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的出场（当代人文女学者侧影）》是一本丰富多彩、自由随意、真实而极有特色的书。过去，还从未见到过专门呈现这一女性知识群体的思想、生活的实录。本书不仅生动地记下了30年来知识女性艰难跋涉的鲜明足迹，而且由于这是一本自述之书，作者谢玉娥往往直抒襟怀，全无伪饰，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剖析思想、总结自我的直白的精彩片段。值得一读。

谢玉娥编著的《智慧的出场（当代人文女学者侧影）》这本书的作者多为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新世纪第一个10年活跃在文史哲教学科研岗位和从事写作的、出版的、卓有成就的知识女性。其内容大部分是漫谈自己的成长过程、人生经历、思想和生活，不拘一格，娓娓道来，诚挚而真实。

这本书呈现了这个特殊群体中个人的不同成长过程，她们的欢乐和痛苦，特别是她们共同遭遇的困难：不论在学习、工作还是求职、评奖等各类活动中，自己的表现都必须优于男性才有可能实现。

《智慧的出场（当代人文女学者侧影）》作者多是学有所成的老中青三代知识女性，在她们真诚的自述中往往闪耀着探索和智慧的光辉，给读者以难得的启发。

重申抗拒失语(代前言)

叶嘉莹：我的诗词之路

『李子云』六月的云

——李子云老师侧影

郑必俊：结缘·求索·开拓

乐黛云：我的比较文学之路

苏者聪：独立思考力求拓新

孙小礼：文理交融的学术路

朱虹：我的本色的“女性主义”

刘思谦：作为“人学”的文学研究之学理与激情

——关于我的文学研究之路的回顾与思考

饶芃子：我的学术之“缘”与“路”

刘志琴：不拘一格求真知

陶洁：往事杂忆

汤淑敏：春蚕到死丝方尽

陈美兰：为追求学理性而执著前行

——在当代文学研究路上

陈祖美：“别是一般滋味”的学术之路

盛英：迟开的花儿：请别先凋谢

郎樱：从书斋走向田野

杜芳琴：寻梦、探索与践行

  ——27年妇女与性别研究反思

吕美颐：春华秋实

——我与中国女性史研究 

任一鸣：生命价值与心灵温暖

——我的女性文学探索之路··

金燕玉：寻求美好

赵园：被光明俊伟的人物吸引，是美好的事

——答《书城》李庆西问 

胡辛：蔷薇雨中的回眸

王春荣：我选择我存在

钱满素：半路出家

杜小真：我的未名湖梦

——一个“非正宗”北大人的回忆

金一虹：我的性别研究路

高世瑜：打开一扇窗子·

黄梅：奥斯丁“遇见”《教育诗》

邓小南：求学·治学·教学：感想点滴

黄嫣梨：几番风雨几番歌

王政：“逆水行舟”的10年历程

裔昭印：我的学习和研究之路

夏晓虹：随境自在展风华

——夏晓虹教授专访 

刘俐俐：人文知识分子的学术选择及其困境

屈雅君：今生一件事

胡亚敏：借鉴·整合·创造：西方文学批评的中国化道路

——胡亚敏教授访谈 

陈惠芬：重建和现实的关系

钱虹：我的来世今生

陈顺馨：学术是打通界线的和平工作

季红真：开拓心灵的疆域

孙歌：个体文化认同的精神性格

赵树勤：在倾听中成长

樊洛平：结缘台湾文学钟情女性世界

崔卫平：经验的年代

陆卓宁：“以文学的名义”? 

