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胆去闯：大前研一柳井正给你走到哪儿都能生存的大能力》由日本战略之父大前研一、优衣库BOSS柳井正联手打造，是世上仅有的日本【商界精英反思录】，是首次开给全世界青年、企业的【救命“处方”】。

在危机四伏的全球化时代，你的飞跃，只能从“放胆闯出去”开始！

在全球债务危机漫卷、各地经济持续低迷之际，“日本战略之父”大前研一、优衣库BOSS柳井正首次连手，为全世界的青年、企业找出路！

《放胆去闯：大前研一和柳井正给你走到哪儿都能生存的大能力》既是一本关于当下企业经营线路的反思录，也是一本旨在强化年轻人“赚钱力”的辅导书。21世纪是机会最多的全球化时代，却也是志向缩小的富裕年代。过去的企业家即使说一口破英文，也要与世界争，今天科技改变了国界，拉平了世界，青年、企业却把自己放在舒适圈中，只想安定。苦留学生出身的大前研一呼吁年轻人“必须脱离手册人生，学会通行世界的全球谋生力”；小老板变身首富企业家的柳井正认为“以全球为目标，机会增多50倍”。他们的成功告诉所有人：“只要敢想、敢拼、敢做第一，世界就是你的。”

《放胆去闯：大前研一柳井正给你走到哪儿都能生存的大能力》由漓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序：不能再沉默 柳井正

第一章 现状分析

 陷入绝境却依然天真的国人

 “失去的二十年” 里国民财产蒸发掉300万亿 大前研一

 “问题还不大”的错觉从何而来 柳井正

 现今的国家如同“中途岛之后” 大前研一

 在快速发展的亚洲“日本已不再被当成对手” 柳井正

 “无视日本”已成现实 大前研一

 “经济战败国”沦为“世界疗养院” 柳井正

 世界已在防范“我国破产” 大前研一

第二章 政客与官僚的罪行

 谁将我们带入绝境

 只有日本政客发言摇摆不定也能被原谅 柳井正

 民主党无法实现其承诺的原因 大前研一

 不受政府保护的企业反而能够快速成长 柳井正

 “没有共同理念的联合”是散财政策的温床 大前研一

 国家政治也需要“经营理念” 柳井正

 一个从不汲取教训的奇怪国家 大前研一

 “对成功者课以重税”会削弱国力 柳井正

 我们要向英国首相卡梅伦学习什么 大前研一

第三章 企业和个人的“失败”

 年轻人只求安定是一种危急重症

 丧失上进心和雄心的末路 柳井正

 应该向成长迅速的国家或企业学习 大前研一

 “上班族秉性”蔓延之时经济也日渐衰退 柳井正

第四章 商务人士的“赚钱力”

 与其找“理想的工作”，不如先“自食其力”

 “没武器”还不学“基本功”的员工太多 大前研一

 世上从无“全新的事物” 柳井正

 今天应该向德鲁克学习什么？ 大前研一

 FLEECE系列和HEATTECH系列，都是在“创造顾客” 柳井正

 今天急需的是“探求问题本质的能力” 大前研一

 放眼全球，机会增多五十倍 柳井正

 “榜样”在海外 大前研一

第五章 企业的“赚钱力”

 21世纪的商业竞争不存在“主场”、“客场”之分

 全球化是最大的商机 柳井正

 世界通用的“最大公约数”商业模式 大前研一

 优衣库是从“穷途末路”中突围出来的 柳井正

 通用和三星不惜1000亿培养人才 大前研一

 “未来的领导人”也可能是外国人 柳井正

 “优秀外国员工”成为竞争对手的时代 大前研一

 商界的“民族大迁徙”已经开始 柳井正

 蹩脚英语正阻碍全球化 大前研一

 能贡献当地社会才堪称全球化企业 柳井正

第六章 国家的“赚钱力”

