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祖父的著作倒是不少。有一套《柏堂遗书》，装满一个小书箱。记得我最初就是从里面抽出一本《俟命录》，读得津津有味。这是一本笔记，过去的理学家都喜欢写这种随笔似的东西，谈理学见解。那时我抱起这个东西来读，还很有点吃力，半懂不懂的，啃了很长时间，最后也没有读完，但由此却对理学真的产生了一点兴趣。于是，从那以后到处找理学书和一些“学案”之类来看。虽说是胡乱地翻看一气，倒也多少学到几个术语，像“天理人欲”、“人心道心”，像“研几格物”、“主敬存诚”等等，还晓得了有所谓“濂洛关闽之传”、“朱陆异同之辩”。
这么一来，我也耐不住了，想动手写点理学家式的笔记。先拿出架式，要标举一个什么字，以显示自成一家的决心。标举一个什么字呢？想来想去想出一个“诚”字，可又觉得犯了曾祖父的名讳，不大合适。请教别人，也都说不行，我就只好放下这个“诚”字，再慢慢想，后来一直也没有想出来。
现在看来简直是儿戏，可在那时，我是极真诚的。我年年跟着祖父给曾国藩叩拜，在学习理学过程中，《曾文正公家书》、《曾文正公日记》也是常备常读，而且还遵照祖上的家训，躬行实践，希圣希贤，很严格地修养自己，甚至还打算也制定一个“功过格”，每天自我检查，言行善恶、功过是非一一在案，以警策自己，连“善念”、“恶念”都不放过，有点“狠斗私字一闪念”味道，真够单纯的。那时我崇拜没有见过面的曾祖父，也崇拜天天见面的祖父，还崇拜从小就知道是大大有名的外祖父，这三位前辈可以说是我小时候的精神偶像。
我的外祖父马其昶，字通伯，在文章学问上的名气，清末和民初不论京城还是地方，都是叫得响的。他出身翰墨世家，明代的太仆马孟祯，清代汉学家马宗琏、马瑞辰等人，都是外祖父的祖先。到他这一辈，一直都很努力，在我的曾祖父方宗诚和吴汝纶门下求学，并且经吴汝纶介绍，到武昌求教于张裕钊。所以，早年的学问底子打得很扎实。
外祖父开始出名，是他三十一岁那年著了一部《桐城耆旧传》，接着就开始讲授经学，先到安庆藩司署讲，后来讲到庐江的潜川书院，最后讲到合肥的李鹤章家，名气越讲越大。他还协助吴汝纶办教育，曾经出任过桐城中学堂监督，也就是校长。光绪三十四年，朝廷诏举人才，安徽巡抚冯煦第一个就推举我的外祖父。就这样，他进京当了个学部主事和京师大学堂——也就是现在北京大学的教习。
我的外祖父是桐城派最后一个代表人物，很有影响。他在北大教古典文学，是所谓“旧派人物”。那是民国初年，严复当北大校长。后来蔡元培继任校长，大力改革，旧派人物许多都退出北大。到了袁世凯解散议会，实行专制，以御用的小参政院作点缀，拼命拉拢名流，我的外祖父也被拉进参政院，当了一名“参政”，这一点很被当时人不满。但是，袁世凯进一步要做皇帝，也有人来拉拢我的外祖父参加“劝进”活动，他还是坚决回绝了，理由是“区区非能事二姓者也”。于是他收拾行李回桐城老家。
1916年，也就是民国五年，我的外祖父又回北京。这一次是去应聘，当清史馆的总纂。大概他觉得在民国的机构里工作不属于“事二姓”吧，而且，旧朝遗民在新朝参加为旧朝修史，向来不算失节，于是，接受下来了。这个“总纂”并不是“总编辑”，一个清史馆里面有好几个“总纂”并列，大约近似于现在的几个编辑室主任罢了。
不管怎么讲，已经到了民国，外祖父作为一个“旧派人物”，在北京这个文化圈里，还是不太顺心的。比方说我的父母在北京举办新式结婚典礼，他就来了一家伙，差点弄得大家不开心。
这件事说起来还是由陈独秀和胡适引起的。陈和胡那时都是大名鼎鼎的“新派人物”。胡适是安徽绩溪人；陈独秀是安徽怀宁人，与我们桐城紧靠在一起，陈家同我们方家又是世交，陈独秀的父亲与我祖父这一辈交往，而陈独秀本人则与我的伯父、父亲来往。
在我外祖父面前，陈独秀和胡适当然是同乡小辈。陈不用讲了，他的父亲同我外祖父也都有交情；胡适是皖南人，相距都不远。但是，陈和胡坚持的那套新的东西，我外祖父是肯定不以为然的。所以，听说我父母婚礼仪式的来宾中，有陈独秀和胡适这两个人，外祖父就坚决不出席。
