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仁的《农历》是一部长篇乡土题材小说，故事时间跨度近半个世纪。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以红岩河上几个家庭为代表，反映一个群体在这段时期的生活状态及精神面貌；同时以男女主人公的成长经历为线索，反映年轻一代的农民为了追求美好生活而在恶劣环境下奋力抗争的悲壮人生。

在苦竹滩那片贫瘠的土地上，主人公秦汉阳在歧视、贫困和苦难中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光，正步人青春年华时，有幸迎来了党的“三中全会”，彻底改变了家庭和个人的命运。正当他以饱满的热情投入生活中去开辟自己新的人生道路时，感情的挫折和婚姻的失败又给予他沉重的打击，最后他不得不选择了离家出走，远离了生于斯养于斯的秦家垮。多年的漂泊游离以及孤身一人在城市打拼，已使他逐渐厌倦了城市的喧嚣，越来越想念家乡，越来越觉得只有那片土地才是自己的归宿之地。十年以后，当他以一个成功人士的身份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时，他又茫然了，因为他所看到的家乡早已不是过去的样子了——传统意义的乡村以及农耕文明正在消亡。他不知道将来自己是回到乡村还是留在城市，一切都是未知的。只是，他带着十年前留在父母身边的女儿在返回城市的时候，他父亲把一个装有他们的家谱和一本发黄的《万年历》的木匣子交给了他。他知道，那是他父亲要他不要忘了自己的根在哪里。

李国仁的《农历》是一部七十余万字的长篇乡土风情小说，它以主人公的成长经历为主线，以社会变革中苦竹滩上秦家垮的发展变化为辅线，讲述了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到新世纪初苦竹滩上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故事，重点描写了两代人不同的经历和生活态度。

这是中国第一部时间跨度最长的纯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以大巴山区苦竹滩上的秦家垮为典型题材，以点带面，比较全面、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农村、农业、农民近四十年来的发展变化。

小说全景式、多角度地着重描写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与中国广大农村一样，秦家垮所经历的一次又一次的社会变革，以及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们的生活状况、精神面貌和不同人物的命运。小说以社会大环境和时代的变迁为背景，深刻揭示了历史和现实之间、阶级和阶级之间、基层组织和普通村民之间的社会矛盾，以及人物之间的个性冲突，同时，也体现了不同人物隐藏在内心的善良、虚伪和丑恶的人性；积极评价和褒奖了下乡知识青年对农村文明进步的积极影响；热情歌颂了党的改革开放和“三农”政策给农村带来的勃勃生机。

整部小说，以朴实的地方语言和蒙太奇的电影表现手法，讲述了中国农村所经历的那段既让人啼笑皆非又让人伤感的历史。愚昧、荒蛮和陈腐的观念在那片土地上根深蒂固，从而演绎出主人公爱恨情怨、命运多舛以及对生活百折不挠的悲壮人生。

故事情节曲折、跌宕起伏，乡土气息浓郁，人物刻画细腻、饱满，有血有肉，性格突出。而小说中所揭示的不管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一些社会现象，均值得深思，值得一读。

正文

一

农历七月：立秋

太阳在天空发出耀眼的光晕。苍鹰在头顶盘旋嘶鸣。

一支身背货物、手拄打杵的背二哥队伍正艰难地行走在一条荒凉的古道上。

这座山来那条河呢，

我是秦巴山的背二哥哟。

……

这是一群家住大山里的庄稼汉子，是一群从北往南背运货物的秦巴县的背二哥，他们背架上背的是用麻袋装着的食盐，还有用铁桶装着的煤油。他们袒胸露肚，一张张脸被憋得通红，衣裳早已被汗水湿透，额上仍在一个劲地往外冒着汗水。随着他们沉重的步履，带有铁钉的打杵杵在石头上发出叮当的声音。他们每每将打杵往身后一撑作短暂的喘气歇息时，总是习惯地甩一把汗，抬头望一眼天空的太阳，再长长地吆喝一声后，便扯开嗓子吼几句山歌。

