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致索非一信的写作月份》；《茅盾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二日致范泉信》；《何其芳一封旧信的年份》；《郭沫若致唐弢的“请罪”函》；《端木蕻良三十五岁时一信》；《茅盾致钱君訇书信的年份》；《巴金致何为的一封信》；《巴金致胡乔木谈中国现代文学馆一信》；《未入集的冰心谈闲章一信》……龚明德编写的《旧日笺(民国文人书信考)(精)》收录了这些民国文人的作品。

民国文人，是指在一九五○年前已经自成文化风景的中国文人，主要指作家。这些文人，都是学养深厚、德高望重的，而且都写得一手耐赏的毛笔字，也就是说这些文人大都可以写一手漂亮的行楷或行草书法。所以，《旧日笺(民国文人书信考)(精)》编者龚明德特别选出他们没有刻意为写而写的随手书法小件作品来细细地试考。

《旧日笺(民国文人书信考)(精)》的作者是龚明德。

列宁去世时徐志摩致胡适的信

张元济欲配齐第二卷《生活》

叶圣陶函谢施蛰存饷鱼

梁实秋回复中华书局约稿

幸存的茅盾一九三一年问一信

徐志摩“丧中”致梁实秋

丁玲函复黄萍荪约稿

梁实秋恳荐部下书稿

梁实秋自荐译稿未果

彭家煌“十二日”留交陈伯昂的便条

冰心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三十日致林语堂

叶圣陶一九三六年问幸存短简

沈从文函托陈梦家为戴望舒拉稿

郭沫若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上旬在沪三天纪事

林语堂“捐交”蔡元培子女教育基金的信

梁实秋致刘英士谈《雅舍小品》

梁实秋再致刘英士谈《雅舍小品》

郭沫若五律《题吴碧柳手稿》的墨迹

《茅盾全集》遗漏的一封致李劫人信

巴金致索非一信的写作月份

茅盾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二日致范泉信

何其芳一封旧信的年份

郭沫若致唐弢的“请罪”函

端木蕻良三十五岁时一信

茅盾致钱君訇书信的年份

老舍署名“克”给赵清阁的信

沈尹默致信唐弢谈忆鲁迅

郭沫若“十七”日短简考

郭沫若致楼适夷的一封集外书信

阳翰笙函谢巴金对“《塞》剧”的“鼓励”

巴金致何为的一封信

巴金致胡乔木谈中国现代文学馆一信

未入集的冰心谈闲章一信

校后记

作为传统节日的农历癸亥年除夕是公历一九二四年二月四日，徐志摩这年春节前后一直在老家即浙江海宁的“硖石东山”中陪家人度过。但二十七八岁的青年徐志摩，实在无法中断自己在北京刚与友人开创的“事业”!他在例行问候之后，急促且最为牵挂的就是“聚餐会”是否还在继续“维持”这样的大事情。

徐志摩最为牵挂的“聚餐会”不是仅仅一帮朋友到一块儿来吃吃喝喝的世俗“聚餐”，而是一个相当有目的、有内容而且有深度广度的，不定期却又有着紧密连续性质的文化沙龙。这个文化沙龙，很快就升华为一个社团“新月社”，而且衍生成了一个出版机构，不仅编印定期杂志，还出版图书，一批有大体一致的理想的文化名流在这个“聚餐会”中大展身手——讨论、研究、演讲、排练戏剧，乃至著述出版等。

查胡适一九二四年一月日记，十九日有“聚餐会在公园举行，我们谈到四点多钟”、二十三日有“文友会聚餐，讲演者为Prof_Jans B．Pratt(简斯·B．普拉特)，他说‘暹罗的佛教’颇有趣味”，正巧印证了徐志摩书信中“聚餐会幸亏有你在那里维持”的“听说”。徐志摩这时非常看重这个“聚餐会”，他把它定位为“毕竟是一根‘社会的柱子”’的高度来认识这些文化人的聚谈。

翻阅当年或稍后徐志摩、胡适、陈西滢等这些“聚餐会”骨干即新月社主要成员们编印的《晨报副刊》、《努力周刊》和《现代评论》等报刊，就知道徐志摩讲的“社会的柱子”真还所言不虚。冯至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九日在北京大学纪念晚会上讲演“鲁迅在北大”时，就把新月社骨干陈西滢主编的《现代评论》和鲁迅支持主办的《语丝》、《莽原》并称为“当时敢于说话的三大杂志”。在这些“聚餐会”若干成员们办的刊物上，不论是他们自己写的文章，还是经他们的手发表的别人写的文章，也不论是谈文学或文化、论社会还是谈政治，其眼光、其说服力、其文风，即便现在细品，也大都是言之有物的好文章，对于推动社会文明大有助益，读了绝不失望。

