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耳朵阅读》是中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力作，是其从事文学创作二十余年所发表的短篇小说全集之一，集结了莫言自一九九八年至二○○九年创作发表的四十一篇作品，包括《翻译家功德无量》、《京都大学会馆演讲》、《我的文学历程》等。

《用耳朵阅读》是莫言从事文学创作二十余年所发表的短篇小说全集之一，集结了莫言自一九九八年至二○○九年创作发表的四十一篇作品。

莫言的短篇小说故事饱满，风格多样，好似从肥沃而丰富的中国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丰姿多彩的朵朵奇葩，既对乡村残酷现实的犀利揭露，也有对乡村纯朴爱情的感人描写，还有种种荒诞离奇却又逼真入神的传奇述说……通过阅读《用耳朵阅读》这部合集，可以看到作者是怎样随着时代的变化和自身的变化，使自己的小说不断地改换着面貌。

我与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 台北图书馆(1998年10月18日)

在京都大学的演讲(1999年10月23日)

二十一世纪的日中关系 关西日中关系学会 (1999年10月)

神秘的日本与我的文学历程 日本驹泽大学 (1999 年10月 28日)

福克纳大叔，你好吗？加洲大学伯克莱校区 (2000年3月)

我的《丰乳肥臀》 哥伦比亚大学 (2000年3月)

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在 斯坦福大学的演讲(2000年3月)

我在美国出版的三本书 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校区(2000年3月)

华文出版人的新角色与挑战 台北出版节 (2001年3月29日)

城乡经验和写作者的位置 台北出版节“作家之夜” (2001年3月30日)

用耳朵阅读 悉尼大学 (2001年5月17日)

翻译家功德无量 北京大学世界文学研究所成立大会 (2001年10月8日)

做为老百姓写作 苏州大学(2001年10月24日)

小说的气味 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 2001年12月14日)

作家和他的创造 山东大学文学院(2002年9月)

京都大学会馆演讲 (2003年10月)

文学个性化刍议 深圳社会大讲堂(2004年8月)

北海道大学演讲(2004年12月27日)

细节与真实 中央电视台(2005年4月8日)

没有个性就没有共性 韩国“东亚文学大会” ( 2005年5月)

恐惧与希望 意大利(2005年 5月18日)

小说与社会生活 京都大学会馆(2006年5月)

中国小说传统--从我的三部长篇小说谈起 鲁迅博物馆(2006年5月14日)

上海大学演讲(2006年6月26日)

只有交流，才能进步 韩国大学生访华团(2006年8月15日)

大江健三郎先生给我们的启示 大江文学研讨会 (2006年9月11日)

福冈市饭仓小学演讲(2006年9月15日)

我的文学历程 第十七届亚洲文化大奖福冈市民论坛 (2006年9月17日)

试论当代文学创作中的十大关系 第七届深圳读书论坛上的演讲(2006年11月19日)

文学与青年(2007年6月)

东北亚时代的主人公 韩国大学生访华团 (2007年8月8日)

离散与文学 韩国全州亚非文学庆典(2007年11月9日)

我的文学经验 山东理工大学(2007年12月9日)

佛光普照 “21世纪亚洲文化发展展望”论坛(2008年4月)

我为什么写作 绍兴文理学院 2008年6月13日

香港浸会大学“红楼梦文学奖”得奖感言(2008年9月)

我读《南朝鲜小说集》 首届韩日中东亚文学论坛 (2008年10月11日)

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在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启动仪式上的发言(2009年4月)

在法兰克福“感知中国”论坛上的演讲( 2009年9月13日)

在法兰克福书展开幕式上的演讲(2009年10月13日)

读书就是读自己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讲(2009年12月17日)

在京都大学的演讲

1999年10月23日下午

尊敬的先生们，亲爱的女士们：

我能够在这里对你们演讲，是因为我写过一些小说，是因为日本的汉学家吉田富夫先生、藤井省三先生和其他的几位先生把我的一些小说翻译成了日文。我的小说能被吉田富夫先生、藤井省三先生和其他的先生慧眼看中是我的幸运，我能够踏上日本美丽的国土并对你们演讲是我的荣耀，而今天的幸运和荣耀，是我二十年前开始写作时做梦也想象不到的。