秦巴县，位于川东北米仓山南麓的大巴山缺口处，北与陕西省南郑、西乡、镇巴三县毗邻，东接万源市，南接平昌县，西与巴州、南江二县相依。历代IH志皆云：“依三巴之旧城，控全蜀之左隅…‘后连延于秦陇，则迤逦之荆吴”，北扼“巴梁之冲要”、东扼“蜀楚咽喉”。因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自陕西人川建立了中华苏维埃第二大苏区，而使秦巴县成了川陕革命根据地首府，全县总人口在不足二十三万人的情况下，却有四万八千余人参加了红军；又因大山延绵、沟壑纵横、溶洞无数的特殊地理地貌，境内银耳、木耳、核桃等土特产及天麻、金银花等中药材较为丰富，所以，秦巴县素有“一府三乡”(川陕革命根据地首府、中国银耳之乡、溶洞之乡、红军的故乡)之美誉。

而在川陕接壤之处的秦巴县，正是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貌特征，限制了人们的出行，致使祖祖辈辈的人一直都在大山里如虫蛇般爬行在崎岖的山路上，很少有人走出过大山。境内唯一一条连接川陕两省的商旅古道，也隐藏于逶迤延绵数千里的高山峡谷地带或崇山峻岭之间。

这条穿越莽莽群山，通衢陕西汉中、镇巴和四川巴州的古道被称为米仓古道。

米仓古道始于秦朝末年，兴于汉代，在民间有水路和旱路之说，即米仓水道、米仓旱道，所以，发源于陕西南郑和宁强的东河与米仓古道，均成为米仓山南麓的交通要道和运输大动脉。米仓古道纵贯秦巴山区，连接黄河、长江流域，北上三秦而通中原，南下四川以达南方各地；北起汉中，经南郑入南江界，越米仓山，南抵巴中，其间西去成都，南至重庆，自古乃兵家必争之道。随着时间的推移，米仓道在川东北地区政治、军事、经济上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有史记载说，夏禹王会盟涂山，巴蜀往焉；萧何月下追韩信于韩溪河；曹操征张鲁而刘备筑牟阳城于大坝；唐代皇子李贤、李重茂贬谪巴州、集州；宋元之际蒙将人川攻合川钓鱼城；明朝设巡检司于大坝；清代白莲教军队横行川陕各州县；红四方面军建川陕苏区于川东北等等。五千年的古道，兵马驰骋，商贾营运，行旅往来，不畏崎岖险阻。直至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仍有山民、商旅和背二哥在这条古道上往返于南北。

背着太阳上巴山呃，

怀揣月亮(嘛)过河哕。

黑了歇在幺店子喂，

还想那个幺妹儿(嘛)来焐脚哟。

哟喂，来焐我的脚。

“哎，秦国忠、宋本清，你两个说说，是一百斤棉花重呢，还是，还是一百斤盐巴重？”

“嘿，你也是麻筋拉撒的哟，这么简单的问题，还麻起我们的广广。本清，你我都莫球回答，让老林问吴志福，听他是咋回答的……狗日的，这天闷热球得！”

“要得。你老林把我们两个当三岁的小娃儿嗦。”

“日的，对嘛，我考考吴志福看。哎，武夫(吴志福的外号)，你说说看，到底是一百斤棉花重呢，还是一百斤盐巴重？”

“呵呵，这个嘛，难不倒我噻，我莫得你们有文化，但是，这个道理我还是晓得的。那，那肯定是，一百斤盐巴要重些噻！”

“哈哈哈……”