 凭“经营改革方案”重获新生

 免除所得税、法人税向海外招商引资 大前研一

 不考虑“成本效益”的政府应变得更小！ 柳井正

 推进三大改革：“培养政治家”、“一院制”、“公务员裁员” 大前研一

 “缺乏决断”的领袖令官员难展其才 柳井正

 教育界也需要导入“三C”思想 大前研一

结束语：请走出国门，然后再重返祖国 大前研一

“无视日本”已成现实

“货币”流向已经改变

2008年秋天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产，引爆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也直接导致了全球经济的发展再次出现了从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迅速转移的趋势。

新兴市场冷眼旁观欧美各国焦头烂额地忙于善后工作和防止经济继续下滑，与之相反，它们自身由于有强大的内需驱动，始终保持着较高的增长水平。特别是由中国、印度、中东、东南亚各国联合组成的ASEAN(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2009年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整体保持着正增长。此外，全球主要企业股票时价总额排行榜上的前500家企业之中，除日本以外，包括巴西、俄罗斯在内的亚洲新兴国家企业在2009年末已经占了107家，仅仅用了一年时间就增加了31家之多。

为何欧美依然笼罩在不景气的阴影之下，而新兴市场国家却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呢？首先是因为，在全球范围内流通的巨额“闲钱”，由追求更高回报率的全球化金融系统调配，开始流向新兴市场国家。也就是说在发达国家的富裕阶层手中闲置的资金被包装成金融商品等，大量地流入成长中的新兴市场国家。

二三十年前，我曾经帮助很多日本企业进军国际市场，那时想要进入新兴市场国家进行投资并非易事。为何如此呢？主要是因为在当时“国家风险”起着决定性作用。如果政府拿不出较好的条件来招商的话，谁也不会轻易出手将钱投向那些投资风险较高的国家。也就是说20世纪的投资是根据国家风险大小来选择投资地点的。国内企业与发展中国家的接触，主要以与ODA(官方发展援助)的合作为主。

可如今给我的感觉是，国家风险这个词汇已经成为历史。全球投资者，将迄今为止用来购买石油、黄金、农作物等的资金转而投向投资回报率更高的新兴市场，因此导致全球的资金流向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选择这种做法的并非只有基金公司，如今已经到了连个人投资者也直接将钱投向新兴市场的时代了。投资者本国的金融商品投资回报率过低也是他们做出上述选择的理由之一。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来说，这些资金与以前往往带有附加条款的ODA(官方发展援助)的资金比起来不但在自由度方面要高出许多，而且能够集中性地带来欧美的优秀管理者和有良好发展前景的优秀企业，这将为当地产业注入活力，加快产业的发展速度，并就此形成良性循环。

日本的“独门绝技”已是明日黄花

新兴市场国家如此繁荣的另一个原因就在于，21世纪的“新雁行模式”的诞生。

在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间的亚洲，处于领先地位的日本，将竞争能力变弱的产业移交给紧随其后的NIEs(新兴工业经济体——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管理，而自己则集中精力发展其他高端产业，以此谋求产业的高端化，正是这一“雁行模式”的产生，使得亚洲整体的经济实力得到迅速提升。

如今，这个旧模式已经落下了帷幕，在经济领域已经出现了全新的雁行模式——由亲密无间的中国大陆加中国台湾的CHIWAN(CHINA+TAIWAN)组合领头，其他的BRICs(巴西、俄罗斯、印度)和VISTA(越南、印度尼西亚、南非、土耳其、阿根廷)、哥伦比亚等各个表现出强烈竞争意识的新兴市场国家紧随其后。

全新的雁行模式是在IT革命这一大背景之下诞生的。IT革命之后，新兴市场国家迅速发展，并逐渐追赶上了发达国家的脚步。在此之前，无论机械、设备、材料等各方面的条件如何完善，可由于培养熟练的人才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赶超发达国家无异于痴人说梦。但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人们现在只要懂英语，就可以立即接受世界级水平的教育或掌握最新最好的生产系统。

如此一来，在曾经是日本“独门绝技”的汽车、家电、电子产品等制造业领域，我们的存在感正在迅速地被稀释。比如说，电视机的市场占有率方面，以三星电子和LG电子两家公司为首的韩国军团已经将日本扳倒。我们再看看即便在新兴市场国家也非常普及的手机，它的市场占有率又呈现怎样的态势呢？芬兰的诺基亚占了约36％的份额，三星电子和LG电子合占约30％，与之相比，日本所占的份额却仅有个位数，可谓惨淡至极。