王红旗：为女性造梦、立言

——从事中国女性文学／化研究琐忆

肖 巍：生在一个男人大都还是“青蛙”的年代

——我为什么从事女性主义研究／女性与哲学

畅引婷：游走在学术与政治之间

——我的妇女研究历程和感悟

徐虹：我与“女性主义”

李长莉：习史明智学问人生

林丹娅：读读写写：我之林中路

戴锦华：随感两则

陈瑞琳：我的“草原” 

段江丽：岁月留痕

——那些与学术有关或无关的人和事

刘咏聪：前半生学记

陈晓兰：从性别研究到城市研究

——我的成长之路 

万莲娇：在文化审美的星空和大地练习做一个公民

郭力：人生百年何以自我一

荒林：读书、生活及女权

罗婷：从文学研究走向女性教育

李玲：生活在白纸黑字中

王字：记忆与冥想

杨莉馨：风景愈来愈美丽

李美皆：但是，就这样罢

董丽敏：从“女性文学”到“性别政治”

——一种回顾或展望 

后记：追寻她们的足迹

吕美颐：春华秋实——我与中国女性史研究

吕美颐，1944年生，196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曾任郑州大学社会性别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妇女研究会第一、二届理事，河南省妇女理论研究会理事，河南省历史学会理事。先后在河南大学、郑州大学任教，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女性史、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主要著述有：《中国妇女运动（1840～1921）》、《近代中国妇女生活》、《走出中世纪——近代中国妇女生活的变迁》、《中国近代史通鉴》第一卷、《中国妇女通史》（民国卷）等；代表性论文有：《中英南京条约与番妇来华》、《论中国妇女运动对近代社会变迁的推动作用》、《社会性别制度与史学研究》、《清代的督催与注销制度》、《清末官制改革与国家体制近代化》等。先后承担国家社科基金、澳门第三届学术研究奖学金、台湾中华发展基金等研究课题，参与中、日、韩等国家和地区学者共同承担的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亚洲基金资助项目。

1944年我出生于北京，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一附小、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中就读，后转学到郑州八中，1963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这几所学校，都是全国或地方的名校，优良的学校教育留给我很多宝贵的东西，其中最重要的是自信的品格和勤奋的精神，这是我一生受用不尽的财富，帮助我渡过了许多难关。

1968年大学毕业后我到大庆油田接受“再教育”，先是做工人，后来调入中学当了教师。1982年，已经38岁的我开始了人生重大转折。这一年，我的先生郑永福于河南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我也因此走出了大庆油田，从遥远的黑龙江来到了中原腹地开封，调入河南大学历史系。当时的心情很是矛盾，既有阖家团聚的喜悦，又有对未来工作的忐忑不安。自己转瞬间从一名中学教师变为大学教师，对此毫无心理准备，而最令人不安的还是自己专业知识方面的欠缺。大学期间正值“文化大革命”，由于停课闹革命，很多课程没能开设（其中就有自己将要承担的“中国近代史”）。在中学的十余年里，自己教过政治、几何、俄语等多门课程，遗憾的是从未曾教过历史，没有机会对历史专业知识的不足进行弥补。可以说，自己对于既将担当的“中国近代史”课程十分生疏，根本无研究可言。当时，这种先天不足对我形成了巨大心理压力，而且在后来的教师生涯中也延续了很多年。

来到河南大学后方知这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1912年建校，新中国成立前曾经是名流宿儒藏龙卧虎之地，声名远播海内外。历史系则一直是文科头牌，范文澜、尹达、郭廷以等著名历史学家都曾在这里任过教。我要调入的是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上个世纪80—90年代，在这门课教学中担当主力的是胡思庸、毛健予、荣铁生三位教授，他们在年轻教师心目中都是学识渊博、治学严谨的楷模，毛先生上世纪3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而胡先生60年代时已是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研究领域中知名的专家。很幸运，我得到了他们的热情鼓励和悉心指导。回想起来，若没有他们的帮助，无法想象我能够在短期内顺利走上陌生的大学讲台，又很快进入陌生的研究领域。当然，在我完成这一跨越的过程中，先生郑永福对我的帮助最多也最为及时，后来我们经常开玩笑，说我应算是他的第一个研究生。

