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大多数》是作者王小波最初发表于1996年第4期《东方》杂志的杂文，并于1997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后来又有多家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目前最新版由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09年7月发行。作者在该作品中倾注了其对中国民众命运的关注，以反讽和幽默的手法直面生活，从一个轻松的角度来解构身边复杂的事态。

《沉默的大多数》的作者是中国著名作家王小波。

《沉默的大多数》内容简介：作者所虚构的艺术之美，以及作者通过对现实世界的批评所传播的自由主义理念，已经在这个世界的文化和思想宝库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小波批评的对象有些还活得好好的。而到今天，这些话语、这些思想仍是作者们的社会所需要的。我们从王小波的长盛不衰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中国，自由主义理念的传播还任重而道远。王小波的作品一直盛行不衰，王小波的小说在世界文学之林中创造出属于作者的美，这美就像一束强光，刺穿了时间的阻隔，启迪了一代又一代刚刚开始识字读书的青年的心灵。 　　

沉默的大多数

思维的乐趣

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古遗风

知识分子的不幸

花刺子模信使问题

积极的结论

跳出手掌心

道德堕落与知识分子

论战与道德

道德保守主义及其他

我看文化热

文化之争

“行货感”与文化相对主义

极端体验

洋鬼子与辜鸿铭

我看国学

智慧与国学

理想国与哲人王

救世情结与白日梦

百姓·洋人·官

警惕狭隘民族主义的蛊惑宣传

对中国文化的布罗代尔式考证

人性的逆转

弗洛伊德和受虐狂

有关天圆地方

优越感种种

东西方快乐观区别之我见

肚子里的战争

椰子树与平等

思想和害臊

体验生活

皇帝做习题

拒绝恭维

关于崇高

高考经历

盛装舞步

有关“错误的故事”

迷信与邪门书

科学与邪道

科学的美好

君特·格拉斯在《铁皮鼓》里，写了一个不肯长大的人。小奥斯卡发现周围的世界太过荒诞，就暗下决心要永远做小孩子。在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成全了他的决心，所以他就成了个侏儒。这个故事太过神奇，但很有意思。人要永远做小孩子虽办不到，但想要保持沉默是能办到的。在我周围，像我这种性格的人特多——在公众场合什么都不说，到了私下里则妙语连珠，换言之，对信得过的人什么都说，对信不过的人什么都不说。起初我以为这是因为经历了严酷的时期(“文革”)，后来才发现，这是中国人的通病。龙应台女士就大发感慨，问中国人为什么不说话。她在国外住了很多年，几乎变成了个心直口快的外国人。她把保持沉默看做怯懦，但这是不对的。沉默是一种生活方式，不但是中国人，外国人中也有选择这种生活方式的。

我就知道这样一个例子：他是苏联的大作曲家萧斯塔科维奇。有好长一段时间他写自己的音乐，一声也不吭。后来忽然口授了一厚本回忆录，并在每一页上都签了名，然后他就死掉了。据我所知，回忆录的主要内容，就是谈自己在沉默中的感受。阅读那本书时，我得到了很大的乐趣——当然，当时我在沉默中。把这本书借给一个话语圈子里的朋友去看，他却得不到任何的乐趣，还说这本书格调低下，气氛阴暗。那本书里有一段讲到了苏联三十年代，有好多人忽然就不见了，所以大家都很害怕，人们之间都不说话。邻里之间起了争纷都不敢吵架，所以有了另一种表达感情的方式，就是往别人烧水的壶里吐痰。顺便说一句，苏联人盖过一些宿舍式的房子，有公用的卫生间、盥洗室和厨房，这就给吐痰提供了方便。我觉得有趣，是因为像萧斯塔科维奇那样的大音乐家，戴着夹鼻眼镜，留着山羊胡子，吐起痰来一定多有不便。可以想见，他必定要一手抓住眼镜，另一手护住胡子，探着头去吐。假如就这样被人逮到揍上一顿，那就更有趣了。其实萧斯塔科维奇长得什么样，我也不知道。我只是想像他是这个样子，然后就哈哈大笑。我的朋友看了这一段就不笑，他以为这样吐痰动作不美，境界不高，思想也不好。这使我不敢与他争辩一再争辩就要涉入某些话语的范畴，而这些话语，就是阴阳两界的分界线。

