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难以相信，但“创新思维”曾经是创造性解决问题的一个新鲜而引人人胜的忠告。自从20世纪70年代的某个时间这个词语第一次出现以来，它已经被不断反复使用，以致它已成为一种陈腐的思维方式，一种陈词滥调——实际上可以这么说，它意图去解放盒子里的决策者及其决策，但它自己却成为了那个盒子里的囚徒。不过，你不妨把它当作一条全新的建议，如此一来，你就会理解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在1914年末——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约五个月所面临的问题。
他的部队和在西部前线的所有其他参战人员一起被困在一个长达六百多英里的沟渠。该沟渠战况惨烈，血流成河，从英吉利海峡沿岸一直延伸至中立的瑞士边境。1914年夏天，战争看起来好像在第一个月就将结束，因为德国军队已长驱直入比利时和法国北部，迫不及待想入侵巴黎。但后来，指导这次扫荡行动的著名的施利芬计划却动摇、溃散，最后彻底失败了。1914年9月5日，入侵的德国军队停止行进，在法国首都三十英里左右的马恩河两边挖战壕。看到这里，法国和英国燃起了获救的希望，但这个血腥僵局带来的恐怖也由此增加。
西线是一个盒子，没有人比温斯顿·丘吉尔自己更清楚这个盒子的性质。战后，在其所著的关于此次战事的五卷权威纪实——《世界危机，19l1一1918》中，他称战斗是“通过杀戮和策略赢得胜利的”。技高一筹的将领依赖更多的是策略而不是杀戮。事实上，这是体现指挥官能力的一种指数：使用策略越多和依赖杀戮越少，他就越优秀。策略是应对战争的经济和高效的方法，而杀戮则是浪费和高代价的方法。西线的僵局问题源于条件不允许使用策略。在战场上，敌对的军队都力求侧击对方，即正面避开对方后，从侧面攻击或者绕过去从背后攻击更好。正面战斗是杀戮的行为，侧击战斗是策略。然而，在西线上，每一次当一方想避开对方，把战壕延伸到北边或南边时，另一方也会做同样的事情。很快就没有了进行这类回避的空间。在最后，唯有在把西欧一分为二的前线位置展开杀戮。
如同任何真正无畏的领袖，无论其来自一个军队、一个国家，还是一家公司，丘吉尔竭力去创造性地思考问题。他的观点非常简单：西线是一个盒子，因此，要从中跳出来。既然在西线上策略不可能得以执行，那么就转移到还存在可能性的前线去。
“伟大的事情都很简单。而且很多都可以被凝结成一个词语：自由、正义、荣誉、责任、仁慈、希望。”——1947年5月14日在伦敦阿尔伯特大厅发表的演讲
丘吉尔明白“大战”是一场世界性战争，所以他想到了欧洲以外的地区。他审视着全世界的局势，然后他所看到的是，与德国毗邻的土耳其对英国和法国的东部盟友俄罗斯是一个威胁。土耳其威胁着俄罗斯的南部边界，捆住了俄罗斯本来可以用来直接对抗德国和奥地利的部队。在东线与俄罗斯对抗的兵力越多，德国和奥地利可以用于对付西线上英国和法国的兵力就越少。土耳其同时控制着达达尼尔海峡——把巴尔干半岛与小亚细亚隔离开来的长而窄的海峡。如果盟军能够占领这个海峡，他们就可以打开一个去俄罗斯的直接通道，让军需物品和部队可以从西到东自由流动。此外，土耳其将发现自己受到威胁，因而，甚至可能把这个国家彻底赶出战争之外。在这两种情况下，土耳其军队均将不得不从俄罗斯边界回撤，从而让俄罗斯腾出很多兵力来对抗德国和奥地利。最后，夺取达达尼尔海峡的成功很可能会促使意大利加入到战争中来，加入盟军；另外还有一些没有参战的其他巴尔干半岛国家也可能加入盟军，尤其是希腊。
在夺取达达尼尔海峡这件事上，说比做容易得多。狭窄的海峡防御工事稳固，对战舰是一个极大的危害。在20世纪的早些时候，丘吉尔本人曾发表观点说，牢固的防御工事和达达尼尔海峡的重炮决定了“强攻”该海峡几乎不可能，因此，把“一个现代舰队暴露”在海峡面前是愚蠢的。不过，丘吉尔还主导了对英国皇家海军的大规模现代化建设，包括配备先进装甲板、更为大型的枪炮和更为精准的射击指挥系统。1915年1月，他向指挥地中海东部舰队的海军上将萨克维尔·卡登发去了一个问题。他询问，在军事技术取得进步的情况下，单独依靠海军力量是否可以削弱和攻克达达尼尔海峡？卡登回答说，如果船只数量足够，就可以做得到。要制造真正大规模的火力，就意味着要在较旧、甚至过时的战舰的基础上补充现代化战舰。这些老式战舰配备的装甲板没那么强大，因而它们在土耳其海岸炮台的火力下会更易受创。但是，丘吉尔认为这些战舰过于老旧，或多或少可以牺牲。此外，一些较为老旧的战舰及其船员的牺牲，将能挽救会在西部战线被无谓杀戮的生命，这是值得的。P3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