进入河大后最初几年的主要工作，除了教学，还要给毛先生当助手。毛先生以研究历代政治制度见长，他给我开列了高一涵的《中国监察制度史》、章太炎的《中国宰相用奴说》等一批书目和文章，于是我开始了苦读和恶补。一年后，1983年我开始接手“清代官制”，为79级同学开设选修课，3年后这门课被扩展为“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成为了我在教学中的主打课程。迈进科研领域是比开设一门课程更加困难的事情。1984年，我在本校学报上发表了第一篇论文——《戊戌变法与官制改革》，为此经过了一年苦战，当年冒酷暑查阅资料的情景至今历历历在目。文章被人大复印资料复印并被《新华文摘》转载，这给了我极大鼓舞。于是再接再厉，几年之内连续发表了五六篇有关政治制度史方面的文章，令人欣喜的是其中多数都由人大复印资料复印了。《清末官制改革与国家体制近代化》一文，发表于1986年，文章从政治改革的角度重新评价了清末新政，通过揭示国体与政体的变化，得出中国国家体制近代化始于清末的新结论。这一观点在当时比较新颖，得到了学术界认可。1991年，我在《中国史研究》第3期上发表了《清代的督催与注销制度》一文，主旨是探讨如何从制度上保证行政效率的问题。这是我几年来研究“清代官制”的一次升华，也是我真正树立起对于自己信心的起始点。以往在写文章之前，我经常会先征求几位老先生和郑永福的意见，这一次则完全是独立确定的选题。我在教学中发现，历代特别是清代，在保证行政效率方面逐渐形成了一套制度，如规定承办各种文牍、事件的期限，采取“督催”与“注销”等手段来检查办事情况，惩罚懈怠等，但当时学术界还没有关注这一问题，一些值得当今借鉴的做法也未受到重视。文章很快写就，虽然被省内某杂志耽搁了近两年，但转投《中国史研究》后几个月内就发表了。十几年后我到台湾中央研究院做访问学者时发现，其实当时台湾亦有学者开始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只是我未能获得信息而已。大约经历了十余年，我才初步完成了向一名大学教师的过渡，在教学与科研方面摸到了一些门径，基本弄明白了搞好教学的要领和进行学术研究的规范。但是，半路出家使我比一般人经受了更多的艰辛，并付出了很多牺牲，由于长期处于紧张状态我患上了甲状腺功能亢进，郑永福因此放弃了读博士的机会，一双年幼的儿女也因此在学习和生活上很少得到我的关照，受了很多委屈。这一时期，我的很多精力都用在了补课方面，主要是弥补大学期间应该掌握而没能掌握的那些知识，仅外语就参加了一年半的补习。80年代中期，北师大的杨钊先生来河大讲学，大学时他曾为我们讲授过历史文选课，聊天中我们感慨几年来补课的艰辛，感叹如此补下去似乎难有尽头，他则道出了一句令我至今记忆犹新的话，他说：搞历史研究涉及面很广，无论什么人都需要不断补课，缺什么就应该补什么。从此之后，“缺什么补什么，急用先补”，就成为了我学习的基本方法。

正当我的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研究处于顺风顺水之时，一件事改变了我的研究兴趣与方向。1984年起，荣铁生先生邀请我参加他与刘乃和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妇女名人词典》，后来又提出编写《中国近代妇女史》的设想，把我列为主要作者，这是我接触妇女史研究的开始。当时，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解放不断拓展着历史研究领域，社会史热、文化史热同时把妇女史研究推出了水面；不断涌现出的妇女社会问题，如女工下岗、妇女干部在竞争中失去优势、所谓的陈世美现象等，也呼吁学术研究为现实服务，妇女史研究因此而兴起。荣先生是近代史学界最早进入这一研究领域的先行者之……

