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尔格·维格林所著的《斯沃琪手表的创意魔法》一个伟大的创意，让斯沃琪在上市五年内累计推出268种不同的款式，销量达5000万只，在钟表低端市场奠定了不可撼动的地位。随后，集团收购了宝珀、宝玑等经典奢侈表品牌，以小吃大，以低端吞并高端，成为了全球钟表业的霸主。

于尔格·维格林所著的《斯沃琪手表的创意魔法》讲述1981年，瑞士钟表业陷入空前的危机，两大钟表巨头SSIH和ASUAG面临倒闭，瑞士名牌欧米茄也差点转售给日本人。尼古拉斯·海耶克临危受命，合并两家企业，组建了一家新钟表公司，即后来的斯沃琪集团。

1983年，一款制作成本仅33元、售价仅325元的低价塑料表横空出世，依靠“戴在手上的时装”这个伟大的创意理念，拯救了整个瑞士钟表业。它就是斯沃琪手表。

1988年，斯沃琪在上市五年内就累计推出了268种不同款式，销量达5000万只，抢占了整个钟表低端市场。

1992年，集团吞购了瑞士最古老的奢侈表品牌宝珀。

1993年，集团又买下了瑞士最昂贵的品牌宝玑，并通过独特的品牌定位和创意营销让这个经典老牌重现辉煌。

1995年，海耶克大刀阔斧地整顿日渐式微的高端品牌欧米茄，砍掉了品牌下5/6的款式，以“象征尊贵身份”全新定义品牌，让其重获新生。

在占领了市场两端后，他又重新整顿雷达、浪琴、天梭、美度等中高端品牌，形成了包含20多个品牌的倒金字塔品牌结构。至此，斯沃琪集团坐拥从宝珀到斯沃琪的各个品牌，成功覆盖了钟表产品类型和价格档次的各个市场，成为了全球钟表业的霸主。

翻开《斯沃琪手表的创意魔法》，进入让品牌与众不同的创意思维。

前言

第一篇：商业巨擘的成长过程

 第一章：特立独行的少年——“我是一头雄狮”

 第二章：事业的奠基石——软性因素

 第三章：人生转折点——高瞻远瞩的市场预估

第二篇：斯沃琪钟表帝国的崛起

 第四章：涉足钟表业——挑战瑞士钟表业僵化的体制和思维方式

 第五章：斯沃琪品牌的时尚创意

 第六章：欧米茄品牌的市场定位

 第七章：在销售中充分传递出情感诉求

 第八章：重新定位品牌，占领奢侈表市场

第三篇：斯沃琪的持续冒险

 第九章：斯沃琪汽车与斯沃琪电讯——进行风险可预估的冒险尝试

 第十章：企业家的核心是将利润用于推动长远发展

 第十一章：缔造斯沃琪钟表帝国

 第十二章：斯沃琪的创意魔法

除了尼古拉斯·海耶克以外，海耶克家族中还有一些家族成员拥有社会知名度。与他家宅邸所在的阿普杜勒·瓦哈普街道平行的另一条街道，被称为查尔斯·马利克街，这是为纪念海耶克的叔叔马利克而如此命名的。马利克·海耶克不仅在家族中德高望重，也是在整个国家内都受人敬仰的人物。这位哈佛大学的毕业生曾作为黎巴嫩代表在联合国担任过多项职务，身为律师的他还是《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者之一。此外，他还常活跃在贝鲁特的社会事务中。有时，他还会带年轻的海耶克一起去参加鸡尾酒会。在谈到参加这种宴会的情形时，海耶克说：“为了出席这种场合，自己总是得系上一圈领带，然后听那些上流社会的人士说些空洞的家常话。”

海耶克对这种招待酒会并没有好印象，我们甚至可以说，所有太过繁杂的东西对他来说都是噩梦。 “系领带让我觉得被勒得快失去知觉，人都透不过气来，所以我的领带总是松着。”他曾如此抱歉地解释道。直到今日，海耶克仍然十分厌恶系领带。但这并不会妨碍他在气氛尊贵高雅的巴塞尔钟表博览会上表现得得心应手，当他出现在价值百万的展示厅里时，领带系得松松垮垮的“斯沃琪先生”总是照样引来大量关注，风头甚至盖过了任何一位莅临这一年度盛会的联邦委员会委员。在从公司顾问转行为钟表业的企业家之后，海耶克选择了一条所谓“瑞士人的折中路线”：他只敞开领带以上的衬衫扣子。实际上直到80年代初，他在着装上依然毫不顾及当时所有行业的人都重视的系领带的礼俗。