书信中一句打了引号的“为此上避难在溪山”，估计是改写什么戏本上的唱词。徐志摩写信时，他与原配张幼仪已协议离婚快两年，苦追林徽因而又不得，是单身状态。所以一旦回到老家，总感觉自己对家庭、对家族有不可饶恕之罪，是个“罪人”是个“犯人”。徐志摩在德国柏林由两位朋友作证与张幼仪离婚这事，他的父亲是不赞同的，一直认张幼仪为养女，还是徐家的人。加上这，徐志摩当然在家中住得不爽。

好在徐志摩是个诗人，一场大雪就转移了他的视线。他不仅陶醉在雪境中，当得知列宁去世的消息还写了一首“悼列宁”的诗，诗稿随信寄给了胡适，问这位老朋友“看还要得否”。

我遍查手头的相关文档，没有找见徐志摩这首“悼列宁”的诗。上网看，有人断定此诗已失。我不这么看，我乐观地感觉到这诗作的原稿应该还存在着，或许就在胡适一九四九年“飞离北京时，曾留下了一批书信”的文件档案中夹着，有关整理者只公布了徐志摩的信，鉴于徐志摩“悼列宁”的诗与时论有碍，就暂缓公布。

这不是无端的猜测，不久徐志摩还多次谈到列宁，可以推知得到他“悼列宁的一首”诗的内容大概。

一九二五年八月十日出版的第一二四六号《晨报副刊》头条刊发了徐志摩的《一个静美的向晚》，其中这样写道：“你们下回到莫斯科去，不要贪看列宁，那无非是一个像活的死人，放着做广告的(口孽罪过!)……”

再过五个月，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一日第一四二八号《晨报副刊》，仍是头条，徐志摩索性写了一篇长文《列宁忌日——谈革命》，正面表述自己对列宁的认识。P4-7

酷暑中细读这一本小书的二校样，我仍感受到一种劳累之后收获时的清爽和愉悦。

我是一九七八年秋在襄阳度完“工农兵学员”的所谓“大学”阶段，留校担任中文系教职的。一九八三年夏调入成都，离开教学岗位二十五年。二○○七年十一月，回归教职，在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担任中国现代文学专职教师。

就是说，我没有被学院派的恶劣文风污染的同时也失去了学院派的优良文风的精深。

写作这一组文字，我有自己的恒定追求。我希望力所能及地把有可能打开的蕴藏在文献中的史实死结打开，为中国现代文学这门已被宏大叙事者们糟蹋得面目全非的学科提供一点儿原貌性质的探究结果。

我深恶痛绝的学院派恶劣文风中的两个细节现实，一是太多的注释二是大量使用阿拉伯数字。我的这一组文字，为了方便阅读，完全杜绝了文外注释；除非是原书名或原名称中固有，我自己的文字完全回避使用阿拉伯数字。这后一点，其实是国标的明文规定。

我还要把这类清通朴实而又“弄清楚”了问题的文字持续地写下去。我想：不再为“打工”忙乱了，或许会写得“更上一层楼”。

一位青年才俊友人为这本小书写了很好的序文，但被我抽下了。我自己写的牢骚满腹的后记，也遵照这位友人的指点抽下了。因为我领悟到无论是友人的叫好叫绝，还是自己的叫苦叫屈，其实都不是读者和学科所需要的。

读者和学科迫切需要的，只会是扎扎实实的探究结果。只有扎扎实实的探究结果，可以让读者读后受益、让学科吸收以进一步丰富饱满。过于张扬地渴求活着时就得到份内份外的种种世俗利益，对于一个有能力进一步探究的学者来说，是活活地自我作践。我自己并非超然，我要努力向这种只为读者写作只为学科奉献的应有境界靠拢。

虽然仅仅三十多篇系列考据文字的结集，究其成因还真是凝聚了不少人的辛苦劳动。从最初的“旧日笺”的搜集、辨识，一直到最末的成品图书的出版操持，除了我自己的劳作，相关人员默无声息的辛苦，也是相当关键的因素。

允许我代表有机会阅读本书的所有读者，对参与本书劳作的不署名的所有文化同行，说一声“感谢”。

龚明德

夏历癸巳年孟夏酷暑中于成都东郊

狮子山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三○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