再比如说存储单元和混合动力汽车中都应用得到的锂离子电池、液晶屏幕、DVD播放机、汽车导航等等，在这些正在迅速成长的领域中，曾经让日本人引以为傲的、日系企业在所有领域中均占有80％以上市场份额的光荣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仅仅在五年之间，曾是日本独门绝技的基础零件和原材料方面也是大势已去，东亚的企业已经具备能够生产出类似的产品的实力。从日本发明新产品到失去在亚洲市场占主导地位的大份额市场占有率，其他国家和我国之间的技术差距，已经缩短到了两三年之内。

在日本还在为泡沫经济破灭留下的后遗症而痛苦呻吟的时候，全球资金已经完成了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这一巨大转变。一直支撑着日本经济增长的各个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全部衰退了。如今真的到了无人关注日本的“无视日本”时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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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再沉默

比起“经济重创”，如何“自保”才是问题

今天的我们正处于世界的风暴中心，就像一艘既丢掉指南针又失去舵的遇难船只，只能坐以待毙。我真担心，如果长此以往，这个国家可能会彻底消失。

冷战结束后，由于民族对立以及宗教对立，世界陷入了各类纷争和恐怖事件愈演愈烈的境地，政治局面越发混乱。而经济上，由于人才、物品、资金、信息已经能够迅速跨越国境线，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一跃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主角。

整个世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变化着。然而日本却依然躲在自己的小世界中，仿佛完全放弃了积极适应环境巨变的努力。我将这样的境况称为“彷徨的遇难船只”。众所周知，日本在遭遇了泡沫经济崩溃的重创后没能东山再起，这直接导致了日本人的“自信丧失”。可是，如今的这种状况似乎也不能完全归咎于此。

与之相反，我认为是“自信”的过剩(只是日本人的错觉)造成了这一局面。这种自信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其一，即便遭遇了泡沫经济崩溃的灭顶之灾，日本的GDP(国内生产总值)依然维持着世界第二位的水平，从而产生了乐观情绪。其二，只要依靠国家的经济政策，金钱就如泉水般源源不断地涌出，与公共事业沾边的人们可以换得一时的喘息空间。因此产生了惰性，换句话说，这也可能是从自保的思想衍生出来的产物。

泡沫经济崩溃后，“病入膏肓”的国家怎样才能恢复健康的体魄呢？政府对本应采用外科手术摘除的病灶置之不理，也根本没将自己置身于全球化的浪潮中去思考解决问题的处方，只是不断往伤口上贴一个名为“紧急经济对策”的创可贴，而不幸的是，国民居然也对此持赞成的态度。

如此一来，二十年间日本的病情不断加重，现已成为危及生命的重症。

比如说，日本正面临着超过900万亿日元的全球最大规模的公共债务。这样一来债务占GDP的比例达到了200％，这一数值十分异常，甚至比在经济危机中引发大混乱的希腊的120％还要高出许多。

日本已经陷入不得不为“国家破产”而担忧的恐惧之中。事已至此，政治家首要的义务本应是全力以赴，优先进行财政重建，尽快将异常的数值降下来。可是这个国家的领袖们却尽做些与之完全相反的事情。

为实现儿童福利补贴、农民个体所得补偿、高速公路免费化，政府到处撒钱，愚蠢行为逐步升级，甚至为此提出了超出税收两倍的巨额预算，不足的部分则通过发行庞大的国债来补足。对此，除了称其为不负责任至极，我找不到其他合适的词汇。

即便明知道会受到国民的强烈批判，日本政府也应该将现状不加隐瞒地对国民进行说明，下一剂猛药彻底改变现状，并将随后可观的前景及希望展示给大家。“国家已下定决心要彻底清除伤口中的脓，希望全体国民也做好出血的准备，并稍作忍耐”，或是“如果能够彻底执行这些政策，日本必定可以复活”。我十分希望看到，政府能做出如上的强势宣言，表现出破釜沉舟的决心。

