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值得关注的历史，一串不该忘却的名字，他们与毛泽东的握手与分道，都直接或间接地改变了历史航船行进的速度与方向。

黄允升、唐宝林、沈学明、陈铭康所著的《红色档案(毛泽东与中共早期领导人上下)》探究一代伟人毛泽东如何崛起；解析中共早期领导人命运沉浮；披露中共早期鲜为人知的重大事件；品读毛泽东点评早期领导人的功过是非。

他们是战友，但也是对手；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却有着不一样的思想；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却有着不同的路线……历史都曾给过他们机会，但历史最终只选择了毛泽东！

黄允升、唐宝林、沈学明、陈铭康所著的《红色档案(毛泽东与中共早期领导人上下)》收记叙了毛泽东也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早期中共领导人在寻求救国救民的革命历程中所走过的不同道路，真实形象地提示了“毛泽东是历史的选择”这一中国革命史重大客观规律。

《红色档案(毛泽东与中共早期领导人上下)》通过大量翔实的权威史料，并配合海量的图片，全面再现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们的风采！同时对他们的功过是非进行深刻的剖析和客观的点评。

毛泽东与陈独秀：毛泽东是政治家，没有书生的迂腐气；陈独秀有学者的风度，但缺少政治家的品性。

毛泽东与瞿秋白：瞿秋白取代了陈独，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毛泽东与李立三：从战略思想的角度来看，毛泽东是以李立反对者的姿态出现的。一方面，代表红四军的毛泽东与代表党中央的李立三的个人关系反映了共产党复杂的政治关系；另一方面，毛泽东与李立三在基本思想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前者注重政治现实条件，而后者则强调革命理想原则。

毛泽东与王明：毛泽东像匏瓜，开的是小花，结的却是硕果；王明像牡丹，开得很鲜艳，却不结果。

上册目录

毛泽东与陈独秀

他对我的影响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

 青少年时代各自的发展

 救国救民，共忧天下

 成长环境，道路分野

 知识结构，思想分野

 性格气质，政治分野

 耐人寻味的学生与老师

 “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信任师表，深刻影响

 先锋旗手，革命楷模

 携手转向马克思主义

 专注实绩与领导全局

 受陈独秀委托在湖南建党

 领导湘区革命，支持中央局工作

 受陈信任协助主持中央工作

 革命指导思想的分歧与分道扬镳

 一系列重大问题的不同认识

 对待农民运动的尖锐分歧

 大革命失败，分道扬镳

 客观公正评价陈独秀

毛泽东与王明

有个别的人死不承认错误，如王明。

 匏瓜与牡丹——不同的人生追求

 依靠共产国际领导米夫上台

 王明在中山大学大搞教条宗派

 从被捕泄密到“反对立三路线”“英雄”

 翻云覆雨“拥护”和反对六届三中全会

 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扶植王明上台

 抵制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反“围剿”取胜

 排除干扰青塘会议定决策

 第二、三次反“围剿”取胜

 毛泽东当选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

 指导宁都兵暴和红五军团建设

 屈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排挤、打击

 赣南会议受王明路线排挤

 毛泽东被迫上东华山休养

 不计个人得失下山急赴赣州解围

 率红军克漳州取得胜利

 宁都会议毛泽东被剥夺兵权

 博古反“罗明路线”意在整毛泽东

 相忍为党却被剥夺最后行政领导权

 纠正王明、博古“左”倾路线错误 革命转危为安

 争取政治局多数同王明、博古“左”倾主张作斗争

 生死攸关的遵义会议

 长征胜利开始批判王明“左”倾教条主义

 指挥红军突破敌军重围

 总结革命经验 批判王明“左”倾教条主义

 审时度势力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全面抗战路线、战略方针的制定和实行

 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

 毛泽东批准打平型关战斗

 王明右倾新挑战与争论

 王明建议召开十二月中央政治局会议

 三月会议继续推行右倾思想

 中央派员向共产国际如实汇报

 六届六中全会前的争论

 中共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纠正王明右倾错误

 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袖地位

 王明这棵“牡丹花”开始凋零

 党中央的耐心等待与王明的猖狂反扑

 等待认错与耍两面派

 领导整风与无理反扑

 仁至义尽与死不改悔

 诚恳帮助与坚持错误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与王明出尔反尔

 仁至义尽与死不改悔

 后记

下册目录

毛泽东与瞿秋白

错误地打击了瞿秋白同志，他的功绩是不能抹杀的，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并肩站在国民革命大时代的潮头

