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进一步拉拢同学,戴笠每月从家里拿到不多的零花钱后,总是邀一大帮同学去下饭馆,而且总是他抢着掏钱买单。时间长了,他与县城里的饭馆老板们都混熟了,以至于他囊空如洗时,也常常可以赊账请客。对此,学校的老师和一些循规蹈矩的同学均对他嗤之以鼻,讥称他为“江山浪子”。但令他们费解的是,在崇拜戴笠的同学中,居然有许多是品学兼优、性格文静的优秀生。这些学生中包括了以后成为戴笠忠实的部下的周念行、姜绍谟、毛人凤等人。
戴笠不仅在同学关系上如鱼得水,还积极活跃在学校组织中。戴笠在学校时组织了一个“青年社”,自任社长,宣传男子剪发,女子放足。戴笠经常组织青年社的学生们在假期到各地宣传、演讲,号召破除封建传统,解放思想。青年社的同学都非常佩服戴笠。
“江山浪子”
1914年,在这一年戴笠完成了事业和人生的两件大事。第一是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杭州省立第一中学。对于一直居住在浙江偏僻山区的江山人来说,这个好消息是一件轰动的事情一一终于有位进入省城的秀才了!并且,对于戴笠的母亲来说,这更是一件扬眉吐气的好事,寡母拉扯长大的孩子终于没有让她失望。于是,戴笠母亲在他离家上学前,决定为他娶门媳妇,了却终身大事。
新娘毛秀从,也是江山本地人,年方19岁,比戴笠年长两岁。戴母觉得她非常端庄贤惠,能干温柔,十分喜欢她。戴笠一生很少回家,自然这位妻子承担了照应老母和抚育小孩的责任,好在毛秀从温柔体贴、贤惠善良,自始至终一心在家服侍年迈的戴母。可是戴笠发达后,却认为这个妻子是个粗野的“乡下人”,虽待她客客气气,却相敬如“冰”。
戴笠在省立高中继续“老大”习性:到处交朋结友,逞强好胜。入学三个月后,戴笠卷入一起考试作弊以及作弄舍监的事件中,因为不肯服输认错,随即被学校强行开除。
失学后的戴笠因为无脸回家,便在杭州的一家豆腐作坊里干了一段时间。戴笠倒是学会了夹着尾巴做人。这个时候,戴笠遇见了文溪高小的挚友姜绍谟、周念行。姜绍谟低戴笠两届,现在已在衢州八中就读两年了,接着准备报考北大预科班。而周念行则准备留学日本,雄心勃勃地想做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昔日同窗好友如今一个个心怀大志、前途无量,而自己却落得一个失学离家的可怜下场,戴笠心中不免有些愤愤不平。于是,在爱面子的驱使下,他又跑到衢州去报考衢州师范,希望通过读书来获得功名。1919年,他居然以第二名的好成绩考上了衢州师范。
戴笠的这个决定并不是经过理智思考的结果,因此在上学后,他不断地质疑、苦思自己的选择。那时有句俗话,“家有三斗,不当孩儿王”,像就读衢州这样的师范学校,出来后无非就是去当一个“孩子王”,教书育人,两袖清风。这在盛世,确实是一份高尚而有地位的职业,但是在乱世,教书匠注定是平庸的角色。看当时的军阀割据、群起争强,哪个飞黄腾达的不是行伍出身呢?