二十年前，当我拿起笔创作第一篇小说时，还是一个刚从我的故乡高密东北乡的高梁地里钻出来的农民，用中国的城里人嘲笑乡下人的说法是“脑袋上顶着高粱花子”。我开始文学创作的最初动机非常简单：就是想赚一点稿费买一双闪闪发亮的皮鞋满足一下虚荣心。当然，在我买上了皮鞋之后。我的野心便随之膨胀了。那时的我又想买一只上海造的手表，戴在手腕上，回乡去向我的乡亲们炫耀。那时我还在一个军营里站岗，在那些漫漫长夜里，我沉浸在想象的甜蜜当中。我想象着穿着皮鞋戴着手表在故乡的大街上走来走去的情景，我想象着村子里的姑娘们投到我身上的充满爱意的目光。我经常被自己的想象激动得热泪盈眶，以至于忘了换岗的时间。但可悲的是，最终我也没能用稿费换来手表，我戴的第一块手表还是我的父亲卖了一头牛帮我买的。更可悲的是，当我穿着皮鞋戴着手表在大街上走来走去时，也没有一个姑娘把目光投到我的身上，只有一些老太太用鄙夷的目光打量着我。

在我刚开始创作时，中国的当代文学正处在所谓的“伤痕文学”后期，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在控诉文化大革命的罪恶。这时的中国文学，还负载着很多政治任务，并没有取得独立的品格。我模仿着当时流行的作品，写了一些今天看起来应该烧掉的作品。只有当我意识到文学必须摆脱为政治服务的魔影时，我才写出了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文学作品。这时，已是八十年代的中期。我的觉悟，得之于阅读：那是十五年前冬天里的一个深夜，当我从川端康成的《雪国》里读到“一只黑色的秋田狗蹲在那里的一块踏石上，久久地舔着热水”这样一个句子时，一幅生动的画面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我感到像被心仪已久的姑娘抚摩了一下似的，激动不安，兴奋无比。我明白了什么是小说，我知道了我应该写什么，也知道了应该怎样写。在此之前，我一直在为写什么和怎样写发愁，既找不到适合自己的故事，更发不出自己的声音。川端康成小说中的这样一句话，如同暗夜中的灯塔，照亮了我前进的道路。

当时我已经顾不上把《雪国》读完，放下他的书，我就抓起了自己的笔，写出了这样的句子：“高密东北乡原产白色温驯的大狗，绵延数代之后。很难再见一只纯种。”这是在我的小说中第一次出现“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也是在我的小说中第一次出现关于“纯种”的概念。这篇小说就是后来赢得过台湾联合文学奖并被翻译成多种外文的《白狗秋千架》。从此之后，我高高地举起了“高密东北乡”这面大旗，就像一个草莽英雄一样，开始了招兵买马、创建王国的工作。

在举起“高密东北乡”这杆大旗之前，或者说在读到川端康成先生的舔着热水的秋田狗之前，我一直找不到创作的素材。我遵循着教科书里的教导，到农村、工厂里去体验生活，但归来后还是感到没有什么东西好写。川端康成的秋田狗唤醒了我：原来狗也可以进入文学，原来热水也可以进入文学！从此之后，我再也不必为找不到小说素材而发愁了。从此之后，当我写着一篇小说的时候，新的小说就像急着回家产蛋的母鸡一样，在我的身后咕咕乱叫。过去是我写小说，现在是小说写我，我成了小说的奴隶。

当然，每一个作家都必然地生活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中，要想写出完全与政治无关的作品也是不可能的。但好的作家，总是千方百计地使自己的作品具有更加广泛和普遍的意义，总是使自己的作品能被更多的人接受和理解。好的作家虽然写的很可能只是他的故乡那块巴掌大小的地方，很可能只是那块巴掌大小的地方上的人和事，但由于他动笔之前就意识到了那块巴掌大的地方是世界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那块巴掌大的地方上发生的事情是世界历史的一个片段，所以，他的作品就具有了走向世界、被全部人类理解和接受的可能性。这是美国作家福克纳给我的启示，也是日本作家水上勉、三岛由纪夫、大江健三郎给我的启示。当然，没有他们，我也会这样写。没有他们，我也会走上这条道路，但他们的创作实践为我提供了有用的经验，使我少走了许多弯路。

1985年，我写出了《透明的红萝卜》、《爆炸》、《枯河》等一批小说，在文坛上获得了广泛的名声。1986年，我写出了《红高粱家族》，确立了在文坛的地位。1987年，我写了《欢乐》和《红蝗》，这两部中篇小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连许多一直吹捧我的评论家也不喜欢我了，我知道他们被我吓坏了。接下来的两年内，我创作了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和《十三步》。《天堂蒜薹之歌》是根据一个真实的事件而写，那里的贪官污吏扬言要打断我的腿。《十三步》是一部复杂的作品。去年我在法国巴黎的一所大学演讲，一个法国读者对我说，她用了五种颜色的笔做着记号，才把这本书读懂。我告诉她，如果让我重读《十三步》，需要用六种颜色的笔做记号。1989年，我写出了已被藤井省三先生翻译成日文的《酒国》，这部长篇在中国几乎无人知道，但我认为它是我迄今为止最完美的长篇，我为它感到骄傲。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写作了大量的中短篇小说，在创作这些中短篇小说时，我的心一直不得安宁，因为有一个巨大的题材在召唤着我，这个题材，就是被吉田富夫教授翻译成日文的《丰乳肥臀》，这部书给我带来了很多麻烦，当然也给我带来了新的声誉。如果把《酒国》和《丰乳肥臀》进行比较，那么，《酒国》是我的美丽刁蛮的情人，而《丰乳肥臀》则是我的宽厚沉稳的祖母。