以一个企业家的身份来看，海耶克早期的着装方式实在是太过不合礼俗。直到80年代中期，还能看见他以一副“放浪形骸”的打扮出现：一件曼彻斯特经典绅士夹克，脖子里扎一条西部狂野风格的彩色围巾，嘴里咬着烟斗，手上拎着塞满烟草的皮革袋子。那时的他还没有蓄起胡子。他这样打扮，应该去参加索洛图恩文艺活动日的研讨会，而不是出席商务人士的鸡尾酒会。因此，他总会被商界人士轻视。 “他的这种不合礼俗的仪表装扮，连同他的出身和体型，让许多在意礼俗和传统的商界人物对他产生了不少非议。”一位与海耶克相交甚深的昔日政治家这样说道。当然在今天，即使是最保守的瑞士人也不会再在意这些外在的东西。今日出现于公众面前的海耶克，还是会经常穿着敞开几个扣子的衬衫，脖子上带着两条细金链，透过领子开口处还隐约可见那几乎完全掩住了金链的浓密的白色胸毛。但现在不会再有人会对他这副打扮嗤之以鼻了。

事实上，从孩提时代起，海耶克就是个带有强烈自我意识的“异见分子”。有一次，老师要求他当着全班同学和家长们的面作一个报告，他骄傲地在麦克风里叫道：“我的名字是尼古拉斯大帝，我是一头雄狮。”显而易见，彼时的他还不善言辞。他的父母后来这样告诉他：“你表现得真棒，大家都被你的魅力吸引了！”几乎所有当爸妈的人都会这样夸赞自己的小孩，而海耶克在接受采访时，他总会提起这件趣事。这种习惯展现了他诸多鲜明独特的性格特征中的一点：渴望获得别人的承认与喜爱。与他大部分同为企业领导的同侪们不同，海耶克总是毫不隐瞒地表示出自己渴望获得别人的认同——他也理当得到这份认同。虽然有如此大男子主义的一面，海耶克却同样善于表达自己感性的内心想法与感受。在这一点上，他身上还保留着黎巴嫩人的部分特点。

海耶克童年接受的教育是黎巴嫩上流社会的儿童所接受的典型教育，一面带有浓厚的世界主义色彩，一面又深深烙上了宗教的痕迹。每天早上，在天主教会的学校里，年幼的海耶克都要上一堂有关基督教教义问答手册的课。一个神父教给孩子们最重要的是“不允许近亲结婚”。直到今天，世界上许多农村地区仍会出现表亲结婚现象，在黎巴嫩境内也是如此。提出此项说教自有它充足的理由，不过这位神父并没有针对此禁忌向孩子们作进一步的解释。然而，他忘记了班上还有一个“奇思异想者”——小尼古拉斯·海耶克，他总是习惯对一切问题追根究底。老师讲这项禁忌时，这位认真的小朋友马上联想到了老师上个周刚刚讲过的亚当与夏娃的故事，他非常想知道，亚当与夏娃被从伊甸园逐出后是怎样有了自己的小孩的。面对学生莽撞却具有洞察性的问题，这位神职人员乱了手脚，落了个大红脸，忍不住想惩罚面前的这位同学。