P12-13

代序

发现了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

——评李国仁小说《农历》艺术世界的营造

秦兆基

作为叙事文学研究重要对象的小说，有着怎样的特点？它与其他的叙事文体有着怎样的区别？怎样把握小说的特点进行艺术创作？一直是文学理论家和作家关注的问题。我想针对有兴趣研究这些问题的同道介绍米兰·昆德拉经常引用的奥地利小说家赫尔曼·布洛赫的一句至理名言：“小说唯一存在的理由就是发现了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

为了能拥有真正的属于自己的发现，小说家要用自己“精神的眼睛”去观照社会和历史，一方面，将现实的生活场景放大千百倍，窥见它的每一个细部、每一个隐蔽的角落；一方面，剥去了种种表象紧裹着的社会人生，裸露出它的内核。进而用自己的全部感情去拥抱写作对象，去营建一个独特的艺术世界。

李国仁先生的长篇乡土风情小说《农历》，写出了只属于他的“发现”。

解题：“农历”的多重喻意

农历，又称夏历、阴历、旧历，是中国传统历法之一。农历属于一种阴阳历，所设置的二十四个节气能够反映季节变化特征。

李国仁先生用“农历”作为自己长篇小说的名字，可能有着自己的设想。从浅层看：其一，故事发生的主要地点秦巴县苦竹滩秦家垮，也就是光荣大队，是一个山腰上的村庄，除了政治制度上的变化以外，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风尚习惯等方面，基本上保持着中世纪农耕社会的模样，人们依然按农历安排生产和生活。历书上的种种提示、规定、禁忌，几乎是山村人们须臾不可离开的行为准则。其二，故事每一阶段发生的时间，都是用节气来交代的。其三，历书上的节气是一个有形的外在的经线，或者说是情节线，把大大小小的事件串连起来了。

从深层看，“农历”，是个隐喻，它的本体是“传统”。传统是相当复杂的，其中既有我们民族最为宝贵、有着许多值得珍视的东西——母慈子孝、长幼有序、知恩图报、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等美德，但也有着安于命运、三纲五常、男尊女卑、官贵民贱等恶德。前者虽然经历多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所谓“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它们仍然赓续着，’不绝如缕。后者也同样是根深蒂固的，永远难以消解。

作者既没有把秦家垮写成世外桃源，像沈从文、废名那样，也没有像某些革命作家那样把农村写成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决战的生死场。即使是在“左”的路线大行其道、在受压迫最为深重的家庭中，还有笑语，还有温馨，还有挣扎前行的希望。在推行联产责任制、包产到户、农家得到喘息以后，这里也不是从此步入现代化的康庄大道，人们就能尊严地活着，宗法制度、官本位、贫穷和落后，从意识形态和经济上仍然紧紧地禁锢着人们。如何对待传统，依然是绕不过去的坎。

书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宋本清保有一本《万年历》，那是经过多少劫难得以留存的宝物。这个细节的设置，作者也许是有深意的，“天不变，道亦不变”，万年如是，再剧烈的政治运动，也夺不走这本小书。‘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山村人来到外部世界，接受了先进文化，随着社会转型，一切既存的秩序必将改变。农历也许还会留存，作为民族的风俗、风情的象征，“节气”也许会留存在月份牌上，挂在人们的口中，但那些阴阳八卦种种禁忌，是会被人们忽略不计的。

光书名就谈了这许多，也许是过度诠释，不过也有其合理性。钱锺书说得彳艮有意思：“比喻有两柄而复具多边。盖事物一而已，然非止一性一能，遂不限于一功一效。取譬者用心或别，着眼固殊，指同而旨异；故一事物之象可以孓立应多，守常处变。”喻有多解，亦有多义，如此而已。

命运：十年河东又河西

《农历》写了人物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改革开放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命运。从某种意义上看，游手好闲、作威作福、流氓成性的丑类和辛勤劳作、老实本分、知书识礼的人们的社会地位、生活状况正好颠倒过个，应得上中国的一句老话，十年河东又河西。