P191－193

乐黛云

《智慧的出场——当代人文女学者侧影》是一本丰富多彩、自由随意、真实而极有特色的书。过去，还从未见到过专门呈现这一女性知识群体的思想、生活的实录。

这本书的作者多为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新世纪第一个10年活跃在文史哲教学科研岗位和从事写作的、出版的、卓有成就的知识女性。其内容大部分是漫谈自己的成长过程、人生经历、思想和生活，不拘一格，娓娓道来，诚挚而真实。

这本书呈现了这个特殊群体中个人的不同成长过程，她们的欢乐和痛苦，特别是她们共同遭遇的困难：不论在学习、工作还是求职、评奖等各类活动中，自己的表现都必须优于男性才有可能实现。她们更比男性多一层负担，那就是“对于生孩子的拒绝和渴望”。正如生于1969年的李美皆副教授所总结的：“我们这样的女人，为学业，为前途，为成家，为内心莫名的期冀、犹疑和焦灼……忙完了大概就是32岁了！……如果现在有一个生孩子的机会，我会毫不犹豫地放下手头所有的事情，去专心致力于一个孩子的诞生，去充分体会身为女人的最基本的同时也是至高无上的创造力。”但“生孩子的必然后果就是：孩子使你发奋想做点什么，但又给你一个什么也做不成的借口！”关于这个任何知识女性都难以逃脱的外在和内心的纠结，再没有比李美皆写得更深入、更细腻的了！

在这30年前后成长起来的知识女性多半都与女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相关。这本书记载了她们对当时盛行的女性主义的接受、思考，也有怀疑和批判。但无一例外，她们都怀着探索和支持中国妇女解放的热忱，不遗余力地全身心投入为之奋斗。当年中国女性学学科的奠基人和学术带头人之一，原郑州大学的李小江教授在女性研究领域进行了全方位的拓荒工作。最难忘的是她和后继者们为建立第一个中国妇女文化博物馆而付出的艰苦努力。自1991年起，李小江就立志筹办一座从未有过的中国妇女文化博物馆，她和伙伴们东奔西走，费钱、费时、费力，终于搜集了400余件妇女人类学藏品，包括极其珍贵的已经绝迹的湖南女书，记载着民族迁徙历史的苗族刺绣，等等，但她们却因无权、无钱、无力而无法在河南正式展出。几经磨难，从孕育到诞生整整用了11年，这个极有特色、极有价值的妇女文化博物馆才终于在陕西师范大学正式建立！其复杂曲折的斗争经过和情感历程详尽记载在本书屈雅君的《今生一件事》中，足见开展妇女研究工作困难之一斑。

本书作者多是学有所成的老中青三代知识女性，在她们真诚的自述中往往闪耀着探索和智慧的光辉，给读者以难得的启发。举例来说，我读刘俐俐的《人文知识分子的学术选择及其困境》就觉收获良多。她提出人的“沙粒化”和公共空间的问题，她认为文学的公共空间正在消失，她问道：“我们的文学研究的结果以怎样的方式进入公共空间？还能够进入吗？能对现实人生有多少帮助呢？……一方面承认文学公共空间业已消失是很让人文知识分子痛苦的事情，另一方面，我们仍然从事的学术研究又宿命般地与对人的关怀，对公共空间相联系。”这触及了每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问题，用刘俐俐的话来说，这种“心里非常清晰中的无奈”不是也经常叩问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智吗？另外如徐虹提出的一些男性批评家以捍卫中国文化的面貌出现，认为中国道家崇尚阴柔之美，中国伦理确认母亲的地位，“天人合一”的“第一自然秩序”就是阳为先为主，阴为次为辅等，他们坚持这一切都证明“女性问题”在中国根本是一个“伪问题”，不值一顾！这类说法虽然荒唐，却仍颇有市场，根深蒂固、貌似有理，值得深思。

总之，这本书不仅生动地记下了30年来知识女性艰难跋涉的鲜明足迹，而且由于这是一本自述之书，作者往往直抒襟怀，全无伪饰，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剖析思想、总结自我的直白的精彩片段。值得一读。特向大家推荐。

