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这些年都在学通用电气，是人是鬼都在做大，以为大就是优。刘俏教授的这本书告诉你：中国企业很多是“伪大”，而不是“伟大”！那么，如何改“伪大”为“伟大”呢？这是一个好问题，也是刘教授做了很好回答的问题。《从大到伟大(中国企业的第二次长征)(精)》指出了中国企业开启第二次长征的路径选择和策略方法。

《从大到伟大(中国企业的第二次长征)(精)》(作者刘俏)分析阐述了目前大多数中国企业追求规模上的庞大而忽略了如何成长为一个伟大企业的原因，并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企业的分析，详细论述了“大” 不等于“伟大”这一观点，并给出了衡量一个企业是否伟大的客观标准，《从大到伟大(中国企业的第二次长征)(精)》论述了制约中国出现伟大企业的内部和外部原因。更重要的是，指出了中国企业开启第二次长征的路径选择和策略方法。

第一部分 “伪大” 而非“伟大” 的中国企业

第一章　规模上的崛起——中国企业的第一次长征

《财富》全球500强的中国故事

中国企业为什么能迅速做大

2013年——《财富》500强的中国新故事

第二章　“大” 不等于“伟大”

无锡尚德和施正荣

反思中国远洋

第二部分中国企业为什么不伟大

第三章　什么是伟大企业

“伟大企业” 的界定标准

从公司金融角度界定伟大企业：长期保持ＲＯＩＣ≥ＷＡＣＣ

伟大企业的案例

投资资本收益率适用于中国吗

第四章　制约中国出现伟大企业的外部原因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

制度基础设施的薄弱

第五章　制约中国出现伟大企业的内部原因

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

多元化和追求规模——中国企业的战略误区

第三部分 从大到伟大——中国企业的第二次长征

第六章　塑造中国企业从大到伟大的制度基础

政府职能转型，从经济生活决策者向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转换

放开金融抑制，提升金融中介的效率和覆盖面

营造公开、公正、公平的环境，激发个体创新创业动力，重塑企业家精神

第七章　寻找中国伟大企业

什么是商业模式

沃尔玛的故事——创新商业模式与投资资本收益率

来自中国的尝试——阿里金融

昆仑能源的启示

第八章　追逐伟大十诫

后记———给青年商业领袖的一封信

致谢

技术附录：投资资本收益率（ＲＯＩＣ）和加权平均资本成本（ＷＡＣＣ）

参考文献

1984年，中科院计算所的科研人员柳传志和他所在的计算所的10位同事联合投资了20万元人民币成立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致力于开发可以在计算机上输入中文的“汉卡”。柳传志当时可能没有想到这样一家小企业会在二十多年后跻身世界大企业的行列，在《财富》全球500强的排行榜上高居第370位（2012年）,并最终在28年后（2012年）成为全球按市场份额排名高居第一的个人电脑制造商。尤其值得强调的是联想在兼并IBM个人电脑业务之前是一个彻底的本土企业，但在兼并之后，无论是市场占有率、生产布局、管理层和董事会构成，还是整个企业文化或员工构成，都达到了相当高的国际化程度。截至2012年，联想的海外资产，海外销售，高管团队中非本国人的比例都已超过50%。不到三十年时间，联想超越了IBM、惠普、戴尔（Dell）等企业，实现了在规模上的突破，逐渐发展成一个国际性的大企业。

1988年，从部队转业的任正非以2万元人民币资本在深圳注册华为技术有限公司。20年后，华为成为全球领先的信息与通信解决方案供应商，产品和解决方案已经应用于140多个国家，服务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截至2012年，华为的销售收入已超过2200亿元，利润达到154亿元人民币，不仅跻身《财富》全球500强，而且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电信网络设备供应商，超过传统的行业领先企业爱立信、阿尔卡特朗讯及诺基亚西门子。或许，华为这样的崛起速度和崛起路径，任正非在创业时也始料未及。