作者透过社会生活的生动描绘全面地展示了苦竹滩人的生存史、生命史和精神史。

小说前半部分，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写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为止，前后十五六年。  山村生产效率极为低下，生活极度贫困。缺医少药，巫术仍然是人们拯救自己的重要手段。不少儿童和产妇，因为得不到及时疗治，无告地走向死亡。交通被重重山岭和湍急的河流所阻隔，即使要到邻近的村庄，涉过拦河坝，也会有生命危险。

“活着”成了人们生活最高目标，弱肉强食成了通行的道德准则。强者欺凌弱者，弱者欺凌更为孱弱的人。老实巴交的秃子水管员，老婆长期与一个江湖郎中厮混，两个人当着他的面在床上翻云覆雨，然后悄然出逃。这个水管员最后在田间的一棵青榈木上吊，了却自己的生命。

饥饿，煎熬着山村每一个人。粮荒制造出许多悲剧。公公逼死了儿媳妇，儿子成了疯子，一个蓬头垢面、衣不蔽体的疯子像幽灵一样无处不在，不失时机地出现在本不该他出现的地方，却犹如一位世外高人，警示人们。

在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冲击之下，人们的良知几乎荡然无存。少数勇敢分子，亦即农村流氓无产者，冲在运动最前沿，把持农村基层政权，作威作福，横行无忌；多数贫下中农则在麻木中苟活，稍有不同意见，或者有了自己的经营，生活有所改善，也会尝到“专政”的滋味；地主分子及其子女，被视为贱民，压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虽然不断忏悔，革面洗心，仍然受凌辱、敲诈，永远背着灵魂的十字架。

恶的嚣张和善的萎缩，几乎到达了极致。这种状况不止存于成年人中，也弥散到天真无邪的孩子之中。贫穷、成分好、缺少教养，竟然成了政治资本，某些贫下中农的孩子有恃无恐地去欺侮地主的孩子，他们或诿过于人，或诬陷栽赃，把自己的过错强加到地主的子女头上，等看到他人代自己受过反而自鸣得意。地主的子女在学校也被视为“异类”，也和他们的父辈一样要脱胎换骨，要用屈辱、泪水，为他们也许从没有见到过的祖辈们赎罪。地主家庭出身的小学教师，为了漂白自己，也不问是非，一味袒护有过错的贫下中农子女，参与对孩子心灵的摧残。

……

宋晓霞(杏花)，与秦汉阳同是地主子女，同样到县城里上了高中。在爱情与亲情的两难选择上，她作出自以为“两全其美”之决定，把心交给了秦汉阳，把身体交给了石头(实际上是还给了父母)。但是自从嫁给了石头以后，灵魂就无所依附了，自杀不成，为了父母苟活着。为所爱的人献身，为营救他，敢于出头露面，显示出她作为新女性的一面，委曲求全则像是从旧小说中走出来的。

《农历》中作为基层干部的罗德彪和他的舅舅、火狗子以及镇党委书记徐伟等等，也许不是最坏的，但是他们表现出的种种恶德、破坏性、报复性，是流氓无产者所共有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有时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消极的腐化的被视为珍宝，怎不给人们带来灾难和普遍贫困？他们在掌握权力以后消极的腐化的一面，得到了更大的发展，予取予夺，为所欲为，革命的名义给予他们以合法性和合理性。

