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萨义德编著的《来自第三世界的痛苦报道(爱德华·萨义德文化随笔集)》是萨义德的最后一部文集,其中讨论的问题是他在沉默了一段时间后的深入思考和深入研究的结晶。在这部写作时间长达三十多年的论文集中,萨义德真实地记载了自己初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直至世纪末所走过的道路。在这期间,美国的文学学术界也和这个国家一样经历了风风雨雨和潮起潮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是如此,在美国的文学研究领域,也经历了从新批评、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研究的变迁,文学经典的涵义和成分也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流亡的反思及其他文学与文化论文)
爱德华·萨义德编著的《来自第三世界的痛苦报道(爱德华·萨义德文化随笔集)》是美国著名公共知识分子萨义德的随笔精选集的第一部,《来自第三世界的痛苦报道(爱德华·萨义德文化随笔集)》收录了其35年来在各学刊和媒体发表的近50篇文化批评散文,内容涵盖了文学、艺术、历史、哲学、政治等各个方面,其中评介了海明威、奥威尔、卢卡奇、福柯、威廉斯等文学、哲学大师和他们的作品。更为重要的是,西方人文学科近30年来一系列的核心话题和讨论,都可以在萨义德的这本随笔集中找到。
爱尔兰著名文艺批评家谢默斯·迪恩称赞此书为“现代世界知识生命中的里程碑”。
赫什将文学批评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直觉和表达深刻情感;第二阶段是反思和逻辑推理。批评可能被当作艺术,也可能被当作科学。他在著作《阐释的效度》中,特别关注的是第二阶段,虽然他似乎不愿提及第一个阶段如何影响第二阶段这一问题。不管怎么样,他要求用一种逻辑的方法作为证据来衡量话语,需要一种方法确保有效,这是合理的。这就需要批评家关注要批评的作品,问自己一些问题,要么使自己对于作品的论述合理,或者希望能够改正那些批评。无论哪种情形,他都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赫什认为,文学作品包含一种意义,既不是随意也不是时刻变化的。值得称道的是,他认识到巨大困难不仅在于阐释作品的意义,而且在于阐释意义的本身。所以,在书中他不辞辛劳为这个不大张扬的词汇“现象学”辩护。在现象学中,意图(用胡塞尔的话)或含义,与意义相对,是我们常用的词汇,甚至废话都有自己的含义,尽管是无法令人理解的含义。在文学中,意图的最广泛的范畴是题材,每部文学作品都属于一种类型、完成一项任务,这样我们才懂得《失乐园》是一部史诗,它总会实现某种特定的社会和历史的期望。赫什其他的观点都不是很明确,因为他受制于以下几点:(1)“没有既普遍又实用的普遍原则”;(2)“没有概括观点的原则”。其余时间里,他都致力于基础研究:区分含义和意义、批判实证主义、对含义和可能性进行概括。
赫什的观点最有趣的是,他认为批评就是“因为有必要理解才去理解”。我怀疑他的低调会让他把关于一个批评家的逻辑工作的最后言论与海德格尔谈论荷尔德林②的观点联系起来。在评价诗人时,海德格尔在文章中说,他对荷尔德林的评价方式是“思想的必要性”,是指头脑有必要执行一系列的行动。赫什也许十分强调这项任务的有效性,可是当我们读普莱③或者布莱克默时发现,有效性只不过是他们欣赏文学的必要的美而已,因为那是他们思想的核心。批评常被冠以霸道恶名,以欣赏的名义对作品进行解读:用方法生吞活剥作品,以辩论分而治之,以灵活多变来占据潮流和“时代”。相反,普莱希望在批评中延长文学的生命,布莱克默希望揭示文学绕着“现实之外的大圈”(亨利·詹姆斯语)。因此,批评既要满足文学的期望,同时又与之共生存在。文学与批评是内部进行对话,不是公开的对立。我们可以说,这样的批评距离艺术太近,然而,依我看,文学和批评越迎合艺术,毫无疑问,批评就越不在意准确。小说形成了自己的准确模式,但赫什对此丝毫不在意,因为甚至在批评中也有两种文化。