同年，年轻的施正荣以公派留学生身份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留学，师从“世界太阳能之父”马丁格林教授。施正荣1991年以优秀的多晶硅薄膜太阳电池技术获博士学位。当施正荣开始想把太阳能光伏技术产业化时，他将视角转向国内，寻找投资合作机会。2000年，施正荣带着自己的技术和40万美元存款回国准备创业。当年，施正荣像所有推销技术或者商业模式的商人一样，拎着一个小挎包和一台笔记本电脑，在国内四处游说。在辗转了七八个城市之后，施正荣发现大部分地方政府官员都没听说过太阳能光伏产业，自己还常常被当成了骗子。就在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时候，机会出现在离施正荣老家江苏省扬中市不远的无锡市。2001年1月，在经过一番考察之后，由无锡市政府主导，无锡小天鹅集团、山禾制药、无锡国联旗下的无锡高新技术风险投资等数家具有国资背景的公司共同出资600万美元，占股75%，设立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下称无锡尚德）。而施正荣则以40万美元和估值160万美元的技术入股尚德，占股25%。赶上一个大时代，太阳能光伏行业在中国迅速发展。2005年，施正荣在英属维京群岛注册成立100%控股无锡尚德的“尚德电力”，并于同年12月在纽交所上市，成为第一个在纽约股票交易所成功上市的中国民营企业。2006年，施正荣以23亿美元的财富，成为2006年中国新首富。到2007年底，尚德产量360兆瓦，实现销售收入超100亿元人民币，公司市值突破百亿美元，进入世界光伏前三强。2008年，随着欧美市场需求增加和政府补贴增加，光伏行业达到顶峰，尚德电力股价一度逼近90美元，施正荣的个人财富也达到顶点。2010年，尚德的产能和出货量超过美国光伏企业第一太阳能公司（First Solar）成为全球第一（注：本书的第二章将讨论无锡尚德盛极而衰的原因）。

2012年1月20日，总部位于湖南长沙的三一集团有限公司宣布，三一重工控股的子公司三一德国有限公司联合中信产业投资基金(香港)顾问有限公司，于1月20日与全球混凝土械头德国普茨迈斯特公司的创始人卡尔(持普茨迈斯特99%股份)等签署了《转让及购买协议》。三一德国公司和中信基金共同出资36亿欧元收购普茨迈斯特100%股权，其中三一德国公司收购90% 股权，出资324亿欧元(约合当时的人民币26-54亿元)，中信基金收购10%股权。作为中国最大、全球第六大工程机械制造商，三一集团将此次收购定位为战略性并购。拥有“大象”（普茨迈斯特的昵称是大象），就意味着拥有了这个行业的世界性技术和世界性体系。通过这次收购，三一将拥有对方的全部专利，这将奠定三一重工在全球混凝土行业的世界地位，并为三一进一步扩大其国外市场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这里谈到的三一重工只不过是一个20年前才成立的中国企业（注：三一重工成立于1994年），长期以来只是这个行业的一个后来者，定位在中低端。P4-6

这本书讨论的主题是中国企业怎样才能从“大”走向“伟大”。

毫无疑问，我们身处一个大时代。从中国开启改革开放到如今的短短三十多年里，中国经济规模已经扩张了约114倍e。进人二十一世纪后，在短短的十二年问，中国按M2来衡量的货币供给增加了约7·9倍；截至2012年，按销售收入计算的全球最大的500家企业里已经出现了73家中国企业，而且还以每年十几家的速度在增长。财富在爆炸式的增长，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最大的奢侈品市场，最大的家电市场，最大的能源消耗国；中国已经拥有全世界市值最大也最赚钱的银行，最大的家用电器制造商，用户最多的移动电信经营商。巴黎、伦敦、纽约的大商场或是奥特莱斯里，操着各种方言的中国人的身影到处可见。不禁让人感叹，十三亿人口的国家，十三亿个财富梦想，十三亿个财富故事……

像做梦一样，在另一个时空里可能需要300年才能发生的事在中国30年就已实现。我们发展得太快，快到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盘点我们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终于有一天，我们发现我们的成功可能成为我们未来进一步发展的桎梏：2013年以来，中国很多地区长时问被雾霾笼罩；贵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市场，但我们的自主品牌所获利润却不到整个行业利润的5％；拥有一批全世界平均年龄可能是最年轻的企业家，却发现他们中的许多甚至是大多数在迅速地世故化，早早失去了“系马高楼旁”的青年锐气；曾经我们是如此渴望改变，而今我们开始害怕洞悉世界的真实面目，早早失去了担当的勇气；拥有全球最大500家企业中的73家，却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伟大企业；刚刚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大国，我们的制造业立刻面临着要素成本迅速上升、消费者需求越来越复杂的挑战；急需进入价值链的高端，却发现因研发的滞后和创新的缺乏，我们的企业在挑战面前大多一筹莫展……