这时,由潘国纲指挥、总部设在宁波的浙江陆军一师开始招学员兵。戴笠毫不犹豫地前去投奔。可是不久之后,戴笠发现这支部队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他们不过就是由一群散兵游勇、乌合之众组成的队伍,既没有整齐的装备,也没有系统的训练。军官们除了每日对学员进行4个小时的训练外,其余时间不是聚众赌博,就是宿醉嫖妓。戴笠的心情又一次低落下去,乘着训练空隙,他再次逃离了所谓的“通达捷径”,回乡侍母。
第二节闯荡上海滩
寄人篱下的日子
戴笠之所以后来能够成为蒋介石身边的“间谍之王”,原因之一不外乎他的能屈能伸,善于蛰伏。日子一久,乡下的平淡日子……
P9-10
读完《黄埔名将戴笠》一稿,最深刻的感受就是全书以相当客观、公允的史传笔法描述了戴笠这位黄埔名将真实的一生,做到了历史性、故事性与结构性的完美统一。
过去五六十年来,在我国内地几代人的心目中,戴笠就是一位十恶不赦的“杀人魔王”,是屠杀共产党人的“刽子手”,是缔造军统“魔窟”的始作俑者。的确,戴笠站在以蒋介石为首的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南京国民政府立场上,不遗余力地反共反人民,所以,他的双手沾满了革命人民的鲜血,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也是新中国人民不可忘记的。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历史。
然而,拨开历史尘封的迷雾,尽可能地回复到历史的真相时代,那么,我们可以客观而公正地说,戴笠是一位复杂的民国风云人物,他在民国历史的舞台,尤其是在民国中晚期情报战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除了反共反人民这一点,戴笠在北伐统一中国、中国的抗日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民国特工体系的建设等方面都做了许多工作。
为了帮助蒋介石统一中国,戴笠在情报战场南征北战,纵横捭阖,分化、瓦解、离间旧军阀,充当蒋介石1928年一统中原的马前卒。
为了抵御外侮,保家卫国,戴笠坚决主张武力抗日,而且相信中国抗日必胜。他刺探情报,保护领袖,组建敌后抗日武装力量,铁血锄奸,诛杀日寇,为正面战场的抗日发挥了重要作用。
历史本不可以假设,但是,如果1941年美国人重视了戴笠军统捕捉、分析得出的“日本将偷袭珍珠港”这一重大情报,或许珍珠港事件就可能是另外一个版本,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走势又会是另外一种格局,世界历史或许会因戴笠的情报成果而改写。而且,后来军统的情报成果的确为同盟国尤其是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最后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1946年,戴笠摔死岱山,军统顿时群龙无首,四分五裂,而国民党作为执政党,由于丧尽民心,而只不过三年的时间就满盘皆输,在国共内战战场一败涂地了。即便戴笠不死抑或重生,也不可能改变时代前进的步伐。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国民党政府的惨败是国民党的阶级局限性所导致的,代表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共产党必然要成为中国的主人。
再说戴笠个人作为名将的成长历程,的确也是一个民国传奇。他是一个早慧的少年,十岁就立志希圣希贤,渴望建功立业,兼有过目不忘的记忆本能,好打抱不平,在中学即被差生、优等生称为“老大”;18岁考入杭州省立一中,20岁被开除,23岁考入师范,旋主动退学;此后七八年颠沛流离,“打流”上海滩,不务正业,寄人篱下,几无所成;30岁才考入黄埔军校,又不务学业,跻身特务工作,充当“秘密眼线”,最后肄业。直到36岁才开始发迹,算得上是出道很晚。
戴笠属于大器晚成的风云人物,他只用了十年的时间他就打造了一个庞大的军统特工集团,为蒋介石国民政府打工,而他手下有数十万人为他卖命,组织遍布东南亚地区,涉及的行业无所不包。戴笠是名副其实的“特工王”。他的无师自通的“特工天才”,他的惊人的组织能力,他的对领袖的绝对忠诚,的确与众不同。
戴笠是无愧于“黄埔名将”这一历史性的界定的。撇开意识形态的分野,在“黄埔风云榜”上,戴笠是情报战线上才能杰出、成绩卓著的一位名将。
本书在著述与编辑过程中,参考了诸多历史文献和相关作品,并列出了“参考文献”,特此致谢。文中插入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图
