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源流
周代以前的人才选拔制度，今天已难以考察。所幸留存下来的《周礼》，让我们得以了解周代选士的大概情况。
周天子统治的核心区域，被划分为6个“乡”，每乡设乡大夫1人，掌管政令教化。其工作任务之一是每年调查属民的德行、道艺；每3年举行—次“大比”，选拔德行道艺优秀的人才，以郑重的礼节将其推荐给天子。
《周礼》原书当在东周最终成型，其中制度完备缜密，又能与考古相印证，当是取之于周室典籍，并非诸子百家学者所能伪造。
稍晚成书的《礼记·王制》中，对周代人才选拔制度的介绍更加详尽：政府在中央与地方设置学校，乡大夫自乡里选拔“秀士”入中央，司徒自其中选拔“俊士”入国学，大乐正自国学中选拔“进士”献于天子。这样层层的选拔，如果是经过考试，那么科举的结构可谓已成型。
与《周礼》的历史典籍不同，《礼记》是儒家创作的学术作品，其内容可能在根据周制之外更有自己的发挥。但认为其记载都没有依据也过于武断，而且周代地方上设置有学校，是已得到证明的事实。
就整体而言，在周代，贵族政治才是主流，其人才选拔制度也从属于贵族政治。在教育贵族化的时代，这样的情形相当正常，与西欧的中世纪时代，正可相比。
春秋时期开始的学术大发展与文化普及，改变了东方文明，平民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到战国后期，平民经由自我学习而取得卿相之尊，已成为寻常之事。
贵族政治的反复
汉帝国兴起之初，便积极招募人才，以共治天下。其采用的主要方式是设定“贤良方正”等科名，命各地推选相应人才，这种方式后来被称为“制科”，是科举的一种类型。汉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皇帝亲自出题对入选的贤良方正进行笔试，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有明确记载的考试选拔。
制科是两汉时期重要的人才选拔制度，但其时间、人数并不固定。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皇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下令各郡每年举孝、廉备1人，孝廉科自此确立，并成为汊代人才选拔中的常科。此后孝廉科又不断完善，各地推选人数按人口进行了调整，并对入选的孝廉进行考试。
孝廉科与制科合称察举制度，逐渐成为汊帝国的主要人才选拔途径，改变了传统的贵族政治局面。然而察举制度的选拔更多是依靠官员推荐与个人声誉，容易受到备方面的影响，因此还不能算作完备的科举制度。经汉末大乱之后，贵族政治复兴，察举制度逐渐成为贵族政治的辅助。
南北朝后期，贵族政治又再度渐渐隳坏，察举制度则历经演变，其选拔、教育、考试等方面都逐渐接近后来的科举制，新的时代已在萌芽。科举制度的兴起完善
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改革察举制度，设进士等科，命各地选拔人才统一考试，因此这一年被视为正式科举制度的开始。隋帝国很快便大乱而灭亡，其制度的最终确立完善是在大唐帝国的初年。
察举制度最重要的孝廉科本是用来举荐有德行之人，后来因要求通过经学考试，故被取消。唐代成型后的科举制度，大致包括秀才、明经、进士、明字、明法、明算6个常科以及各种临时的制科。6个常科中，后3科的影响相对都很小。
明经科取代了此前孝廉科的地位，成为科举早期录取人数最多的科目，考试范围主要是背诵、理解儒家经典。秀才科和进士科的考试范围则主要都是写文章，要求有好的文才。此外秀才科更对实际政治能力有高要求，因其门槛过高导致出现冷门化，最终被并入进士科。
进士科人数虽少于明经科，但其实际地位逐渐将明经科远远抛下。至盛唐以后，科举皆以进士为重，进士成为人才选拔制度的核心内容。
宋帝国建立之后，重文轻武，科举制度得到更大的发展。宋代科举相比于唐代，其内涵上最大的区别有二：一是重实学而轻浮华，二是重考试而轻名望。其制度上最大的区别也有二：一是人数大为扩充，二是评判更加缜密化。
宋代逐步使用糊名(遮盖考生名字)、誊录(由专人抄录考卷副本送阅)、禁止大臣向主考官推荐考生、对所取考生进行殿试(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等办法，大大提升了考试的公平性。同时，由于宋代教育普及，科举所录取的人数也空前膨胀。
宋代的科举制度在备个层级都逐渐完善，中央级别的考试年限从唐代的每年1次变为宋代的3年1次，进士考试的内容也由以文才为主转向经学、文才并重。
科举的魔力同样影响到辽、金、高丽、西夏等国，备国都先后设立了科举制度，并在其政府中发挥重要作用。
蒙古灭金后，也有人建议要求开设科举，但蒙古人汉化很浅，对此并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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