占农村人口大多数的贫下中农，有一度时间，在基层权力支配上实际是处于缺位状态。有些接近权力的，因为缺乏能力，或者缺少争权夺利的勇气和能力，只能听任那帮流氓无产者颐指气使。秦有田当过一阵生产副队长，除了派工以外，生产管理上一无章法，只会跟在罗德彪后面抓阶级斗争。愚昧、麻木、缺少良知，他的妻子提醒他不要忘了秦回春的恩情时，他还加以反驳。解放以后，他的生活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在推行联产责任制包产到户以后才认为自己真正有田了。但是仍然不能摆脱贫穷，儿子石头不得不到宋本清家做上门女婿。自己也因为要交提留款变卖打棺材的木料，过水坝时落水身亡。从他的命运中，也许会使人领悟到贫富和人们生产资料的占有未必有必然的联系，智力永远是不可忽视的因素。秦穆林虽然是个下中农，但是他的“阶级倾向”很有点可疑，他比较尊重自己的感觉，有正义感，要走勤劳致富的路。因为反对生产队长何德成砍伐树木，蹲过学习班，被工作队抄过家。在地主、富农摘帽以后，责问过火狗子：“是你亲眼看见，还是你爹跟你说的，说他们在过去剥削你的？是咋个剥削的呢？”在他的心目中地主收租是一种对于土地投资的回报。  李国仁先生不是从定义出发，把人物性格简单地律定为阶级性加个性，不是用书本上归纳出的阶级属性为基本点，再添上点个性特征，而是从生活出发，尊重生活逻辑的本身，写出了曾经活在历史和依然活在现实生活中的芸芸众生。

结语：可以启示于人的

李国仁先生的长篇小说《农历》很有些能够启示于人的地方：

《农历》写出了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以来中国农村真实的图景，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揭示出那里人们普遍的生存状况，特别是作为专政对象处于社会底层的地主及其子女的生存状况。从实际上揭露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的荒谬。

摆脱极“左”的思维模式，表现地主及其子女真实的命运史，不只李国仁先生是，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生死疲劳》、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都以不同的题材内容和艺术方法，接触到这个主题，但是《农历》比起这些作品来，显得更具有直接现实性，特别是，由历史的过去指向未来，不止于理清陈账，还进而指出抚平历史伤痕与改善“三农”状态的关系，即改变农民无权的状态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要前提。

把一个近于封闭的山村和壮阔的波澜迭起的时代变迁结合起来，在具体而细微的家庭生活、村社琐事、儿女情私中表现出历史的动向。小说，不管在西方还是东方，都是由史诗、英雄传奇嬗变过来，于细微处见精神，从细事中往历史深处开掘，常常是小说家们的艺术追求。李国仁先生善于把握历史的脉动，善于把种种琐事组合起来，从某个侧面表现历史的进程，而不是把这些描写游离在历史的大情势之外。

乡风民俗逼真的摹写。小说开头，连接川陕两省的商旅古道就隐藏在这崇山峻岭之间，背二哥们背着货物艰难行进的图景是相当震慑人心的，显示了秦川山地人民原始的生命力。秦国忠家玉贞婚事的场面描写，从写喜联到知客司唱座迎客、客人按照尊卑亲疏入席，再到致辞答谢，“六礼完成”，有唱有做有表，旧时的礼俗在这里得到了生动的再现，也巧妙显示出山村文化精英昔日的神采。

《农历》在艺术创作上的开拓，除了给我们启发以外，还留有一些可以探究的问题。但最重要的是李国仁先生“发现了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发现了作为我们这个时代乡土小说作家才能发现的东西。

(秦兆基，苏州著名学者、作家、文艺评论家)

后记

很久，应该是十一二年以前，我就想写写远在大巴山区腹地的故乡——红岩河上秦家垮(化名)那片土地上的人和事，只想单纯地讲讲那些常年躬身于农事的父老乡亲他们的故事，因为我觉得故乡很值得写。