从童年接受的这种宗教保守主义的教育中获得的经验，可能正好解释了为何海耶克如今对待宗教的态度是如此矛盾。他不是任何宗教团体的成员，与其他拥有社会名望的人士一样，他不希望自己被划归任何一派——这样的人却恰恰更能激发起公众的想象力。但他也因此为自己招致了言论的攻击，比如，90年代中期，被媒体奉为“明星设计师”的路易吉·克拉尼曾用卑俗的反犹言论对海耶克进行非难，他认为“犹太信仰就是骨子里的特性”。针对这一点，海耶克通过其新闻代表向外转达了自己的意见：“根据其父母的信仰，海耶克先生是一位基督徒，与他的先辈们一样，同是亚当与夏娃的子孙，而不是如同别人所讲的那样是犹太人。”海耶克这种“基督教始于亚当和夏娃时期”的说法也证明了，他并不是精通《圣经》的基督徒。对于他来说，谴责排犹言论并不是他立志要做的事，他所盼望的是能够澄清自己的宗教出身。虽然他如今宣称自己是信教之人，但是却不怎么参与基督教会机构和其他所有宗教团体机构举办的活动。他不喜欢一切宗教仪式性的东西，不管是某一种宗教独有的还是世界主义的，他认为人们做这些是因为他们缺乏真的信仰。海耶克就很反对乔治·W.布什。小布什表现出一副笃信基督的样子，常常积极地去教堂做礼拜，却依然态度坚决地针对伊拉克发动了一场违反国际法的战争，将这一切看在眼中的海耶克觉得这很虚伪。

在黎巴嫩，宗教信仰是每个人身份归属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同时却与这个人是否实际履行其信仰无关。在这里，家庭与信仰共同体的稳定团结比国家的团结要重要得多。 “作为具有西方化倾向的基督教少数派群体成员之一，我与其他种族的人几乎没有过接触，特别是和穆斯林的接触尤其少。”海耶克曾这样说。即使在今天，贝鲁特内的各个宗教信仰团体依然分居住于城里的不同区域：基督徒居于城东的高氏街和阿什拉菲赫区；伊斯兰逊尼派居于城西的哈姆拉区；什叶派和巴勒斯坦难民居于城南的航空港附近。周日的时候，城东区的基督教堂里响起了钟声，城西区和南区的清真寺尖塔里则有宗教人员在呼报祈祷时刻。大部分孩子都会上教会学校，位于黎巴嫩的美国大学是为数不多的对不同信仰种族开放教育机会的混合教育机构之一。尼古拉斯·海耶克就读的学校也是一所位于其住宅区内的天主教会大学——圣·约瑟夫大学，他在那里修完了数学、物理和化学三科的绝大部分课程。如今，海耶克曾在其中上过数学课的建筑已人去屋空，破败不堪，新的教学楼就矗立在旧址的街对面。这所小规模的大学曾与里昂大学有过校际合作关系，海耶克曾在后者学习过一年。2l岁时，海耶克取得了毕业许可证书，这是一种大学毕业预备文凭，并得到了介于“及格”与“良好”间的成绩评价。P6-8

“斯沃琪之父”尼古拉斯·G．海耶克是媒体的宠儿。瑞士的报纸上平均每天会出现两篇关于他的报道，也没有其他任何一件商品可以像斯沃琪一样获得传媒如此频繁的关注。海耶克认为，他的这款塑料表象征着丰富的想象与生活的趣致。事实上，这枚手表还拥有更多的意义：伴随着这一产品于上世纪80年代被投入市场，当时业已深陷危机的瑞士钟表行业得以东山再起。海耶克彼时便已迅速洞察到这项革新性的产品所蕴含的潜力。在应银行要求完成了一份对此行业的评估鉴定报告后，海耶克确信：拥有欧米茄这样的世界知名品牌的瑞士钟表业，是一个沉睡中的巨人。