看过《铁皮鼓》的人都知道，小奥斯卡后来改变了他的决心，也长大了。我现在已决定了要说话，这样我就不是小奥斯卡，而是大奥斯卡。我现在当然能同意往别人的水壶里吐痰是思想不好，境界不高。不过有些事继续发生在我身边，举个住楼的人都知道的例子：假设有人常把一辆自行车放在你门口的楼道上，挡了你的路，你可以开口去说——打电话给居委会；或者直接找到车主，说道：同志，“五讲四美”，请你注意。此后他会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回答你，我就不敢保证。我估计他最起码要说你“事儿”，假如你是女的，他还会说你“事儿妈”，不管你有多火岁数，够不够做他妈。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沉默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这种行为的厌恶之情：把他车胎里的气放掉。干这件事时，当然要注意别被车主看见。还有一种更损的方式，不值得推荐，那就是在车胎上按上个图钉。有人按了图钉再拔下来，这样车主找不到窟窿在哪儿，补胎时更困难。假如车子可以搬动，把它挪到难找的地方去，让车主找不着它，也是一种选择。这方面就说这么多，因为我不想教坏。这些事使我想到了福柯先生的话：话语即权力。这话应该倒过来说：权力即话语。就以上面的例子来说，你要给人讲“五讲四美”，最好是戴上个红箍。根据我对事实的了解，红箍还不大够用，最好穿上一身警服。“五讲四美”虽然是些好话，讲的时候最好有实力或者说是身份作为保证。话说到这个地步，可以说说当年和朋友讨论萧斯塔科维奇，他一说到思想、境界等等，我为什么就一声不吭——朋友倒是个很好的朋友，但我怕他挑我的毛病。

一般人从七岁开始走进教室，开始接受话语的熏陶。我觉得自己还要早些，因为从我记事时开始，外面总是装着高音喇叭，没黑没夜地乱嚷嚷。从这些话里我知道了土平炉可以炼钢，这种东西和做饭的灶相仿，装了一台小鼓风机，嗡嗡地响着，好像一窝飞行的屎壳郎。炼出的东西是一团团火红的粘在一起的锅片子，看起来是牛屎的样子。有一位手持钢钎的叔叔说．这就是钢。那一年我只有六岁，以后有好长一段时间，一听到钢铁这个词，我就会想到牛屎。从那些话里我还知道了一亩地可以产三十万斤粮，然后我们就饿得要死。总而言之，从小我对讲出来的话就不大相信，越是声色俱厉，嗓门高亢，我越是不信。这种怀疑态度起源于我饥饿的肚肠。和任何话语相比，饥饿都是更大的真理。除了怀疑话语，我还有一个恶习，就是吃铅笔。上小学时，在课桌后面一坐定就开始吃。那种铅笔一毛三一支，后面有橡皮头。我从后面吃起，先吃掉柔软可口的橡皮，再吃掉柔韧爽口的铁皮，吃到木头笔杆以后，软糟糟的没什么味道，但有一点香料味，诱使我接着吃。终于把整支铅笔吃得只剩了一支铅芯，用橡皮膏缠上接着使。除了铅笔之外，课本、练习本，甚至课桌都可以吃。我说到的这些东西，有些被吃掉了，有些被啃得十分狼藉。这也是一个真理，但没有用话语来表达过：饥饿可以把小孩子变成白蚁。