 共同促进国共合作

 同是跨党的实干家

 携手反击国民党右派

 农民运动的开拓者与坚定支持者

 农运的实践家毛泽东与理论探索者瞿秋白

 “农运王”与坚定支持者

 携手在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

 毛、瞿相继洞察危机

 临危受命，分别主持最高领导和武装斗争工作

 高举武装斗争的旗帜

 瞿秋白犯“左”倾盲动错误

 同处逆境的艰难岁月

 瞿秋白与王明的初次交锋

 王明宗派主义的明枪暗箭

 向世界介绍毛泽东的第一人

 在艰难逆境中的毛泽东与瞿秋白

 公正评价瞿秋白

毛泽东与李立三

立三路线的错误，不是个人问题，李立三还是我们的同志。

 志同道合救国救民

 “征友启事”和“半个人”

 分途寻求革命真理

 领导李立三开展工运

 派李立三去安源

 指导李立三开展罢工斗争

 席卷全路矿的大罢工

 要以弯弓待发

 农运领袖与工运领袖共进

 毛泽东与中央实际领导人李立三

 认真贯彻六大决议，支持毛泽东领导红四军

 红四军的发展壮大与其内部争论

 中央与红四军关于分散还是集中的争论

 外来形式主义促使红四军内部矛盾激化

 红四军党的七大没有解决争论的主要问题

 中央九月来信支持毛泽东的建军原则

 李立三对毛泽东的坚决支持与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

 毛泽东不断总结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

 抵制李立三“左”倾冒险

 李立三“左”倾冒险的形成和推行

 抵制立三路线，红一军团佯攻南昌

 红一方面军撤围长沙

 十万农工下吉安

 抵制“立三路线”，粉碎第一次反“围剿”

 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干部

 团结李立三一道为党工作

 李立三为党的事业做出新贡献

毛泽东与陈独秀

他对我的影响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

毛泽东与陈独秀同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堪称中国共产党的“开山书记”，并且连任五届，是中共历史上连任届数最多的最高领导人。从建党开始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及其失败，毛泽东一直在陈独秀领导下进行创造性的工作，成绩卓著，却是一种被领导与领导的关系。在大革命后期，诚然毛泽东有很多正确的重要意见，然而因处于被领导地位，对革命全局不可能起决定性作用。陈独秀是个著名的历史人物，他留给中国革命事业的，既有长时间成功的经验，也有大革命后期失败的教训。毛泽东的成长、发展和后来开辟中国革命道路、领导革命取得胜利，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都与陈独秀的启迪培养和经验教训密不可分。这部分就是探讨这个主题的。

青少年时代各自的发展

救国救民，共忧天下

毛泽东生于1893年，陈独秀生于1879年，二人相差14岁，但他们形成人生观的青少年时期，都处在中国被西方殖民者疯狂侵略、晚清和北洋军阀腐败统治、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人民苦难急剧加深的时代。尤其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及《马关条约》的签订、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及《辛丑条约》的签订，中国最终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

毛泽东与陈独秀生长在这个时代，都较早地确立了救国救民、改革社会的崇高志向。

陈独秀在1904年写的一篇文章中回忆说：“以前，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发奋有为，也不过是念念文章，想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罢了。哪知道国家是什么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到了甲午年，才听见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到了庚子年……八国的联合军，把中国打败了”，“此时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做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自古道国亡家破，四字相连。……我越思越想，悲从中来。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于是，早在1897年19岁时，受了康梁维新思想的影响，他就写了一本小册子《扬子江形势论略》，向清政府献策，望注重长江的整治，加强军事设施，以御外侮。书中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同时，陈独秀也从小同情劳动人民的苦难。在他6岁时，老家渌水乡农村发大水，族长到城里来借钱，陈独秀母亲因对族长的为人有看法，没有借钱给他去救济灾民。陈独秀表示不满地说：“我们家里虽然穷，总比淹水的人家好些，何以一个钱不借给他呢？”