海耶克在此时显示出了自己的魄力。他抓住时机，将其部分资产投资到当时瑞士钟表工业的命脉企业ASUAG／SSIH集团（即瑞士钟表工业公司和瑞士钟表总公司联合集团），这一举措确立了海耶克“瑞士钟表救世主”的地位。海耶克投身于这一行业的举动也证明了，在消费昂贵的瑞士也可以进行大众化产品的批量生产。此外，海耶克也轻松推广了一个理念，即：不仅仅是瑞士的钟表工业，这个国家的全体制造业都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他认为，虽然将生产选址定于低薪资水平的国家能使企业降低人力成本，但是瑞士较高的人力成本不会对其国内收益可观的制造业企业的发展形成障碍；相反，用低薪的劳动力来吸引工厂到某地区落户，这种模式反而会对该经济区的长期发展带来伤害。海耶克选择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论证这个积极想法的正确性，这在公众问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虽然如今还有一些经理人和企业家将企业经营的败绩归结于高薪资的人力成本，但海耶克的上述观点已被大多数人认为是正确的。身为企业家的他以实际行动来反驳了那种悲观论调，为此，他赢得了民族产业“兴奋剂”的名号。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又让海耶克的伟大事业收获了另一层现实意义：与许多金融行业中的投机者追逐短期利益不同，海耶克展现出一个目光长远的企业家的应有姿态，他所追求的，是稳定的发展。如同他对自己的期许一样，海耶克是此地孕育出的“经济守护者”，他与那些垂涎于繁荣股价行情的赌徒与投机商截然不同。也正因如此，海耶克对于瑞士经济的重大意义，已远不止于他为钟表业作出的卓越功绩。

海耶克在钟表行业中通过事实证明了其观点的正确性，这一行动还具有另一重特别的意义。同已破产的瑞士航空公司、一些国家公共服务性质的企业以及瑞士联邦铁路一样，钟表业一直扮演着瑞士的国家身份识别标志的角色，它成为瑞士对外的重要形象大使，这一行业展现了典型的瑞士价值：准确、精密以及优质。要了解这一特别意义，人们只需回忆一下对这个国家造成重大创伤的事件发生时的情形，如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钟表业危机、以及新世纪发生的瑞士航空公司破产事件。海耶克对斯沃琪的投资以及他对该公司所抱持的积极态度，从根本上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这一产业树立起新的信任，他也由此成为本国经济的光辉典范。

海耶克也指出，他的理念不光适用于瑞士的经济状况，也适用于整个欧洲工业体系，尤其当后者正背负着来自东亚对手的竞争压力。海耶克认为，早在2008年经济危机尚未发生之前，欧洲汽车工业——尤其是德国汽车工业——已身陷重重困难。表面看来，这一结果是“在劫难逃的结局”，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种结果在更大程度上是由错误的经营方针导致的。同瑞士钟表行业一样，美国与欧洲的汽车制造商总是一直嘲笑扮演效仿者角色的日本同类厂家，同时继续将自己的生产重心放在“油老虎”车型上。所以，现代环保车型的前景技术标准由日本人掌握着，而不是欧美国家，这也是为什么在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时，日本汽车产业受影响较小的原因。在这方面，海耶克也比其欧洲同行快出一步，90年代初，他曾力图推广环保的“斯沃琪汽车”，在欧洲汽车行业掀起一股新风尚。然而彼时他却因汽车巨头们陈旧的观念折戟而返。随着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展开讨论，海耶克提出的“环保汽车”的创意得以重新在欧洲推广。

拯救了被认为已经衰亡的瑞士钟表业的海耶克，除了是“救世主”之外，还极具交际才能，这种才能让他在过去二十年内成为了备受推崇的交流对象之一：除了财经类媒体，街头小报和精英杂志也都争相报道有关他的事；他也是唯一一个会被路人拦下索要签名的瑞士商界领袖；如果他到苏黎世的车站大道上去散步，就一定会被人招呼攀谈。 “会有人向我问时间，问我身上带了几块表。还有人称赞我某次在电视采访中的出镜表现很好，一些年长的女士还想来亲吻我。”多年之前在接受《每日导报》期刊版增刊的采访时，海耶克这么说。

虽然海耶克如此广受爱戴，但公众对他却知之甚少。当我们看到他和世界名模辛迪·克劳馥在射弩场的合影时，实际上只看到了他的一个侧面。当我们在公共场合看到他，他其实正在利用自己的行为、手势以及话语为自己的钟表品牌做市场营销。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企业家能够像海耶克一样将这些运用得如此自如。在这样的公共场合中，海耶克展示了他十足的魅力。然而这样的魅力展现也仅止于这些场合，任何人想了解这位“奇思异想者”，都需要听听以下这些人口中的海耶克：那些曾与他共事的同事，非工作原因与他私交甚密的朋友，或和他在非常亲密的圈子中共同生活过的人。