“非常厌恶政治”的我为何要发言

迄今为止，我几乎从未做过任何政治性的发言。

首先是因为我从不认为自己有这样的能力。而“优衣库”(UNIQLO)这一品牌，一直以来广受大家喜爱，作为总经理的我，唯恐自己一旦发言，就会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结果可能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而且，我是商业圈的人。作为一个商人，如果要我做政治性的发言，老实说还是有一丝踌躇的。

但是，我如今为何要在这本书中谈论政治与国家呢？那是因为日本的危机已日益严重，我已经不能够再这样沉默下去了！况且，对此闭口不言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在本书中与我展开讨论的大前研一先生，是能够正视日本所面临的危机的、直言不讳的少数人之一。于是，在与大前先生进行多次商讨之后，我终于下定决心，说一些我所知的范围内必须要说的话。

一开始之所以拒绝，是因为我本来对政治非常反感。

政治家们嘴上说得好听，但如果追踪他们的发言，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实际行动。特别在国会中，不是言行不一，就是发言本身忽东忽西地变来变去，再不就是说话不算话……总之就是没有任何结果。

因此我从不和政治家接触，至今也一直贯彻着跟政治保持距离的宗旨。

有趣的是，在我执笔这本书期间成为首相的菅直人先生，他的故乡正是我的出生地——山口县宇部市。这个地方向来对政治有着强烈的关注，我可以说是从小就开始接触政治世界。

我的父亲在当地经营了一个主营男士服饰的小店，这个小店正是迅销的起点。父亲经营这个小店的同时，还开了一个与服装毫无关联的建筑公司。说得难听一点，他在大家心目中的印象就是一个“包工头”。父亲很乐于助人，但脾气暴躁，由于我非常讨厌被他训斥，因此也尽量避免和他碰面。

那个时代，不论企业家之间的商谈，还是政治人物之间的沟通，人情还起着重大作用。精通人情世故的父亲，也身兼从当地选出的国会议员后援会会长的职责。我至今仍记得这样的光景，每到投票日临近的时候，从投票前一周开始，公司就会休息，所有的职员都要去为选举服务。

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我，反倒于无意识之中深深植下了对政治的厌恶。

我到东京读大学的时候，正是学生运动盛行的20世纪60年代后期。由于学生罢课的缘故，约有一年半的时间，整个大学都处在封锁状态之下。因此，那时的我几乎就没去过学校。但即便如此我也没有参加学生运动。那时的我正是大家所谓的不问政事的人。

为何学生运动没能引起我的共鸣呢？主要是因为那些煽动性的演讲千篇一律，不具备任何具体内容和实际意义，既没有下定决心改变一切的气魄，也没有任何实际的行动。更何况，他们所采取的暴力示威的形式，比如设置路障、头戴钢盔、手持棍棒示威之类，跟我的性格也是背道而驰的。

这样一个“意志坚定”的不问政事的人，现在居然要就政治这一话题进行发言。仅从这一点上来看，想必也足以表明我的决心了吧。

恐惧风险才是最大的风险

与大前先生的初次相遇，我记得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当时的我正在为迅销公司的上市与否而烦恼。由大前先生主管的一家商业学校邀请我去担任讲师，这成为我们相识的契机。在多次的会面中，大前先生的思想引起了我的强烈共鸣。他十分为国家的现状担忧，认为国人应该放眼全球，并在此基础上，为这个国家设计一幅全新的蓝图。于是我经常就各种问题向大前先生请教，并获益良多。优衣库初次进军海外的时候，我也请教过大前先生的意见。这是2000年于伦敦设立分公司之前的事情。

大前先生的著作，一直鼓励日本企业和国民积极地进军海外。尽管如此，当我去找他商量的时候，他却对我说：“优衣库现在进军海外还为时尚早，如果执意开发海外市场的话，一定会失败。请你慎重考虑。”这一幕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之中。大前先生的反对理由是，日本零售业至今没有成功进军海外的例子，但我却无视他的忠告，一意孤行。