2011年6月29日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追寻她们的足迹

行走至此，不得不停下来了——从本书开始约稿，到今天已经三年。

记得还是九年前在东北的一次女性文学研讨会上，当我置身于那个温暖而又熟悉的群体时，忽然想到：编一本由女学人撰写的谈自己治学的书，该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因为我在进行女性文学研究资料搜集的时日，发现我国当代女批评家已不是过去人们所形容的“屈指可数”，而是已发展成为一个可观的群体了。这些女学人是如何走上学术之路的？与男性学人相比，她们的经历、体验有何不同？她们的出现对人文研究和人文学科有着怎样的意义？作为妇女群体中一个独特的类群，女性学术群体的形成与妇女解放、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又有怎样的关联？于是，我开始关注她们。

就职业讲，当代女学人主要从业于高等院校和社科院所，读书治学、著书立说是她们的专业，也是不懈的爱好与追求，而对社会、人生和人类的关注则是许多人内在的目标与动力。虽然从总体上她们在同行人员中特别是高层次专业人员中比例仍占少数，但其足迹已跨越古老的性别禁区，步入了往昔女性难以涉足的学术之门，尤其是我国当代妇女与性别研究学科的创立和发展，与女性学术群体的形成密切相关。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数以百计的人文社科女学者，学界几成定势的男性性别格局将依然如昔。

在我国，女性从事学术并非易事，作为一项专业的学术研究在相当长时期内与她们无缘。在妇女被剥夺“思想”与“言说”权利的时代，学术是男性的专利，学术史上留下的是男性思考、发声的记录，即使被誉为古代学术盛事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也消去了女性的声音。但历史上女性涉足学术并不乏人，如以学问著称的东汉史学家班昭被称作“曹大家”，可谓中国女性“学人”之第一，后代一些学问渊博的女子也常以“曹大家”自比；但班昭传世的《女诫》却成了封建统治者用以禁锢妇女身心的“女教”经典，就此而言，学问与性别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在古代，妇女个人的治学活动多发生在一些有条件的家庭、家族，有识女子在“绣馀”、“女红馀”读书撰文，通过对前人著述的注释、题跋或品评发出自己的声音，她们中留有如李清照《词论》那样不朽的词学名篇，出现过以诗歌批评而闻名两浙的汪端、王端淑、沈善宝等女性。近现代以来，随着社会的解放，妇女中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越来越多，女子在各个领域得以大显身手、施展才华与才干，从事学术研究、以学术为专业的女学人的群体出现并非偶然。尽管我们仍然可以听到诸如“学术不适合妇女、不是女人干的事”等俗言，但参与学术的女子由少到多不断涌现，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本书文章的作者所拥有的一个共同身份即“女学人”。

这些女学人大多是在人文学科学界有一定影响的专业人员。按出生年代分：1939年以前15人，1940～1949年12人，1950～1959年25人，1960～1971年13人。其中，年龄最长者出生于1924年，与最小的相差近50岁。本书将数代女学人的文章以作者的出生年月排序，从中可以看出不同时代、不同年龄段成长起来的女学者的经历、感受及其特点。其中尤以从事文学专业的居多，其次为历史、哲学、艺术等门类；她们中多数为中国大陆人，另有香港地区3人、海外3人。编者特邀乐黛云、朱虹、刘思谦、饶芃子、杜方琴、吕美颐、魏国英、高世瑜、李小江、王政、夏晓虹、戴锦华等教授为顾问，经推荐、了解和查询，先后共发出邀请函近百封，最后落实撰稿65人。