上世纪70年代，当我还是瑞士新闻通讯社的年轻撰稿人时，我第一次有了和海耶克对谈的机会，他惊讶于居然有记者会对他感兴趣。那时他的海耶克工程顾问公司刚刚收到了一份来自中国政府的委托，对方请求协助重组国家的钢铁工业。在采访中，海耶克向我讲述了他的咨询公司获得这份中国冶金部委托的过程。在向我讲述来龙去脉的过程中，他谈及了很多深远的背景话题，一直详细谈到了当时毛泽东推行的工业发展方针最终失败的原因。在处于“大跃进”时期的中国，中国共产党几乎要求每个村庄都必须开设一个小型炼钢厂。在毛死后，当局决定关闭这些小型炼钢厂，国家必须建立实力强大的重工业来取代众多小型炼钢厂。然而，中国在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多年动乱后，缺乏训练有素的技术人员以及相应的技术支持。虽然海耶克工程咨询公司在此之前所服务的咨询客户都是被中方所排斥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然而当时的社会主义中国政府选择了跨越意识形态的障碍，向海耶克的公司寻求咨询帮助。这家苏黎世咨询公司之所以能够赢得这份委托工作，有两个决定性的因素发挥了作用：一是中国政府想将任务委托给一个与西方大国势力并无利益绑定的公司，二是瑞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批承认其中央政权的国家之一。

海耶克在中国崭露头角并没有为他在瑞士赢得特别的声誉，这个咨询人在本地的知名度相对较低，甚至连为数不多的那几个认识这个黎巴嫩移民的人，也嘲笑他是门外汉。海耶克公司当时的业务主要来自国外客户的委托，尤其是德国的重工业企业。他在德国发现了一块市场空白，并以此扬名立万。然而他的成功却依然没有在瑞士引起人们的关注。

继第一次电话访谈之后，我又多次与海耶克进行过交谈。在他于1985年秋季携手一批投资家成为瑞士微电子钟表集团（SMH）的控股方之后，这种联系变得更加频繁。瑞士微电子钟表集团正是今天的斯沃琪集团的前身。海耶克不仅喜欢谈论钟表工业，也喜欢就经济和政治问题发表看法。在成为控股方之后不久，他就成为了全球闻名的企业家之一，甚至连时任联邦德国总理的赫尔姆特·科尔以及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也会从他这儿征求意见。这个昔日身无分文移民到瑞士的人，现在却成为“沙漠中的先知”，一夜之间在他的第二家乡成为了“活生生的传奇”。如今，海耶克不仅是企业家中的标杆性人物，也是“钟表教皇” “钟表工业之神”。上述两个头衔是“历峰”集团的董事之一弗兰克·克罗尼对海耶克的评价，该集团同样经营着多项时尚奢侈品牌。

然而，与外界对他的一致印象不同，海耶克并不是真正的“斯沃琪之父”。人们对他太过崇敬，以至于将一项本该属于别人的桂冠加在了他的头上。但之所以会闹出这种趣闻轶事，本质原因还是在于海耶克本人拥有的魅力。在多年前面对法国《世界报》的采访时，海耶克说：“我打造了瑞士的钟表工业，缔造了斯沃琪品牌。”实际的情况是，在海耶克接手斯沃琪之前，这家公司就已经存在了。甚至在海耶克发表上述言论的前几年，斯沃琪手表已经在若干市场上取得了成功。但如果人们从另一层意义上来理解海耶克所言，这些话则显得不无道理：正是海耶克其人，缔造了今日的斯沃琪。  电视节目和精英杂志中有关海耶克的报道催生出一股对他的崇拜之风，与此同时，这种崇拜也招来一些荒诞可笑的行为。而且，海耶克喜欢自我表现的个性习惯更使得他与其他低调的瑞士企业的高层人士相比，显得格外与众不同。如果海耶克向外界透露他喜欢在泳池里裸泳，那街头小报的记者就有了很好的新闻题材。这种花边新闻仅供娱乐，没人指望去证实其真假。但读者阅读这样的新闻，就无法了解海耶克的真实面貌。海耶克先生可以按照其个人喜好来决定如何在访谈中展现自己。他有条件掌控游戏规则，而且他也正是这么做的。

