烈的竞争，这会对她造成伤害，特别是伤害到她自身的感受。”这会让她变得冷淡，而且，“处处向男性发起挑战，再也不能容忍扮演哪怕是相对服从的角色。许多女性发现她们的性能力在减退”。9在接下来的10年时间里，法恩海姆博士从明尼苏达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并且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完成了博士后研究，她所从事的研究就是告诉女性不要拥有事业，可是难道她就不担心自己变得冷淡并且会依靠基本的本能抗争来做出牺牲吗？

加利福尼亚州科恩县治安署逮捕了一名退休的中学校长帕特里克·邓恩。警方怀疑他谋杀了自己的妻子。检察官约谈了两个人，但这两个人做了相互矛盾的陈述。其中一位是没有任何犯罪记录的女士，她缺乏对嫌疑人的情况进行隐瞒的个人动机，而且她的老板支持她对事件的解释。另一位则是被判了6年监禁的职业罪犯，此人向检察官所做的陈述暗示邓恩有罪，但除他本人的话之外，他无法对自己的陈述提供任何证据。于是，检察官不得不在相信那位女士（相信邓恩是无辜的），还是相信那个罪犯（相信邓恩有罪）之间做出选择。他们最终选择了相信那个罪犯。10为什么会这样呢？

通过对自我辩护内在机制的理解，我们便可以回答此类问题，并且可以解释人们所做的许多看起来不可理解乃至疯狂的事情。目睹那些凶残的独裁者、公司里贪婪的首席执行官、以上帝的名义进行谋杀的宗教狂热分子、对儿童进行性侵犯的神职人员，或者那些为了家庭遗产而对自己的兄弟姐妹进行欺骗的人，许多人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他们为何会对这一切心安理得呢？问题的答案是：他们恰恰采取了与我们同样的行事方式。

自我辩护也存在着成本与收益，就其自身而言，它未必是一件坏事——它能够保证我们在夜里安睡。离开了它，我们会让难以忍受的困窘持续下去。由于没有选择特定的道路，或者所选择的道路非常糟糕，我们会感到遗憾并因此备受折磨。我们会在事后因为自己所做出的几乎所有的选择而感到苦恼万分：我们是否做对了那件事情？是否选对了自己的另一半？房子是否买得合适？挑选的汽车是否最好？是否选对了职业？然而，不经意间的自我辩护就像流沙，会将我们拖向更深的深渊。它会制约我们发现自身错误的能力，更不必说去纠正错误。它会对现实加以歪曲，妨碍我们获取所需要的信息以及对问题进行清晰评估的能力。它会加深爱人、朋友以及民族之间的裂痕；它会阻止我们放弃不健康的习惯；它会容忍罪犯对他们的行为逃避责任；它会导致许多专家坚持那些可能对公众造成危害的错误看法和做法。  生活中，没有人能够做到不犯错误。但我们的确有能力这样讲：“错误不会再犯，因为它已经不起作用了。”人皆有过，但在犯了错误之后，一个人既可以掩盖错误，也可以承认错误。人们一直接受这样的教导：我们应当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但假如不能做到首先承认自己犯过错误，我们又怎能从中学习呢？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认清自我辩护的诱惑。下一章将要讨论的是认知失调，这是一种与自我辩护的产生密切关联的心理机制，它维护着人们的自信、自尊以及社会认同。在随后的几章里，会详细分析自我辩护的一些最具危害性的后果：它如何加重偏见和贪腐，如何扭曲记忆，如何把专家的自信变为傲慢，如何产生并维系着不公正，如何将爱隐藏起来，如何造成仇恨和裂痕，等等。

本书能够带给读者的好消息是：通过认识这种机制如何发挥作用，人们可以打破这种联系。为此，在最后一章我们会退一步来思考问题，发现那些个体的、人际的以及社会的应对措施。搞清楚这种机制，是找到改变和挽回策略的第一步，也正是我们写作本书的原因。

在决定本书作者的排序时，我们采用了抛硬币的方法，这种做法可以很好地体现我们之间的良好合作。然而，自始至终，我们两个人都坚信自己是在与一位更有天赋的合作者一起工作。因此，从开始的那一天起，我们便为从事这样一个可以互相激励、互相学习，乃至给双方都带来乐趣的项目而互相感谢。