该书体例主要由女学人撰写的作者简介、学术自传、学术感言组成，随己所愿，各自有所侧重，而没有规定统一的写法和样本。作为以当代女学人为对象的相关资料的汇集与留影，最初被纳入了刘思谦老师主编的“娜拉言说书系”，后因稿件体例有别而纳人“女性生活潮汐”书系。编者自2009年7月开始组稿，有关想法得到许多作者的理解与支持，但对她们来讲，最突出的问题是时间——她们繁忙、劳累，承担着繁重的日常教学与科研工作，既要指导研究生论文、申报研究课题、参加研讨会等各种学术活动，有的要较长时间出国访学。她们手里有需要如期完成的科研项目，有的已有数家约稿在先，忙得“焦头烂额”，“欠下许多债”；有的兼着行政工作，“马不停蹄”，难以静下来；有的年事已高，身体欠佳，不能催。在恳请这些学者撰稿时，我充分理解、体谅她们的心情和难处，做好了长期、耐心的等待。我感到，很快地出书并不是目的，能够让这些长期从事学术研究的女学者对她们的学术活动进行一次系统的回顾与总结，对学术不无裨益。正如那些前辈所言，她们以前写了不少研究别人的论著，却很少去总结和研究自己。借此，一些人开始认真地回顾、梳理，有的特请人帮助整理。她们认为：这是一项有益于学术事业的大工程，感到自己正好有一些想说的话借以表达，尽管有人是在重病康复后又重新动笔的，有的因亲属遇到不幸或身体突然不适而不得不中途放弃，有的因某种特殊原因——“不能”说自己想说的话而难以成文，有的因“从来不写个人”而辞谢。当然，也有不少人感叹过不知道该“怎样写”，或感到写自己有“自吹”之嫌。总之，在组稿过程中，女学人工作的繁忙和态度的“低调”是很突出的。因时间等原因，她们或苦于“分身无术”，只好交了“急就篇”；或交来已发表过的学术回顾或访谈。难忘的是，在本书开始策划时，忽传来著名评论家李子云先生不幸辞世的消息，悲痛之余，顿感“时不我待”——已准备邀请她为“特邀顾问”。无奈，只好恳请陈惠芬女士撰写了一篇缅怀文章。由此，我感到这些出自女学人的自传资料对其中一些年事已高者来讲具有“抢救”的意义。因此，我不断鼓励自己克服困难坚持下去，我的诚心和耐心最终也“感动”了一些人。但几位人们很熟悉的女学者却因诸种原因未能在这里出现，令我深感遗憾。

该书最初名为《智慧的出场》，约稿中，有人觉得书名好、有创意；有的感到有点“高调”，提议更换，后来改为《求索之路》。最后由河南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张云鹏拍板，仍用原来的书名。学术研究作为一项特殊的思维活动，需要思想、智慧和脑力劳动，它是智慧的一种而非“唯一”，妇女的智慧也绝不仅仅体现在学术上，更不是只有学术劳动才能出智慧。历史上，妇女的智慧灵光即使在被社会的幽暗遮蔽时也常顽强地折射出来。今天，当她们的“智慧”可以名正言顺、大胆“出场”时，与传统社会规范妇女的“卑下”、“屈从”、“隐忍”的性别姿态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因此，所谓“高调”也可能是久已习惯“低调”之后一种心理上的“不习惯”？但愿它不会被人误解。主编这本书是我很乐意做的一件事，虽然时间较长，但最终能得以面世，总算了了一个心愿。几十位女学者将她们人生、治学的经历、体验、感悟慷慨地提供与大家分享，是我们的幸运，阅读她们的文章，的确受益匪浅。我相信，它将会给读者带来丰富的启迪——她们有的从小就接受了系统的中西文化教育，学问功底深厚，在学术道路上已走过半个多世纪，如今可谓德高望重，著作等身；有的是半路出家，中途改行，在改革开放之际迎来了学术生命的新生，在人生道路的重大关口重新抉择，知难而进；有的在新的学术领域勇于开拓，不断吸取新的理念与方法，以蓬勃的学术生命力为推动学科建设和专业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她们具有较高的学历水平，曾有幸遇到过名师指导和教诲，许多人还曾出国留学或访学、讲学、做研究。她们既虚心学习传统文化的精华，融会古今中外的知识，又不固守已有的学说定见，敢于质疑、批判，不拘一格求真知，以开放的眼光和思想在学术领域大胆求索，不断突破与超越。她们在文字与现实中穿行，长于思考，重视交流与对话，既“做文”也“做人”，以坚定的毅力和执著的精神追求人生价值的实现，为此，付出了青春、健康乃至生命。其中不少人已年逾古稀、疾病在身，但精神不老、笔耕不止，有的历尽人生忧患与挫折，经受过巨大的不幸和打击，最终以坚毅的品格从苦痛中超拔，投向更广大更高远的人生境界。有的自知“老之已至”，急待把自己数十年宝贵的体会传给后人，以使学术的薪火永传。