1902年，在得到两位信仰维新主张的战友去世的消息后，陈独秀作诗哀悼时即明志曰：

历史三千年黑暗，同胞四百兆颠连。而今世界须男子，又杀支那二少年。

寿春倡义闻天下，今日淮南应有人。说起联邦新制度，又将遗恨到君身。

第二年，陈独秀终于抛弃“勤王革命”的改良主义思想，决心投入到推翻帝国主义和清王朝的伟大革命运动中去，而不计成败与生死。他在1903年写的一首诗中表示：

勤王革命皆形迹，有逆吾心罔不平。直尺不遗身后恨，枉寻徒屈自由身。驰驱甘入棘荆地，顾盼莫非羊豕群。男子立身惟一剑，不知事败与功成。

毛泽东也从小同情劳动人民的苦难。毛泽东的母亲在韶山一带以善良、谦和、公正和乐于助人而著称。他说：“我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她可怜穷人，他们在荒年前来讨饭的时候，她常常给他们饭吃。”毛泽东非常敬爱他的母亲，为人处事受母亲很大的影响。

有一年秋收时节，农民们把稻谷打下来后在场地上晾晒，忽然下起雨来，毛泽东不收自家的谷子，却帮助一家佃户去收，父亲生气地责怪他。他回答说：人家家里很苦，还要交租，损失一点就不得了；我们自己家里的，自然不大要紧。又有一年旧历年底，父亲要他去收一笔猪钱，在回家的路上，他遇见几伙衣衫褴褛的穷人，他便把收到的钱统统散给了他们。相反，他的父亲却是个十分吝啬的人，有一年，韶山地区因严重粮荒而发生穷人“吃大户”的事情，他父亲是个米商，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本乡缺粮，他仍然运出大批粮食到城里去。为此，毛泽东对父亲十分不满。

毛泽东从17岁进入省立师范读书开始，就关心政治。他从表兄文运昌处看到郑观应著的《盛世危言》等书后，就激发起强烈的富国强兵爱国主义思想。后来，他读到一本《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的小册子，受到很大的刺激。其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深深地刻在了他的脑子里，终身不忘。他说：“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从而树立起“确定地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政治观念和改造社会、建立新国家的伟大抱负，并在平时与朋友谈话、通信和自己的日记与读书笔记中，强烈地表现出来。

与陈独秀一样，毛泽东1915年5月也借追悼一位亲密朋友的去世，写了一首五言古体诗，抒发自己忧国忧民、救国救民的抱负：“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涤荡谁氏子？安得辞浮贱。”（东边隔海相望的是日本鬼子，北边山水相连的是沙皇俄国，都是与我们为敌的侵略者，谁来扫荡这些妖魔鬼怪？就靠我们这一代。我们决不能因为自己出身低下贫贱，就不去担当这救国救民的重任。）特别在1917年新民学会成立后，他更把“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和学会宗旨，有计划有系统地研究人生和国家大事。当时他还是个穷学生，因此，朋友们都尊敬而打趣地形容他：“身无半分，心忧天下。”如当时他与同学常去玩的岳麓山云麓宫内一幅对联所云：“四面云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

P1-6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90周年华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积极响应胡锦涛总书记的号召，以各种方式、各样形式进行纪念活动。

为了纪念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毛泽东诞辰118周年。在12月26日这个纪念日将要到来的时候，我们写了《毛泽东与中共早期领导人》一书，奉献给广大读者，让读者真正了解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是在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解放、为民族谋复兴的革命实践中产生和确立的。该书是以纪实笔法反映中共早期领导层的内部情况，主要是写遵义会议前毛泽东与中共几届领袖人物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之间在工作上的被领导与领导的关系。同时，也写到他们处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时代，是如何为救国救民，寻找革命真理，而奔走呼号，以及他们作为中国共产党不同时期的领导人的功过是非。