如果采访的主题不是围绕海耶克的家庭生活，那么他大多会将会面安排在办公室的桌边进行。海耶克坐在高靠背的老板椅上，记者坐在对面的访客位置。这样的场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同事间的公务会谈。如果采访者真的成了斯沃琪的一员，当他进入自己老板所在的这间装饰朴素、陈设老旧的办公室时，他绝不会再生出要求加薪的念头。海耶克办公室的简陋与斯沃琪在商界的繁荣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他执掌斯沃琪集团的近二十五年时间里，这间办公室始终没有发生过大的改变，唯一不断在更新的物件是一些有纪念意义的东西，比如照片，其中一些还附有辛迪·克劳馥题写的献词。桌子上摆放着米奇的小记事本，或是一本拿破仑的传记——当然也少不了无处不在的文件。唯一一件昂贵的物品是一幅萨尔瓦多·达利的作品，它是海耶克的太太玛丽安送给他的七十岁生日礼物。画作的内容是一座挂在衣架上的钟表，看上去已经软化。这幅杰作象征着斯沃琪产品，这也是八十多岁高龄的海耶克为之倾尽心血与创造力的事业。同创作了这幅非凡画作的超现实主义流派艺术家达利一样，海耶克也有其怪癖的一面：大多数时候他会在两只手腕上各戴两只手表。除了选择两只走时响亮的斯沃琪腕表之外，他还会戴上自己最钟爱的品牌，一块奢侈品牌“宝玑”腕表，一块高贵气派的“欧米茄”腕表。

虽然集团掌门人有这种奇怪习性，但斯沃琪集团位于比尔市滨湖城郊6号的行政大楼的氛围，却很平实。海耶克通常会用一份快餐解决中饭，这样他就可以左手握三明治，右手持电话，在午餐的休息时间也敦促自己的同事们保持着紧张的工作状态。1989年1月，我曾与他会面，那天他刚刚结束了在办公室召开的公司高层会议，紧接着就接待了我的来访。我踏进他的办公室时，工作餐时间刚刚结束，他的秘书正在收拾简单的餐会后剩下的三明治和矿泉水。海耶克让在场的同事昂斯特·托姆克、菲利克斯·穆勒和汉斯·约格·谢尔在圆桌旁坐下等待。托姆克时任瑞士微电子钟表公司（SMH）总经理职务，是企业的第二把手，穆勒与谢尔是企业的副总经理。在采访中，谢尔与穆勒都表现低调，尽量避免打扰海耶克的个人秀，而托姆克则几乎对海耶克的每个回答都擅自插入了自己的补充意见。在此之后不久，一场冲突在海耶克与托姆克这两位关键人物之间爆发，而这似乎从会面当天的情形中已显露端倪。

事实上，在这两个操控欲极强的人之间，迟早都会产生矛盾。海耶克作为企业资产持有者在这场对抗中胜出，则是不言而喻的结果。而与托姆克分道扬镳的详细原因，仍存在着一些未解之谜。另外，有关海耶克的过去，我们所知也不够清晰。即使是他最亲密的工作伙伴，对于其生平经历，尤其是他在黎巴嫩度过的青少年时期，也知之甚少。因此，这部传记肖像的一个重要目的，便在于掀开有关海耶克来路之谜的一角。

2007年夏季，我与尼古拉斯·海耶克先生联系，告诉他我想写一本关于他的传记，希望能与他面谈几次。海耶克给我的答复是，他不愿意参与此书的创作。 “我还有很多新奇、有吸引力的想法，所以我选择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这是他的婉拒理由。当他听说我要为写作本书去采访一些第三方人士，他明显显示出不满：“你准备就这样把道听途说来的各种事儿当成我的真实生活写进一本书里？说这些故事的人甚至有可能只和我说过一个小时的话，他们也可能是一个月、一年甚至两三年内才和我就某些五花八门的话题进行过交流。何况，我的生命已经存在了4100多个周、28800个日夜之久，说得更厉害点儿，它已经历经了。700000个小时……就我个人的观点来看，写一篇真正的传记就是一场大胆的冒险，这不是用几个对话内容就可以完成的。”  尽管如此，我依然选择开始这项冒险。访谈的对象是一些与海耶克相交时间匪短的人，其中一些曾与他共事多年。按照海耶克的逻辑，一篇传记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主角人物自己的记忆与讲述。然而众所周知，人们很容易进行选择性记忆。而且，记忆机制会倾向于压抑或者模糊那些与负面事件相关的记忆，与之相反，积极的事件或经历会占据记忆的大部分空间。