终于，我们意识到我们过去真的是跑得太快，在奔跑的过程中，我们忘记了奔跑的目的和意义，以至于我们的灵魂跟不上身体。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像过去三十年那样疯狂投资、疯狂积累财富的状态已经难以为继，我们需要认真审视我们自己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结构性问题。  ’

中国经济开始了第二次转型，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开始了从投资拉动向消费拉动、从粗放发展向效率驱动的转换。这一切对中国经济在未来二十年能否以高质量的方式继续增长的意义毋庸置疑。这无疑也对中国企业和中国的企业家们提出了全新的挑战。用一个简单的方程式来解释中国经济的转型过程：增长率=投资率×投资资本收益率。投资率和投资资本收益率都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是，中国经济转型要求我们降低投资率，提高消费所占比例，增加投资资本收益率(return 0n invested capital，简称ROIc)。唯有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实现从数量增长向质量增长的转型。提升投资资本收益率，是中国经济第二次转型成功的关键。这对于中国经济的微观单位——中国企业而言，意味着它们需要把战略和经营侧重点从对“大”和“规模”的追求转向对“伟大”的追求。从“大”到“伟大”，在中国崛起一批伟大企业，是中国企业必须马上展开的破晓之旅！

什么是伟大企业？我在商学院从事了十多年的金融学教学与研究，除了没日没夜分析大样本数据，寻找隐藏在数据背后的规律外，也亲手分析、诊断了无数成功或失败企业的案例。从公司金融的角度看，我认为伟大企业就是那些能够长时间保持高水平的投资资本收益率(ROIC)的企业！过去三十年，大量的实证研究已经提供了足够有说服力的证据揭示投资资本收益率是与企业价值创造和资本市场表现关系最为密切的指标。一个企业能够长期保持高水平的投资资本收益率，就能够长时间创造价值并最终赢得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尊重。这样的企业也就堪称伟大企业。

投资资本收益率同样适用于中国。为了避免先人为主或是强销概念之嫌，我在本书第三章中对中国A股市场的上市公司进行了详尽的实证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即使在中国资本市场这样一个曾被吴敬琏先生称为“连赌场都不如”的市场里，投资资本收益率最高的20％的企业也能给它们的股东带来高达13．2％的年化收益率，基本与中国实体经济的名义增长速度持平。对于投资者而言，如果选择这20％的股票，他们会发现中国股市与实体经济其实并不脱节！投资资本收益率的确能够准确地反映中国企业的经营状况和价值创造能力。

我常常惊叹这样的简单思想所包含的深远影响力，也常常感慨我们的企业家或出于傲慢自负或出于无知而展现出的对这些思想的漠视。当然，中国企业所展示出的对“投资效率”的漠视和对“规模”的无限追求，背后有深刻的原因。它涉及中国经济以投资和出口来拉动的增长模式，涉及到工业化进程中的适度“金融抑制”政策，涉及到地方政府的GDP情结和增长主义倾向，涉及到一大批“巨无霸”在崛起之后对更有活力的中小或小微企业的“挤出效应”，还涉及到这个时代大背景下企业家精神的迅速流失。要改变中国企业对“大”和“规模”追求的现状，夯实制度基础设施，重新唤回企业家精神是前提。

伟大企业怎样才能在中国崛起呢？我在书中提出了问题，但并没有能力给出确凿的答案，甚至，我怀疑答案的存在。我一直相信提出一个好问题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给出所谓的答案。答案存在于千千万万家企业对“伟大”的追求之中。我相信统计学里的大数定理。虽然成为伟大企业非常难，但是当数量足够多的企业在不懈追求，尝试能够不断提高价值创造能力的新的商业模式的时候，从它们中间涌现出一批伟大企业就是必然的。我们能够做的只是去挖掘、培育、维护这样一群基数庞大的企业，鼓励它们去追求伟大。或许，在十年或二十年后，当中国真正有一批世界级的企业傲然屹立于世时，我能够有这种荣幸去研究这些伟大企业的成功“基因”，从中抽象出一系列规律。当下，我能够做到的只是给出中国企业要成为伟大企业必须具备什么样的外部和内部条件(详见我在本书第二部分中的总结)。虽然如此，我绝对相信，一大批志存高远的中国企业，正在探索成就企业伟大的路径。我们可能仍处于黎明之前的迷茫之中，但是破晓在际！