本书得益于一些同行们认真而又挑剔的审阅，这些同行中包括从事记忆、法律、婚姻心理治疗、商业和临床领域研究与实践的专家。我们要特别感谢以下这些同行，他们从各自的专业领域对相关章节进行了准确的评价，给了我们极好的建议：安德鲁斯．克里斯滕森、底波拉·戴维丝、杰拉德·戴维斯、玛丽安娜．加里、布鲁斯．海、布拉德·哈伊、理查德·列夫、斯科特·利林菲尔德、伊丽莎白．洛夫特斯、安德鲁·迈克莱尔、蒂翁·波勒切克、莱奥诺·蒂菲尔以及唐纳德·萨波斯奈克。我们也感谢来自以下朋友的评论、意见、故事、研究以及其他信息：J。J．科恩、约瑟夫．德·瑞威拉、拉夫·哈伯、罗伯特·卡顿、苏．卡森、波特－奈尼斯、黛伯拉·普勒、安东尼－普拉卡尼斯、霍莉·司脱金、迈克尔·扎戈尔。我们还要感谢德博拉·克蒂卡里尔－麦克里在编辑方面所给予的帮助。

从本书开始构思到最终问世，我们温文尔雅的代理商和好朋友鲍布·莱舍尔都参与其中。无论是合同的签订，还是本书的内容，莱舍尔都付出了极大的热情，我们感谢他所提供的帮助。而且，鲍布还为我们找到了代理编辑简·艾西，一位可以带来快乐的工作伙伴。简的优雅举止、技巧和幽默感，足以让作者们明白初稿中的错误，并激励着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进行修改，她鼓舞着我们，并协助我们反复对文稿加以润色与完善。她是一位罕见的凡事都亲自动手的编辑，她的故事和想法已经融入了本书之中。我们也要感谢来自哈科特的富有天赋的助理编辑詹娜·约翰逊在本书从完成到出版的整个过程中给予的指导。最后，我们想感谢主任编辑戴维·霍夫以及具有非凡校对技能的玛格丽特·琼斯。霍夫是一位对本书的一切（包括本书作者）都喜爱有加的男士，他让我们在写作过程中没有感受到丝毫痛苦并深受教益。

最为重要的，我们要将我们的热忱和爱献给我们各自的另一半：罗南－卡西和维拉·阿伦森。生活中的错误是我们自己造成的，绝不能归咎于我们所选择的人生伴侣。

如果你和我一样对周围那些死也不认错的人感到既气愤又好奇，那就不要错过这本书。它不仅揭示真相，还会让你发现自己也在不知不觉中扮演了同样的角色。我们都是为自己辩护的金牌律师，最可怕的是我们通常对此毫无觉察，就像有人说的，“最严重的错误莫过于不觉得自己有任何错误”。好在这本书是一面毫不留情的镜子，不仅能照见别人还能帮我们看清自己。

——汪冰，积极心理学家

一本直指真理的好书！

——张德芬，身心灵作家

本书作者以深入浅出的笔调，把他们的观察和研究聚焦在了人们对待错误的态度上——在“认知失调”的心理机制下，大多数人更倾向于为错误辩护，推卸责任，以至于错上加错、不能自拔。这既造成了个人的不幸，也往往造成组织乃至民族和国家的不幸。读了这本书后，我们也许会变得离愚蠢远些，靠聪明近些。

——杜跃进，《经济参考报》总编辑

塔夫里斯和阿伦森将他们杰出的才华结合在一起，构建了一个富有社会洞察力并极具科学性的熠熠生辉的模型。假如你不想犯错误，就一定要阅读这本书。

——罗伯特·西奥迪尼，《影响力》作者

这是一部引人入胜而又赏心悦目的著作，睿智是其主要特点。塔夫里斯和阿伦森揭示了人们是如何逐渐相信自己是正确而又具有理性的……以及人们为什么会在面对截然相反的证据时，仍然维持那种危险的自我欺骗。

——丹尼尔·吉尔伯特，《哈佛幸福课》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