我曾经被中国的文学评论家贴上了许多的文学标签，他们时而说我是“新感觉派”，时而说我是“寻根派”，时而又把我划到“先锋派”的阵营里。对此我既不反对也不赞同。作家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创作，他甚至不去关心读者对自己作品的看法。他关心的只是自己作品中人物的命运，因为这是他创造的比他自己更为重要的生命，与他血肉相连。一个作家一辈子其实只能干一件事：把自己的血肉，连同自己的灵魂，转移到自己的作品中去。

一个作家一辈子可能写出几十本书，可能塑造出几百个人物，但几十本书只不过是一本书的种种翻版，几百个人物只不过是一个人物的种种化身。这几十本书合成的一本书就是作家的自传，这几百个人物合成的一个人物就是作家的自我。

如果硬要我从自己的书里抽出一个这样的人物，那么，这个人物就是我在《透明的红萝卜》里写的那个没有姓名的黑孩子。这个黑孩子虽然具有说话的能力但他很少说话，他感到说话对他是一种沉重的负担。这个黑孩子能够忍受常人不能忍受的苦难，他在滴水成冰的严寒天气里，只穿一条短裤，光着脊背，赤着双脚；他能够将烧红的钢铁攥在手里；他能够对自己身上的伤口熟视无睹。他具有幻想的能力，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奇异而美丽的事物；他能够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声音。譬如他能听到头发落到地上发出的声音，他能嗅到别人嗅不到的气味，当然，他也像《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金童一样迷恋着女人的乳房……正因为他具有了这些非同寻常之处，所以他感受到的世界就是在常人看来显得既奇特又新鲜的世界。所以他就用自己的眼睛开拓了人类的视野。所以他用自己的体验丰富了人类的体验，所以他既是我又超出了我，他既是人又超越了人。在科技如此发达、复制生活如此方便的今天，这种似是而非的超越，正是文学存在着并可能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  黑孩子是一个精灵，他与我一起成长，并伴随着我走遍天下，他是我的保护神。现在。他就站在我的身后，如果男士们看不到他，女士们一定看到了，因为无论多么奇特的孩子，都有自己的母亲。

P6-9

一九八一年十月，在《莲池》双月刊第五期上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至今已是三十年。发表处女作后不久的我女儿出生，今秋，女儿的女儿也出生了。尽管往事历历如在眼前，但外孙女粉红的笑脸告诉我，三十年，对一个人来说，是相当漫长的一段时光。

我一起羞于编文集，因为编文集，就如同回头检点超过的道路。走十里八里，可以努着劲儿，保持良好的姿态，做到一步也不歪斜，但走三百里，就任凭是铁打的汉子，也难确保没有一个歪脚印。写几年文章，可以抖擞着精神，保证篇篇都是精品，但写三十年，就难免泥沙俱下，良莠不齐了。因此，编选这种总结性的文集，最大的羞愧就是面对着那些当初草率付梓、如今不堪入目的文本。当然也可以将这类文章剔除出去，但既是阶段性的全集，剔出去又名实不副；当然也可以将不满意的文章大加删改，但如此又有不忠实自己的写作历史之弊。因此，三十年中发表的文字，几能总集到的，还是统统编进来；除了技术方面的错误，其余的尽量保持原貌。以前发动过的，以最后一次定稿为准。

通读旧稿，感慨良多。一万个个日日夜夜，凝固在其中，每一部作品，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一行文字，都能引发美好或痛苦的记忆。实事求是地说，我为年轻时的探索热情和挑战传统的勇气而自豪，同时也为因用力过猛所造成的偏差而遗憾。我本来是能够也应该写得更多更好一些的，但我虚构了许多大好时光，浪费了许多才华，现在后悔也晚矣。

当然也可以说现在觉悟也不晚，毕竟我还能写。我知道已经写了一些什么，因此也就大概地知道还有可能写些什么。

我用台湾一位老作家送我的自来水笔定了上述这些字，笔好，书写便成为一件乐事，接下来的小说，也用这枝笔定。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