2003年的夏天，当时用电脑写作还不普及，而我却有些躁动不安了，我酝酿已久的小说中的那些人物一个个老在我眼前闪现。于是，我先将这些人物按照人物关系进行列表排列起来，然后在稿纸上写下了“日落红岩河”几个字作为书名。因为故乡有一条河流叫作红岩河，我想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为时代背景、以红岩河上几个家庭为代表，反映一个群体在那个时期的生活状态及精神面貌；同时以男女主人公的成长经历为线索，反映年轻一代的农民为了追求美好的人生而在恶劣环境下奋力抗争的悲壮人生，写一部长篇乡土题材的小说。整部小说的基调有些悲壮、沉郁。但是，我在创作过程中，也就是在断断续续写了五年，于2008年的夏天，《日落红岩河》的第一稿完成以后，我发现，我已经有意或无意地触痛了中国最古老的农耕文明。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远古时期农耕文明就很发达，农耕文化博大精深，其中包含了佛家、道家和儒家等传统文化，如价值观念、风俗信仰、处世哲学，等等；不管社会如何进步、时代如何变迁，中国广大农村却无法摆脱与生俱来的农耕生活，一直保留着农耕文化的基因。

我在从头阅读完这本小说之后，才发现我叙述或者记录的其实就是一部时间跨度较长的农历。那片土地，就是农历翻开的某一页。那土地上的山林、河流、庄稼、牲畜以及一代代生息繁衍的农人都活在农历中，或者都是农历里的一个符号。天干地支六十年一甲子，一年春夏秋冬四季一轮回。而千百年来，农人又都是根据一年中的二十四节气进行农事活动，在土地上春种秋收。于是，我想到了“农历”这个词。于是我欣喜若狂地将原书名《日落红岩河》换成了一个更响亮、更厚重、更大气，内涵更丰富的书名——《农历扎

当然，仅凭这些就叫作《农历》还不够，还显得单薄。因为我的小说所记录(不是讲述)的是一段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至二十一世纪初的历史，一段具有代表性的农耕文明史，这也是小说主题思想中所包含的另一个层面。而这段历史必然要包含中国近代史上所称的“三年自然灾害”和历次政治运动在农村刮起的风暴，以及生活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的农村人，他们大起大落的人生命运。如此，一部长达七十余万字、时间跨度四十余年的长篇小说，才能让《农历》这个书名实至名归。这也是后来我在基本框架不变的基础上对小说修改确定的一个方向，沿这个方向，我有意将农历中的二十四节气轮回使用作为小说每一个章节的开篇，并让一个看似平淡的节气名称，赋予更深的含义和神秘性。

当第二、第三稿完成后，已是2011年的7月，即农历六月的大暑天里。虽然从动笔写到改定，差不多花了八年时间，但我仍然很感动，我为我自己完成了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一件大事而感动，也为自己在创作中的许多发现而感动。于是，7月19号这天，我将《农历》的打印稿送到四川省版权局做了登记，领回了《著作权登记证书》，以后在大型文学刊物《荒原》上陆续刊发了一些章节。2013年的冬天，在正式出版前又做了最后一次修改，方才定稿。

回想起《农历》的整个创作过程，我都是在感动中发现，在发现中感动。而最让我感动的是，能够让《农历》在搁浅了近两年时间最终得以出版的这件事。在此，我首先要感谢我的好朋友、宜宾市作协副主席郭占军先生，其次要感谢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安庆国先生、李海先生，最后要感谢四川人民出版社社长黄立新先生、副社长骆晓平先生、责任编辑章涛先生，以及著名评论家秦兆基老先生，如果没有他们的认可，这本小说不知还要等到何时才能出版，是他们才让我十年的心血之作名正言顺地进入书店，进入厂大读者的视野。

本来，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在农村生活了将近三十年，所以在创作《农历》前无须再去体验生活，只需去记录。只是在创作的过程中，我又发现了许多新的东西。我发现我自己早已远离了农历，同时发现许多人都已远离了农历。当一个人远离了农历，只是一个村子里少了一个农民；当许多人都远离了农历’乡村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村，土地被荒芜，农业被伤害，中国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开始走向消亡……

当我们远离农历，我们失去的并不只是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而是失去了心灵的居所；当我们远离农历，淡忘了许多关于土地、关于农耕生活的细节，但愿我的《农历》能帮我们恢复记忆，找到回家的路。

李国仁

2013年12月28日于成都新港国际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