果然不出大前先生所料，这次尝试以“失败”收场。但是即便如此，我仍然认为，当时进军海外这一决定并非完全错误。因为在进军海外接受种种磨炼的过程中，在国内由于主观原因而无法看清的问题，例如我国在世界上处于一个怎样的位置，海外诸国都是怎样看待我国的等等，终于逐渐清晰了起来。

从伦敦的失败中吸取的教训，也对我们之后进军中国、韩国、美国、法国、新加坡市场的成功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不仅仅我们公司是这样，无论对哪个领域，哪个企业来说，道理都是共通的，不挑战就不可能获得成功，不经历风雨，又怎能见彩虹？

回想当初，我二十五岁那年的一天，父亲突然将公司的存折和印章交给了我，对我说：“趁我还有精力重建公司，与其以后交给你被你弄垮，不如现在给你。如果要把它弄垮，就趁早吧！”就这样将经营的重任给了我。被父亲这样一说，我反倒暗下决心，抱着“绝对不能让公司垮在我的手上”、“我已经无路可退”、“成败在此一举”等想法，破釜沉舟，一心一意地扑在了事业上。

如果企业家们一味地畏惧风险，只想着怎样规避风险，肯定会一事无成。况且一家企业经营得再好，零风险这种事情也是绝对不可能的。更何况，在现今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任何一点小变化都可以称为风险。其中最可怕的风险，就是为求安稳而一心维持现状，或因为惧怕风险而不敢出手。

“自我否定”比“自我肯定”更必要

我学生时代的绰号叫作“山川”。因为别人说“山”时，我一定要唱反调说“川”，由于这个乖僻的性格，我才有了这样一个绰号。正因为我这个人如此别扭，即便在公司的各项发展都非常顺利的时期，我也会经常问自己，“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呢？”“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呢？”这种“自我否定”已经成了我的一个习惯。

人也好，企业也好，如果将“自我肯定”的习惯长期地保持下去，就会和时代脱节。比如说，去年卖得好的产品今年并不一定也卖得好，但习惯“自我肯定”的人却容易认为今年肯定也会热卖。因此我认为，越是在成功的时候，“自我否定”越加重要。

我们这个国家不也是这样吗？即便“闭关锁国”也饿不着，这种想法正是日本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之后产生的。贫困国家很难“闭关锁国”。反观日本，在收获经济上的巨大成功之后，便甘于自我满足，为追求所谓的安定选择了一条保守的道路。可以说，正是日本抛弃了不懈的自我否定，一直以来都沉醉于美好的自我满足当中，才最终招来了今日的低迷。跟不上时代步伐的后果是，即便昨天的胜利者，今天也不得不面临一败涂地的命运。

非常遗憾，纵观日本现状，乐观的论调我一句也说不出口。事实上，国家已经陷入了绝境。不过，我也不想在这里重复悲观的老生常谈。

我想说的是：“如今全体国民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就是，国家已经退到了悬崖边上，完全无路可退了。”有了这一觉悟，我们才能下定决心，痛改前非。如果因为惧怕风险而不敢迎接挑战，那就只能坐以待毙。

我还想劝诫大家，“不要依赖国家，要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对于我这样的人，夸海口是汗颜之至的，但我还是要说，人生只有一次。如果不能自己做主角，全力以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在生命落幕的时候，就要追悔莫及了。

少子化“少子化”是指在一些发达国家出现的由于生育率下降，幼年人口逐渐减少的现象。近年来，我国一些专家也认为中国(至少是部分发达地区)已经出现了少子化的现象。——译注、高龄化使得日本社会的“老龄化”进程不断加速；另一方面，信息技术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让世界越来越小，人类迎来了到处可以办公的时代。外面的世界有着更为广阔的天地，可以任人大显身手，我十分不愿看到日本人(特别是年轻人)自己关上通向外界的机会之门。将本书的题目定为“放胆去闯”，也是源于这个理由。

我期待，我和大前先生在本书中的讨论，可以成为国家及人民改变的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