抗日战争时,一位日本军事评论家说:“日军的失败,就在于中国军队有20万黄埔军官的指挥。”是否真有20万黄埔军官这个待考,但是他的这个评价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了黄埔名将们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
在一系列赫赫有名的黄埔名将名单中,冷不丁看到一个令人汗毛直竖的名字——戴笠。年近三十的戴笠1926年考上黄埔军校,成为黄埔六期生。
进入黄埔,是戴笠平淡前半生的一个重大转折。没有黄埔生的经历,也就没有后来声名显赫的戴笠。和大多数黄埔名将不同,戴笠不是通过率军打仗、屡建战功而获得声名的,这也是后人质疑他为黄埔名将的一个理由。
戴笠发迹于搞情报。从最初被黄埔老师胡靖安看中成为秘密特工开始,到参加蒋介石的“密查组”成为实习特工,再到加入黄埔系精英组织的力行社,当上特务处处长,最后被授意成立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成为大老板,戴笠被人期望的全部威力来自于他无与伦比的情报能力以及他所组建与指挥的无处不在的情报网络。这种能力和网络,不仅使戴笠帮助校长蒋介石铲除了内乱,还使蒋介石的反共力量得到强化。戴笠为蒋反共、迫害民主人士,不遗余力。20世纪30年代,戴笠一手策划了许多谋杀、恐吓事件,成为民众、共产党眼中有名的凶残毒辣之人。这种能力以及对领袖的忠诚,使戴笠备受蒋介石信任。
戴笠——“中国的希姆莱”,军统——“屠杀无辜者的魔窟”,当戴笠和军统被贴上这两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标签之后,他们的行为被外界描述得神秘莫测而又令人胆颤心惊。
抗战后期在重庆成立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由戴笠任主任。这个“中美合作所”更是成为后人指控戴笠杀人如麻、满手鲜血的罪证。妖魔或英雄? 偏隅台湾地区的国民党总是将戴笠的所作所为看成理所当然的正义之举,用满怀敬意的笔调娓娓道来。他们称他为“戴将军”,用戴笠的名字命名小学、马路,于是台北有了雨农小学、雨农路。在国民党内的人眼里,戴笠是个不折不扣的英雄,是将中国从凶狠的日本人手中拯救回来的民族英雄。
这种形象的偏差,对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生的几代人来说,是会感到相当不解和困惑的。
如何评价戴笠?让我们只就事论事,用沉淀了六十多年的平静情绪,客观地看待那个年代的功过是非。
1937年战争爆发,戴笠在党内一片消极情绪中,毅然主张坚决抗日:“哀兵必胜,猪吃饱了等人家过年,是等不来独立平等的。”这句话给其他国民党人震动很大,后来成了军统对于抗日的经典创见。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戴笠和杜月笙一起成立了“苏浙行动委员会”,主要培养干部和征募民兵,抵抗日军。之后,戴笠又在松江和青浦办起了培训支队队长的特训班培养情报人员。不久又成立行动队,召集了上海社会各界人士,招募商店店员、帮会地痞流氓、国民党溃兵、失业工人和工会成员等进行抗日作战。上海大撤退后,别动队的万余官兵在抗战中牺牲八干多人。
吴焕娇编著的《黄埔名将戴笠/黄埔风云榜》是黄埔风云榜系列之一,《黄埔名将戴笠/黄埔风云榜》讲述了:“苏杭第一才子”、“中国情报之王”、“军统大魔头”、“黄埔名将”、“忠义爱国义士”、“中国的盖世太保”、“中国的希姆莱”、“中国最神秘人物”……生前与身后,加诸于戴笠身上的毁誉之词判若云泥。作为一位身份复杂的民国著名人物,虽死60余年,至今我们尚未能完全识得他的“庐山真面目”。作为近代史上有名的将军,他的士兵都隐而不现;他的情报系统强大得让美国人后悔没有听从他的劝告,否则,改写“珍珠港事件”不会是日本人,而是他。 作为蒋介石的一把“配剑”,他以“秉承领袖意志,体念领袖苦心”为荣。
过去五六十年来,在我国内地几代人的心目中,戴笠就是一位十恶不赦的“杀人魔王”,是屠杀共产党人的“刽子手”,是缔造军统“魔窟”的始作俑者。的确,戴笠站在以蒋介石为首的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南京国民政府立场上,不遗余力地反共反人民,所以,他的双手沾满了革命人民的鲜血,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也是新中国人民不可忘记的。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历史。然而,拨开历史尘封的迷雾,尽可能地回复到历史的真相时代,那么,我们可以客观而公正地说,戴笠是一位复杂的民国风云人物,他在民国历史的舞台,尤其是在民国中晚期情报战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吴焕娇编著的《黄埔名将戴笠/黄埔风云榜》以相当客观、公允的史传笔法描述了戴笠这位黄埔名将真实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