这个世界上有个很大的误会，那就是以为人的种种想法都是由话语教出来的。假设如此，话语就是思维的样板。我说它是个误会，是因为世界还有阴的一面。除此之外，同样的话语也可能教出些很不同的想法。从我懂事的年龄起，就常听人们说：我们这一代，生于一个神圣的时代，多么幸福，而且肩负着解放天下三分之二受苦人的神圣使命，等等。同年龄的人听了都很振奋，很爱听，但我总有点疑问，这么多美事怎么都叫我赶上了。除此之外，我以为这种说法不够含蓄，而含蓄是我们的家教。在三年困难时期，有一天开饭时，每人碗里有一小片腊肉。我弟弟见了以后，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冲上阳台，朝全世界放声高呼：我们家吃大鱼大肉了!结果是被我爸爸拖回来臭揍了一顿。经过这样的教育，我一直比较深沉。所以听到别人说我们多么幸福，多么神圣，别人在受苦，我们没有受等等，心里老在想着：假如我们真遇上了这么多美事，不把它说出来会不会更好。当然，这不是说，我不想履行自己的神圣职责。对于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我是这么想的：与其大呼小叫说要去解放他们，让人家苦等，倒不如一声不吭，忽然有一天把他们解放，给他们一个意外惊喜。总而言之，我总是从实际的方面去考虑，而且考虑得很周到。幼年的经历、家教和天性谨慎，是我变得沉默的起因。P1-7

在小波辞世十五年之际，他著作的一个新的选本又将面世了。借此机会，我想谈谈王小波的意义。最近，有位记者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主流文学界一直对王小波不予置评。他们采访到的一些评论家甚至说：王小波是谁？我没读过。一个客观事实是：尽管王小波在全国的大学生(甚至一些比较好的中学例如北京四中的中学生)中间已经是偶像级人物，但是他并不是“作协”会员，文学史里也没有他的名字。主流评价对他的文学也保持沉默。

我觉得这个奇特现状的原因在于，按照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体系，王小波的确没地方放，无法置评，因为他从经历到作品都游离在这个体系之外。所谓经历的游离是指，他既非文学系的学生，也非“作协”会员，只是一个自由的写作者；所谓作品的游离是指，他的写作目的和他的作品都远离既存评价体系，因此使得体系内的评论家无从评判，只能沉默。

王小波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曾说过：我要试着创造出一点美。这就是他的文学的全部目的。而主流文学的目的却不在于此，它有太多美感之外的功能。

在主流的文学体系中，首先，文学要承载许多功能，它或者是进步的，或者是落后的；或者是正确的，或者是错误的。正确的得到正面评价，错误的得到负面评价。在某个特殊时代，作家还要为他们作品的错误受到批判。

其次，文学要承载宣传和阐释的功能，它的作用就像冲锋陷阵的号角和投向敌人的匕首。在时代改变之后，文学被要求为新的价值服务，批判旧的价值。这就是所谓“伤痕文学”的功能。正因为如此，我不愿意听到有人把《黄金时代》叫做“知青文学”，觉得完全文不对题。

再次，文学要提升人的灵魂，它要负责把坏人教育成好人，使坏人看了幡然悔悟，从此洗心革面；使好人看了备受鼓舞，更加意气风发。一位受人尊敬的老前辈在读了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之后说：没有感觉到这本书能够提升人的灵魂。王小波为这一评价相当郁闷，耿耿于怀，不然不会在一篇杂文中专门提到：我最想做的不是提升别人的灵魂，而是提升自己的灵魂。

王小波的文学与上述一切毫无关系。如果说王朔的文学一直以顽童的姿态对既存意识形态极尽挑战、挖苦和挪揄之能事，王小波则是对它完全不搭理，好像它根本就不存在。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在王小波心目中，这个体系等于零，是无，是不存在。所以孙郁先生说：王小波是中国文学的一个异数。像这个地球上各个角落的自由写作者一样，王小波的目标非常质朴，那就是创造出一点点美，一点点无中生有的美。他的文学既没有政治功能，也没有商业目的，甚至没有一般的娱乐功能，是纯到不能再纯的纯文学。当然，在他的写作中，时代和现实社会是他的人物和故事的背景，但也仅仅是背景而已，既不是他的批评对象，更不是他小说的主题。

尽管主流评价一直保持沉默，读者和认真的写作者却不是这样。前者的态度从十五年来各种版本的王小波作品选本层出不穷，盗版书也狂卖不止，可以得到证明；后者有冯唐的文章为证：他第一次读到王小波是在厕所便秘的时候，发现的快乐使他差点像阿基米德一样光屁股跑上街。他发现的是什么？他从王小波的文学发现：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他称王小波是现代汉语文学一个“好得不得了的开始”，所谓“开始”是一个极为严重的判断：在“开始”之前是一片虚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