实际上，让我在多年前产生写一本有关海耶克和斯沃琪集团的传记这一念头的，正是他本人。在一次采访结束后，我顺口问他，是不是还没有人提出要给他写一本传记。 “那你来写好了！”他当时带着狡黠的笑容回答我。从他后来拒绝了我的请求来看，他当时的这句话顶多是一句戏谑性的玩笑。这个瑞士钟表之王不愿暴露自己的秘密。在我之前也曾有人进行过几次类似的尝试，．如奥斯瓦德·西格，前联邦委员会副总理兼发言人。几年之前，他和记者奥利弗·法尔尼提出的合作请求同样遭到了海耶克的拒绝。还有法国重量级的伽里玛出版社，也想委托一位作家为他写传纪，这一提议同样遭拒。因此，公众认识到的他，只是“半个海耶克”——他愿意向公众展示的那“半个”。

为了完成本书，我探访了许多与海耶克相交甚深的人，包括现今或过去和他亲密共事的同事、他的竞争对手以及一些政治家。

为了阅读的便利起见，这本书中内容结构的安排，部分是遵循事件发生的时间先后顺序，部分是根据所叙主题进行安排。第一篇讲述了这位商业巨擘的成长过程，包括海耶克不为人知的在黎巴嫩度过的青少年时代。为此我特意走访了海耶克当时的生活环境，尤其着重了解了他居于贝鲁特时期的情况。通过这些我试图找出当年促使他离家来到瑞士的动机。最后我发现，这个动机与后来他能够成长为独立自主的钟表实业者的原因如出一辙，那就是：海耶克像憎恶瘟疫一样憎恶“依赖”。在黎巴嫩时，他的家庭试图强迫他屈身于传统规范的紧身咒下。后来他到了瑞士，来自委托人和银行的压力让他感到自己的行为自由受限。即使是今天，海耶克最亲密的合伙人也不会知道，他的家庭还曾因其作出的向外移民的决策而爆发过一场冲突；海耶克刚到瑞士时，还有人给他设绊脚石。但他凭借自己出色的商业头脑和创新意识获得了成功，创立了“海耶克工程咨询公司”。据我所知，有关这家公司成立情况的一切信息与资料，迄今尚未有过任何公开发布。正是经营这家咨询公司取得的成功，才使得海耶克稍后有机会涉足瑞士钟表行业。在海耶克经营着这家公司的同时，斯沃琪已经进入了钟表市场。约赫姆·蒂默，海耶克当时在钟表界最亲密的合伙人，将在本书中以独立客观的见证人身份首度披露，斯沃琪手表这一划时代的发明是怎样诞生的。真正推动这一计划的人不是海耶克，而是昂斯特·托姆克。但地位之争并不是造成海耶克与托姆克两人反目的唯一原因。在本书中，将首次详细讲述这两人的关系是为何以及如何以决裂收场。

在第二篇中，我将描绘海耶克所缔造的位列世界钟表行业首位的斯沃琪集团是何面貌。他的疯狂创意与商业谋略是怎样使日暮西山的瑞士钟表业重振雄风，使斯沃琪集团成长为世界第一大钟表制造集团的。

最后一篇是关于斯沃琪集团现在与未来发展的分析。海耶克这位热衷于冒险的企业家自然也作过一些错误决策，但是这都丝毫无损于他对于瑞士商界的重大意义。以上这一事实，也正印证了尼古拉斯·海耶克先生对待“错误”的态度：不干事的人才不会犯错。

“这是一个关于海耶克及斯沃琪的成功故事。如果你喜欢阅读关于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创新精神及企业家的书，这本不错。”

——《巴塞尔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