这一下可麻烦了，我外祖父是女方家长呀，他不出席怎么行！没有办法，事到临头，只好让我的一个舅父作代表，出席我父母的婚礼。这个舅舅是我母亲的弟弟。让他担任女方家长的代表，实在是迫不得已，很不像样子。可见，那时新旧两派的对立还是蛮尖锐的。
但是，前些时候我偶尔在《胡适书信集》中看到胡适给陈独秀的一封信，很有意思。当时陈独秀在北京因为散发传单第一次被捕的时候，京城内外形成一个“救陈事件”，轰动一时。其间，我的外祖父也参加了救陈的活动，还出席了陈独秀出狱时的答谢宴会。这一点，体现出外祖父与陈家的道义之交，也看出我的外祖父对陈独秀其人的复杂感情。所以，胡适后来还专门向陈独秀提到这件事。P4-6
最后一次录音那天，我跟舒芜老先生开玩笑说，人家三年时间一个博士也读下来了，我们做这个口述自传已经三年多，还八字不见一撇呢。现在事情总算有个眉目，时间也丢掉三年说四年了。用三年多的光景做成一件事，即便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声响，在私底下，也还是有些珍惜的感觉。
跟舒老相识，还是我的导师王先霈先生介绍的。那时我正在华中师大读研，王先生交给一个差事：通过舒芜先生到老翻译家、诗人杨宪益先生那里取一本杨先生新出的诗集《银翘集》。于是同舒老见面，听他说话，觉得好生亲切，那满口的乡音，一下子把我吸引住了，过去从文字上得来的一点印象变得模糊不清。安庆地方，世称“吴头楚尾”，又有一条长江经过那里，弄瓶当地土产胡玉美豆瓣酱吃吃，就可以想见那里的文化滋味。桐城毗邻安庆，从长江上岸要拐进去，经年累月，流失的东西少，凝积的东西多，所以那个“吴头楚尾”的成色，似乎比安庆要逼真一些，厚重一些，也鲜明一些。这在方言上能听得出来，尤其像舒老那种历几十年风雨而没有被冲刷掉的桐城腔调，里面的滋味，更是浓得化不开。总之，故土情结拉近了我们的距离。老人随随便便，岁月远远近近，一次又一次，话题逐渐多起来，我感到面前摊开了一本厚厚的书，不由我不去读。
兴许因为我的学位论文做过一个胡风文艺理论的题目吧，在最初的交谈中，内心多少有点急功近利。和所有关注中国现当代文学诸多公案的人们一样，我考虑问题的方式，总愿意切近某根新闻性的神经。从这点上考虑，无疑，“舒芜”这个名字具有不言而喻的意味。后来我才明白，其实这是个错误。当一个人的名字进入社会新闻的视野，恰恰作为新闻的那一点可能是最没有价值的。这在当今的媒体时代，似乎更有说道。
正式打开采访机录音，舒芜先生说：谈什么呢？该说的过去我都说了。这句话他几乎每次都要重复一遍，显然，老先生已经比较厌倦某个人们普遍感兴趣的话题。好吧，那就让我们从人们不感兴趣的话题谈起。我想做的是：努力将一位老人的生平，用尽可能完整而又遵从他本人的方式原汁原味地记录下来，连同他所走过的时代，一同陈列。窃以为，人的生命有许多样式，不管什么样式，只要按照其固有的模样陈列出来，多少都是有价值的。他怎么说是他的事，你怎么听是你的事，而我的责任，就是老实和忠诚，对你对他我都如此。我自己的发言，只保留在别处，在这里一个字也不必说。记得华中师大我的老师孙文宪先生曾经谈到过，在功力不到、火候不到的情况下，与其做一篇不痛不痒的论文，不如沉下心来、扎扎实实地做点基础性材料工作，为同道提供一点研究的条件。我在北大中文系做访学那年，类似的话也听陈平原先生讲过。陈先生称做学问有两种人，一种人是“抬轿子”的，一种人是“坐轿子”的，自度没有本事“坐轿子”，那就先做做“抬轿子”的工作吧，尽管脚力也不大够，腿软眼黑时有发生，但咬紧牙关还是抬过来了。这要归功于时时关心和鼓励我的各位恩师，如王先霈先生、钱理群先生、吴福辉和王富仁先生。特别是钱理群先生，多次敦促教诲，对我几年来默默无闻地完成这项工作，精神上支持最大。感谢的话就不用说了，书印出来，好歹交卷。