这一本书，以大量史实客观地阐述了毛泽东怎样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创造性运用到中国革命实践，怎样独创性地执行中共中央以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为核心制定的正确或比较正确的政策和方针，又怎样从实际出发分别抵制以他们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右倾或“左”倾的错误，在局部地区把“枪杆子”与民众运动结合起来，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先是在井冈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接着在赣南、闽西创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艰难曲折地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并在军事上取得了粉碎国民党军几次大“围剿”的辉煌胜利。以王明为核心的“左”倾中央，一开始就推行“左”倾教条主义，而且统治全党长达四年之久。他们以“城市中心论”的“进攻路线”，反对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不断排挤、打击毛泽东等一大批干部，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一个好端端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被断送了，最后不得不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

在战略转移的长征途中，特别是在湘江惨败之后，亲身经历前四次反“围剿”胜利的广大指战员已经意识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排斥毛泽东军事领导的结果。他们纷纷要求毛泽东回到军事领导岗位，以挽救中央红军面临的危局。毛泽东顺应广大指战员的殷切期望，逐步地开始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做工作，并且团结了他们中的大多数，才在遵义会议上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遵义会议的一个伟大成就，就是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惊涛骇浪中挽救了党和红军，使得中国革命在全局上开始走“自己的道路”。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不仅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而且对中共早期的几届领袖也作过客观的结论和公正的评价。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共七大的工作方针讲话中指出：北伐胜利，轰轰烈烈，可是这一时期的末尾一段，我们党搞得不好，出了一个陈独秀主义，后来搞成托陈取消派。“但是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至于内战时期犯‘左’倾错误的李立三同志，第一次大革命之前，曾和少奇同志一起在安源做过工人运动，后来五卅运动中在上海也起了很大作用，也有功劳。”瞿秋白也有功劳。他主持召开的中央“八七会议”，正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纠正了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号召党和人民群众继续革命的战斗，这些都是正确的，是它的主要方面。对于王明，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结论中针对他当时所犯的右倾错误也曾经说过：王明在全会上表示“完全同意各报告”，“王明在部分问题中说的有些不足或过多一点，这是在发言中难免的。这些问题已弄清楚了。王明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对统一战线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积极，他是主要的负责同志之一，我们应原谅之。”问题在于他以后不检讨错误，不承认错误，虽然一度承认有错误，但很快就推翻。特别是他一直不承认抗战初期右倾和土地革命时期“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在60年代曾经总结性地说过：“我们采取的方针，是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错误，采取帮助的态度，所以我们团结了党的绝大多数。除了个别的人跑到敌人那里去之外，另有个别的人死不承认错误，如王明。”

显然，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一生，都应一分为二。但长期以来，很多同志一提起这几位中共早期领袖，总是立即想到他们“左”倾或右倾错误，往往忽视他们在白色恐怖中投身革命、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中也有正确的一面。这样，就不可能实事求是地、客观地反映这些人物在历史上的功过是非。我们写的这本书，力求写得比较客观和全面，既充分肯定他们成为领袖和取得成功的一面，又原原本本地写出他们犯错误的一面。毛泽东是我们党内最善于总结经验的革命家，既总结了他们的正面经验，又总结了他们的反面经验。毛泽东正是在正确总结他们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中，不断认识中国革命规律，不断制定适合形势发展的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从而把革命事业不断推向胜利。

毛泽东成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以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彻底改变过去党内斗争采取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做法，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原则，着重思想教育，而不轻易的做结论和纪律处分。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功过是非，分别作出了公正的客观的评价，并且成为全党的共识。

本书以通俗的语言、具体的史实，生动地记叙了毛泽东与中共早期领导人的革命生涯，并力求做到有较强的可读性。如“匏瓜与牡丹”一章，以寓意深刻的比喻，展示了毛泽东不怕艰苦、开小花而结硕果与王明怕艰苦、需要园丁培植、只开大花而不结果的不同人生追求。

总之，这本书以翔实可信的史实告诉读者：历史为什么会选择毛泽东。

黄允升

2011年4月

《毛泽东与中共早期领导人》这本书，自1996年中央党校出版以来，曾经印过多次，都受到广大读者喜爱。这次应读者要求又重印，希望能受到喜欢。

这本书各部分执笔人如下：

第一部分：唐宝林

第二部分：沈学明

第三部分：陈铭康

第四部分：黄允升

全书由黄允升负责统稿并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