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懂事时起，彼得·德鲁克就开始接受超凡的教育。童年时，四岁多的德鲁克在家里楼上的浴室间就不小心听到大人说道：“这不仅仅是奥地利的末日，也是世界文明的末日！”当时是1914年8月，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引自《旁观者》)
那时，在德鲁克的家中，父母时常安排一时俊彦、各个领域的顶尖人物到家中边用餐、边交流。他们会谈及时事、医学、文学、数学、哲学等，其间还有朗诵、音乐与餐宴，这使幼小的德鲁克深受启发，智慧早悟。
八岁的他，耳闻有位名叫克伦兹的商人大发国难财，已成为全民的公敌，甚至于成为家喻户晓的大坏蛋。恰好在那一年的圣诞聚会上，有位同伴要他解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德鲁克居然慷慨激昂地为克伦兹辩护：“他是否犯法，对我来说是不值得一提的，我认为，此人令人敬佩。他提供客人期待的东西，遵守自己的诺言，让客人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何罪之有？更何况他并没有向客人多要一分钱，供应的份量是配额所规定的，也依法向客人收取粮票。”
旁边的另一个成人聚会上有位伯伯将德鲁克拉到一旁说：“你的观点真有意思，我从来没听过有人这么说，至少，我们在另一间大厅吃饭时，没有人提出这种意见。不过，彼得，你不要觉得伯伯是在批评你，你对克伦兹的看法或许没错，但只有你一个人这么想。如果你想做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一定要有技巧，并且要很小心。伯伯建议你注意自己的行为，多为自己想想，惊世骇俗是不可取的喔。”(引自《旁观者》)
在学校里，德鲁克遇到了爱莎校长和苏菲老师，他们两位分别教他工作纪律和组织能力，并使他一生都懂得如何欣赏艺术品。他见到干净利落的艺术品会不禁为之欣喜，并尊重这样的技艺。虽然她们并没有教好德鲁克写一手好字，而且他仍旧不擅长使用工具，但对他来说，如果没有爱莎小姐和苏菲小姐这两位老师，大概他这一辈子都不想教书了。她们姐妹对德鲁克的影响之深远，已经到了无可估量的地步。
奶奶擅长在钢琴上演奏音乐大师马勒的作品，她也是德鲁克的钢琴老师。虽然德鲁克并没有因此成为作曲家，却由此成为了一流的钢琴演奏者，这是德鲁克的不为人知之处了。
小时候，八九岁的他，不知握过多少次大人的手，但是他特别记得心理学之父弗罗伊德，是因为后来父母对他说：“你要好好记住这一天，你刚刚遇见的人是奥地利，嗯，或许该说是欧洲最重要的人了。”他接着问道：“比皇帝更重要吗？”父亲说：“是的，比皇帝更重要。”
他从十二三岁起就开始阅读《奥地利经济学人》。在德鲁克18岁时，该刊邀请他参加编辑会议，虽然这是为了让德鲁克的父亲高兴，然而对他来说，也是一项难得的殊荣。更让他得意的是，在邀请函的下方有一行编辑亲自用铅笔写的话：“阁下论述巴拿马运河一文，实为上乘之作。”落款中还有名字的缩写。这篇以巴拿马运河对世界贸易的影响为主题的文章是在前一年为大学入学考试而作的，内容多半是统计图表，但首次见到自己的文章印刷面世，再加上来自《奥地利经济学人》的编辑的赞赏，他不由得欣喜若狂——这真是他收到过的最珍贵的圣诞礼物。
在德鲁克16岁时，他向他的姨丈汉斯(著名的法学学者，后来成为了美国伯克利大学首屈一指的法学权威)请教：“在法学哲学里最难的问题是什么呢？”他的姨丈回答到：“解释刑罚的理论基础。”于是，他下定决心研究这个课题，并且计划要写一本书解释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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