最后交代一下本人完成“撰写”工作情况。“口述自传”与“自传”究竞有什么不同？这是我和舒芜先生几年来时常探讨的一个问题。我们的方法是，先录音，大体由我按照预设的目标，提一个框架式的主题，请舒芜先生在相对框定的范围之内放开思路慢慢聊，而后从盒带上扒出文字，再行整理。所谓“整理”，不过是材料取舍、稍加结构而已。初稿我是用方格纸抄出来的，请舒芜先生过目。毕竟往事如烟，聊一遍甚至聊几遍也还有抵达不到的地方，文字触动一下，就可能达到钩沉的目的，于是先生就动笔作些增删，我再把增删稿打印出来，还请先生看，又有小的增删，如此再三。我的任务除了体力劳动之外，主要精力放在结构和语言上面。这过程对我来说是刻骨铭心的，读一位老人的过于平静的微笑、悲怆和沉默常使我不堪重负。差不多整个二十世纪，老人叙述的身边那些熟悉和不熟悉的岁月、熟悉和不熟悉的人物，曾经让我许多日子夜不能寐。
这本传记的撰写过程跨越了两个世纪，世纪末有世纪末的说法，世纪初有世纪初的说法，落幕也是开幕，新的上演又将是些什么？我无力多想。我只隐隐觉得，自己的工作仿佛才刚刚开始。
还是忍不住写了这么一段文字，留个纪念吧。
许福芦于北京魏公村缀网斋
2001年5月9日凌晨3时许
转眼间舒芜前辈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将近四年。我们共同跨着世纪门槛辛苦了差不多五年的这本《舒芜口述自传》就要再版，而且是由他曾痛痒相关、艰难厮守多年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来完成，无论从哪个角度我都有理由替他高兴。
自然想起2001年6月，这本书最终脱稿的那天上午，舒芜前辈同我斟酌再三，嘱我在搁笔处写下一句话：“现在这个口述自传的编辑出版，是我再一次向历史把这一份沉重的责任永远铭记下来”，并郑重以“责任无限，言语有限”八个字作结，之后又亲自校订的情形。还有初版期间的编辑过程中，个别敏感的细节表述与编辑商榷，前辈执意强调“宁可不出，也绝不更改一字，我对口述文字每一句话的事实负责……”时那果决的音貌。十多年过去，一切皆历历如昨。前辈对于我们这部口述成书的作品珍爱之情，还在温暖着我。
《舒芜口述自传》初版印出后，记得我们都发现某些章节的内容与结构设计有不尽如人意之处，相约再版时要做点调整，使之尽可能完美些。而如今我与前辈阴阳两隔，不能不心生感慨。作为撰稿人，我无权擅自对前辈的“口述”内容作任何调整，这只能成为遗憾。再版中，正文内容原则不动一字。忽然觉得，也许过于完美对于口述文本并不是件好事。还是坚持我初版时的想法，把周密详考的工作放到后面去做，或许更为妥当。
诚如一位学人朋友所言，这部口述传记试图超越文学或思想创作，它还原的是历史，因而它不单单是个人的人生经验。然而它又确乎是个人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脚印，个人的态度与表述方式，无论怎样都要在文字中留下鲜明的印记。这是口述文学的审美局限呢，还是独特的优势，我说不大清楚。
最后，我要和舒芜前辈的家人一起，代表前辈向人民文学出版社真诚地道一声谢。以我们对老人家的了解，本书的这次再版，九泉之下他若有知，会感到由衷的欣慰。
许福芦
2013年7月31日
许福芦先生编写的《舒芜口述自传》通过“家世和童年”、“从小课堂到大课堂”、“离乱的青春”、“劫后河山”、“平静的日子不平静”、“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问题”、“狱里狱外”、“北京的金秋”等章节，《舒芜口述自传》尽可能完整而又遵从口述者本人的方式记录了舒芜的一生，连同他所走过的时代，一同陈列。
许福芦先生编写的《舒芜口述自传》为舒芜先生本人口述自传，全书一共十三章，三十二万字，附有照片近五十幅，附录中有舒芜年表。《舒芜口述自传》将舒芜先生的生平，用尽可能完整又遵从他本人的方式原汁原味地记录下来，对了解舒芜和他所处的时代，以及他身边的人事都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