有耐心读完此书的读者会发现，我几乎是用一种近乎于偏执的态度强调投资资本收益率(ROIc)这个概念的重要性。或许，我对“伟大企业”的理解过于极端，过于技术化。需要解释一下：这一方面源于我在金融领域多年的专业训练和专业研究，它深刻地影响了我观察和理解企业的角度与立场；另一方面，也更为重要，我深刻地体会到在过去十年，我们的企业对“大”和“规模”的追求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我愿意用一种显得极端的方式去推介投资资本收益率这个概念。中国人为人处世、思考问题讲究“执两端而守其中”。当整个企业界的思潮在向“做规模”这个极端延伸的时候，我想强调另一个极端——投资资本收益率。或许，向这个极端延伸可以带动整个思潮不至于太过倾斜。我写作此书的初衷是“向另一极延伸一厘米”。希望读者看完这本书，听完我的逻辑分析之后，也有同样的感觉，而不至于觉得我太过自负。

行为金融学的学者常常引用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实验。设想有一种疾病会导致600人死亡，现有两种方案应对。实施方案A的话，确定有200人能被救活；实施方案B时，有三分之一的可能性600人都能被救活，但有三分之二的可能性600人都会死亡。当心理学家让参加实验的人选择时，大部分人都选择方案A。换一个角度陈述这两个方案。如果实施方案C时，有400人会死亡；如果实施D的话，有三分之一的可能性600人都能被救活，但有三分之二的可能性这600个人都会死亡。这种情况下，绝大部分参加实验的人的选择是D。

方案A与C，方案B与D完全相同，在不同的陈述下人们却有不同的选择。心理学家认为这源于对问题界定方式的不同。怎样更好的界定一个问题会直接影响到人们的思维过程和最终选择。在上面的例子中，第一种界定问题的方式强调“生”；而第二种方式强调“死”。

在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面临转型挑战的时候，我们应该重新界定企业的使命和目标。如果我们大部分企业家和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愿意且能够改变思路，把视角从“大”转向“伟大”并付诸实践时，中国企业会出现真正的变局。我喜欢苏轼在《留侯论》开篇的那段话：“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走向未来的中国企业，所挟持者甚大，其志甚远，从“大”到“伟大”，是必然选择，中国伟大企业的破晓之际必将来临！

如果你有足够的运气，健美的体貌，再加上想象力不太丰富的话，你的生活就不会太糟糕。

——英国作家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

首先，要祝贺你！被称为青年商业领袖，至少表明：(1)你还年轻，至少在50岁以下，还能广义地被称为青年；(2)你在商业领域应该是非常成功、独领风骚的。在一个13亿人口13亿个财富梦想的国度，在一个赚取财富远胜于“立德、立功、立言”的大时代，你的一切肯定已经被赋予了不同凡响的意义。

当然，被誉为青年领袖，也意味着你还是“成长股”，最好的时候还没有到来。从青年商业领袖蜕变成真正的商业领袖，也许还需要十年时间，你事业的黄金时期应该是在十年之后。“十年”，这可是不短的一段时间，什么都可能发生！我做了十多年的金融学研究，几乎天天与数据打交道，笃信统计学中的“大数定律”。假如未来这十年你每年都面临一个“成王败寇”的决策，成功或失败的概率都是50％的话，那么你这十年每年都作出正确决策的概率是1／2m，即1／1024。这意味着，今天一千个被称为商业领袖的青年才俊，只有一个能在十年后成熟、成长为真正的商业领袖，带领自己的企业成为伟大企业。前路漫漫的十年啊！