只有在一开始阅读和欣赏布莱克默和普莱时,你才会想起海德格尔。他们两人的作品大相径庭,各有自己的特点,几乎自成体系(尽管还没有足够赞誉的词语),很难归于普遍规则之下。他们的批评需要我们给予艺术同样的关注,这点值得争议。除了几篇精彩的文章外,著名的还有,如希利斯·米勒和约瑟夫·弗兰克对普菜的评论,兰塞姆③对布莱克默的评论等,多数批评家认为,这些评论尚不足以引起关注。而且,很糟糕的是,布莱克默和普莱使用的习语让人无法理解。两人都不习惯辩论,也不习惯用左手写的“只言片语”。普莱的批评论,尽管被错误地丢进了作为阐释方法的新批评中,但是它和布莱克默的批评一起,似乎要强烈地激起读者的想象意识。因为两人的批评就是一项事业,目的只不过是重新建立经历体验,使人们从原始的起点到以文学或其他形式表现出的方式来理解它。这样的事业,布莱克默称其为使文学发挥作用,前提是假设最终有一个智者能接近生动的经历,并融入文学中。希利斯·米勒谈到普莱的“静寂主义”进入作家的意识,约瑟夫·弗兰克谈到布莱克默“情感概念化”的句子:两人的风格都有意保留文学那种味道,尽可能既有差别又让人感到亲切。(有趣的是,布莱克默的课堂模式,正如布莱克默在普林斯顿的一个学生亚瑟·戈尔德描绘的那样,是证明一个人和文学有多大的亲密程度。)尽管普莱和布莱克默差异明显,但他们二人对作家的经历贡献非常大,在处理和表现那种经历方面具有卓越的才能。
这样的批评的代价是相当大的,也是必要的。布莱克默躲躲闪闪,像有评论家说的那样,他好像在玩掩球游戏一样,既不能彻底阐明一个观点,又无法放弃它,这让他很生气。他的巧智是扭曲的,多变的,他的始终如一是个谜。普莱的语气暗不文学本身的声音,仿佛他评价的每个作家只不过是个概念,被庞大意识瞬间照亮。不客气地说,布莱克默就是20世纪的“兜圈子所”(CircumlocutionOffice),而普莱是“趣味先生”(MonsieurTeste)。然而,还有比这更大的价值。布莱克默的警句显示了一个作家旺盛的精力,与众不同的才能,后者以“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的方式“把焦虑的潜意识技能与逐步亲近的过程”与深刻浸入结合起来,这种推理的能力从来没有对“复杂无规律的事物”失去理解。普莱机智超群,选择引言恰到好处,善于描绘一种意识来揭示事物本身的“纯粹的瞬间”,把文章中不被重视的抽象概念这种不寻常的东西与几乎令人吃惊的特性完美结合在一起。这两种情况都不属于布莱克默所说的“研究的游戏”。每一种情形阅读文学作品就像阅读一边发生一边创作的自传一样。
我想,让人永远惊奇的是普莱和布莱克默表达的亲近或亲密的程度在语气上如此迥然不同。普莱的一本名为《圆圈变形记》的书,是第三部被翻译的作品。他的书总是关于一个主题:时间、空间、循环,这些主题也是其他一系列作家关注的主题。一个作家自我意识的初始时刻,他的笛卡儿式的“我思故我在”思维,都会暗示他的内心世界,并从此继续按此方式生存下去:普菜在《出发点》中说,人类被赋予瞬间,然后大脑创造持久,持久的“真正方向是从孤立的瞬间到暂时的连贯”。普莱的方法就是把可以衡量的维度归为一个作家的风格,这是作家的意识被转换为语言的持久。这样,普莱可以研究时空内在的变化,宇宙论风格及意识的变化,以此作为历史敏感度的证据。在《圆圈变形记》中,普莱选择了圆圈当作康德的物自体,它的完整和无懈可击为人类的思想提供了一种疏远的模式。普莱认为,这种思想是为了获得完美的内容、广泛的视野、中心的地位。(最新一期《泰晤士报》文学评论副刊嘲笑他这些观点是“花哨”的不现实的想法,但是我不难发现这种想法是对时空感兴趣,甚至有些偏爱。)因此,在十八章中,其中有四章是回顾整个时期,十四章是谈论单个作家,他直接接触具体意识。P25-29
“爱德华·萨义德文化随笔集”(ReflectionsonExileandOtherLiteraryandCulturalEssays)由GrantaBooks于2001年出版,中文版亦根据此版本译出。因篇幅较大,遂一分为三,拟以其中三篇著名随笔的篇名作书名。目前出版的第一本名日《来自第三世界的痛苦报道》,“爱德华·萨义德文化随笔集”用作副书名。特此说明。
上海译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