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身处艰难气若虹
1。第五次被捕
1932年10月15日早晨，在深秋的雾气里，一个人影匆匆地向虹lZl东有恒路走去，他用眼的余光警惕地注意着四周。这人叫濮德治，中共左派反对派，即托派常委之一。他过了一个拐角，看身后无人，便径直朝春阳里走去。这时，一个人影闪现在他身后的拐角处。濮德治在一户门前停下，机警地看了看四周，又看了看“二一零号”的门牌，轻轻地以特殊的节奏叩开门后便闪了进去。
拐角处的那个黑影也飘到门前，看了看“二一零号”门牌，很快便消失在了巷口。不久，更多的黑影，便出现在“二一零号”门前，一部分对小院展开包围，另一部分发一声喊，便冲进门去。
正在举行每周一次会议的托派常委们便被法租界巡捕及国民党特务们紧急行动命中了，当场逮捕了彭述之、濮德治、宋逢春、王兆群（罗世凡）和谓十德盘（少珊）。紧接着巡捕及华捕们在托派常委开会的这问屋子里开始大肆搜抄。抄出了许多文件和书籍。
“二一零号”是当时中国托派中央常委机关，也是常委秘书谢德盘的家。
被捕的五人连同所抄之物很快被拘押到法租界巡捕房。
原来，1931年5月23日因马玉夫向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告密，托派中央被破获，当时被逮捕入狱的濮德治、宋逢春2人因监狱人满，疫病丛生，于1932年5月得以保外就医。陈独秀便催促2人加入了“常委”，建立起了5人常委机关。
一个常委的建设尚且如此捉襟见肘，足见陈独秀“并不独立”誓言下的“一枝独秀”了。
一天，濮德治的爱人张颖新与昔日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时的同学费克勤路上邂逅。费克勤与她的小姑费侠，在莫斯科时候只是没有人党的团员，回国时即被逮捕，她便给国民党“写了一张效忠保证书”叛变了。她们不知道党的机密，所以无法“效忠”。加入“中统”以后，费克勤等人在徐恩曾等的指挥下，专门搜捕共产党的领袖，特别是托陈派首领陈独秀。他们中除来燕堂外，其他都是从苏联归国的莫斯科留学生。此时，国民党正悬赏缉拿陈独秀。但张颖新不了解她们已是特务，就约费克勤到家里去玩。那天正好陈独秀借濮德治家约见友人，被费克勤当场撞见。事后濮德治批评张粗心大意，次日就搬了家；但情报很快由费克勤、费侠传到徐恩曾手中。10月15日那天，濮德治去托派中央常委秘书谢德盘家开会，特务即跟踪而至，来了个紧急搜捕。“中统”正利用了费克勤等对中共“知情”的长处，把他们当作了得力的工具。此次为了逮捕陈独秀，徐恩曾这班特务可谓是费尽了苦心。
由于这些知情人的出卖，托派常委们在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各处的居所几乎被上海市公安局全部侦知。更令当局惊喜的是，他们悬赏通缉的“共党首领”陈独秀竟然也在其中！
于是，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文鸿恩便“咨由第一特区地方法院掣发搜查票、拘票，派总巡捕房政治部探员会同嘉兴路巡捕房中西探员”开始行动。接到特务们的跟踪密报之后，便采取了紧急逮捕措施，旨在一网打尽。
经人暗中指认，被捕者当中，没有陈独秀，于是巡捕们在进行继续搜查的同时开始了讯问，但结果总令其大失所望。
可是，在讯问过程中，年龄最小、只有21岁的谢德盘神情恐惧，于是他们便决定从他身上打开缺口，而他，也正是会址的主人，被捕者更明白，他又是常委们的秘书。
被拘押在一起的“人犯”，当时不见有陈独秀，都暗自庆幸。
巧合的是，这天，陈独秀因患胃溃疡、盲肠炎，没有参加此次常委会。夜里，他忍着巨大的病痛在床上。不曾想，三个巡捕已冲着他居住的上海岳州路永兴里11号包抄过来了。
特务们破门而人。
面对着虎视眈眈的特务们，陈独秀镇静自若。这种场面，他已见得太多。他面貌清癯，略带病容，唇蓄微髭，发已微斑，他下了病榻，穿上淡蓝色的哔叽长衬，戴好淡黄色的呢帽，以一副将出远门的姿态对正在翻找文件的巡捕们说：“走吧！”
特务们于是将陈独秀连同查抄的资料一并押上囚车，送到了租界巡捕房。当特务们要将陈独秀押送到看守所时，陈独秀告诉他们说自己有病，应该送往工部局医院医治后方能去看守所。特务们找来医生，诊断后认为他的病并不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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