下面我想提一些具体建议，或许对你成为这千分之一会有些帮助。

建议一：做创新者，不要只做跟随者。

在商学院教书，我最沮丧的一件事是几乎所有具有创新意义的商业思想，令人眼睛一亮的商业模式，都不是出自我们国家。我们的商业精英们更多的做的是“复制”和“粘贴”这样的工作。不可否认，“山寨版”的商业模式也能够让一个企业在短时间内获得极大的成功。但是你可以复制，别人也可以复制，这里的进入门槛是非常低的。我们经常自嘲：“中国人最大的本事就是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把一个好概念做成垃圾概念。”这里面反映的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大家都不着力于创新，都习惯于短兵相接，混战，乱战，自相残杀。在这样的商业环境下，做跟随者不累，所以有极大的诱惑。可是，如果你没有独树一帜的商业模式的话，你的成功注定是短暂的，做到基业长青几乎毫无可能。当然，我也必须承认，在一个只问结果不问过程、凡事皆以成败论英雄的时代，潜心创新、不盲目跟风真是太难了。但你是青年领袖，不具挑战性的事情你没有兴趣做，不是吗？不要怕被别人称为“二哥”或“二姐”，成大事者按俗理看几乎都很“二”。

建议二：不要盲目求大。

但凡有理想的人都有建功立业、不破胡虏誓不还的远大志向。在商业领域，大多数企业家都有建立企业帝国的梦想。于是，我们看到很多青年商业领袖，会做汽车就以为自己会做汽车金融；在自己熟悉的一亩三分地里辗转腾挪之时，就已经急不可待地开始放眼中国，乃至全世界了。但是，做大不等于做强，因为盲目求大而最终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公司金融研究过去二十多年最为重要且稳健的一个实证发现是“多元化折价”——即追求多元化经营的企业不被·投资者看好，其市场估值受到贬抑的现象。在“重新回归核心业务”成为主流商业经营模式的今天，我们的企业有必要去重蹈覆辙吗？追求做大的另一个后果是，企业始终洋溢着一种不可遏制的投资冲动。投资一切可投资的项目，跨国并购一切看起来很美的公司和品牌。虽然我们不能随意臧否投资，但我们有权询问，这些事先声张的、耗资巨大的投资中，又有多少有高过资金成本的投资资本收益率呢？我长期秉持的一个观点是，任何商业模式的创新都与能够找到某些方法去系统提高ROIc有关。在企业投资饥渴症盛行、盲目求大的背景下，怎么可能找到能让你基业长青的创新模式呢？

建议三：做引领者而非附和者。

毋庸置疑，我们国家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成长其实是建立在制度基础设施薄弱的基础上的。不完善的制度和政策设计为经济生活的参与者提供了各式各样、或大或小的寻租机会。寻找漏洞的“制度套利”确实是一种“短、平、快”的财富攫取方法，但这不是一种具有持续性的商业模式。我最大的忧虑是我们国家整整一代或是两代最具聪明和智慧的头脑，却选择这样的快速成“财”模式。这不仅腐蚀、毒化这一两代人原本最美、最纯粹的心灵，还会进一步扼杀这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和商业伦理。青年商业领袖，应该做引领者，引领这个国家商业思想和商业实践向上、再向上，而不是向下、再向下。套用一句时下烂俗之语，“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如果我们国家的青年领袖们都去附和时代的沉疴，那么这必然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如果我们的青年领袖尝试着做引领者，引领我们走出这段蜿蜒崎岖、不明就里的混沌之途，那你所处的可能就是你生命中最好的时代！

当你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时，向上走1

2013年6～11月于北京、香港、上海、杭州、台州、郑州、温州、揭阳、牛津、特拉维夫、耶路撒冷。

中国企业这些年都在学通用电气，是人是鬼都在做大，以为大就是优。刘俏教授的这本书告诉你：中国企业很多是“伪大”，而不是“伟大”！那么，如何改“伪大”为“伟大”呢？这是一个好问题，也是刘教授做了很好回答的问题。

——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 陈志武

中国的一些企业越来越懂得“大而不倒”的道理，企业大了级别就高，影响就大，甚至可以左右政府决策，不做大企业就是犯傻，但是他们少有考虑如何为股东创造价值的。刘俏教授的研究结果，或许揭示了中国企业发展的转型之道，应该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内涵。

——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司长 徐林

中国股市的表现为什么貌似与实体经济背离?中国的企业为什么大而不强？刘俏教授通过简明定义企业的伟大，帮助政策制定者、企业家和投资人聚焦问题的本质，对症下药。

——重阳投资总裁，摩根斯坦利前亚太首席经济学家 王庆

刘俏教授的书回答了中国的上市公司最重要的问题，即任何企业的底线都应该是提高盈利能力。这是确保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希望更多的中国企业可以听从他的建议，并最终成为世界级的伟大企业。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和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金融学教授 金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