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书与丛书
东方的综合类书籍，大致分为类书与丛书两种。
类书的编纂：以收集整理某一方面或多方面的资料为目的，首先拟定架构，分设纲目条例，然后全面收集资料，将其中相关内容分条分目填充到相应位置。读者若想要查找某方面资料，按照目录找到自己所关心的条目，就可以得到相关内容。
丛书的编纂：以保存传播某一方面或多方面的书籍为目的，首先确定收集方向，多方获取相关书籍，整理后编目出版。读者若想要查找某本书，可以按照目录找到。
丛书的编纂工作比起类书要简单很多，其价值与实用性也大大不如类书。但丛书也有其优点，它较好地保持了原书的完整性。丛书的流行，对知识的广泛传播发挥相当大的作用，并使许多珍稀典籍得以重见天日。
尽管有如上的优点，但在综合类书籍中，类书还是最重要的一种。丛书兴起于印刷业高度发达的南宋时期，而类书的编纂历史则要久远很多，丛书中的珍稀典籍，相当大的部分是从古代类书中辑录得来的。
类书具有庞大的制作规模、高度的系统性与专业性，其编纂在古代多为政府行为，丛书则往往具有很大的商业性。当然，政府编纂的大型丛书与商业性质浓厚的小型类书也不少见。但类书多官方性、丛书多商业性这一整体格局仍延续到今天。
类书源流
东方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代便已达到了极高的水准，对知识的收集整理，也随着文明的发展而不断深入。周代的《尔雅》等书，已经具有较完备的“集合名物，分类排比”功能，被视为类书的雏形。
秦汉时代的大一统，为类书的发展提供了更肥沃的土壤。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刘安的《淮南子》、班固的《白虎通义》、刘向的《说苑》、蔡邕的《独断》等，虽不能算是后来意义上的类书，但类书产生的学术环境，已经孕育充分。
三国时代，魏文帝曹丕命刘劭、王象等“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定名《皇览》，全书800余万字。其卷帙浩大，内容丰赡，名扬后世，被认为是第一部成型的类书。
六朝时期，产生了一系列模仿《皇览》的著作，如《要览》、《合皇览》、《皇览钞》等。南齐时，竟陵王萧子良延揽四方学者，撰成《四部要略》千卷。其后梁代《华林遍略》620卷，北齐《修文殿御览》360卷，均影响极大。
大唐皇朝统一四海，类书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高峰期。高祖、太宗、高宗时，编成《艺文类聚》、《文馆词林》、《文思博要》、《初学记》等大型类书。唐代类书中影响巨大且流传至今的有《艺文类聚》、《初学记》与私人编纂的《北堂书钞》等。唐中期以后，内乱不断，盛唐气象一去不复返，文化事业也随之衰微。
四大部书
宋代文化的发展成就同样令人瞩目，在类书方面，最主要的业绩是“四大部书”。
“四大部书”是北宋四部大型官修类书的总称，即综合性类书《太平御览》、史学类书《册府元龟》、文学类书《文苑英华》和小说类书《太平广记》。除《册府元龟》修成于真宗时期外，另三部书都修成于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四部书加起来，一共3500卷。
唐宋类书中所引用的各种著作，其原书大部分在今日已消亡无存，依赖类书的收录，使今日尚得以复原其书一部分甚至全部，可谓是其之幸。在保存古籍这方面，四大部书具有不可替代甚至难以逾越的重要价值。
宋代印刷业高速发展，城市文化日渐繁荣，文化的传播、保存变得较为容易，类书的发展也颇为可观。除四大部书外，又陆续有倾向政府应用的《玉海》、倾向日常应用的《事林广记》等著名作品问世。至于专门性类书如《事类赋》、《事物纪原》、《小学绀珠》等，更是不胜枚举。
永乐大典
明成祖在文化上最大的成就是聚集英才编纂完成古今第一大类书《永乐大典》。主持其事的是永乐朝第一大才子解缙。全书22800余卷，目录60卷，分编11000余册，总计3．7亿余字。其内容除经史诸子以外，凡当时流传的各方面有价值的书籍都广泛收录。书中引用的古籍近万种，虽然是按照条目分别编排，但尽量保持了引文的完整性，且注明出处，后世学者得以从中辑录出许多失传书籍，如二十四史中的《旧五代史》，全文便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
清帝玄烨统治后期，清帝国在中原的统治逐渐巩固，于是玄烨下令修纂一部大型类书，定名《古今图书集成》，其子胤稹时期，又加以修订。全书分32典10000卷，分编．5000余册，总计1．6亿余字，其编纂质量也可称精良。但因其为清朝政府所修，受到文化高压影响，大量资料被销毁或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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