有的女学人事业上比较顺利，但许多人的学业、学术道路并不平坦，尤其是在中国内地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学术被政治利用，政治左右了学术，不少人一生中精力最为充沛、最为珍贵的年华在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中被消磨殆尽，学业、事业遭到难以弥补的损失。作为女学者，她们同时承担着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双重责任，为此有的不得不推延婚姻、生育，为学术的“出场”付出了代价。她们有的对妇女与性别研究及相关课题投入了更多的关注，性别与学术已成为当代人文研究中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从某种角度讲，女性介入学术本身即显示了学术的一种“性别”成分，而妇女在学术界的地位也是妇女社会地位的一种体现，当学术有更多的女性参与，当与社会人生密切相关的人文学科能听到更多女性研究者的声音，学术的人文思考和性别关注也必将会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层面。女性学术群体的形成和学术力量的发展是妇女生命力、创造力的一种体现，也是我国妇女解放事业深入的一个标志。因此，编纂这本由当代女学人撰写的学术自传、学术感言，集中展现女学者们的精神风貌和智慧风采，对于推进妇女解放和人文学科学术事业的发展，消除社会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性别歧视和性别偏见，不无积极的意义，

作为一个有思想有识见的人文女学者，如何坚守一个真正的有思想的知识分子所应具有的独立品格与良知，不为各种时尚、潮流左右，不为现实的功利诱惑，能在纷杂的社会环境中善于倾听并发出自己的声音，使自己的思考立于人文精神的前沿，为改进人类文化生态和社会人文环境，为人类生存质量和文明程度的提升奉献自己的智慧，使自己的研究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闪出光华，无疑是全体女学者的奋斗目标。当代女学人作为女性知识分子的一个群体代表和缩影，既是社会广大妇女中的佼佼者、幸运者，也是妇女解放的前行者、引领者。因此，她们关注社会，关注不同阶层的妇女群体和人类命运，为世界和平与社会人文生存环境的改善发挥学术的力量，以完成历史赋予的神圣使命与责任。

至今，编者尚未能与许多作者谋面，但通过一次次电话、邮件、短信，认识了她们，不断感受到她们忙碌的身影：或上班，或参会，或外出，有时正在车上，有时去了医院，有时刚刚回国下飞机。我从不放弃与她们的联系，认真听取她们的建议，在相互理解、信任中，不断鼓励、督促，约定交稿时间。当最后一份稿件——上海师范大学的裔昭印老师在百忙中完成发来，全书文稿终于齐全时，我感到了莫大的安慰。感谢裔昭印等女学人的积极参与，也感谢所有“出场”与未“出场”的女学人，她们是本书得以面世的坚强支撑与后盾。这里，所谓“出场”仅是一个象征、一种力量的展示，作为广大妇女群体中一个新兴的群体，当代女学人日益活跃的身影早已展现于学术舞台。关注她们，追寻她们求索、跋涉的脚步，在人文思考的山路努力攀登，寻求、瞩望人类文明在新的世纪里可能闪现的光亮点，是目标，也是动力。

我真诚地钦佩她们，并将执意追寻她们的足迹，生命不息，求索不止。

谨以此书，表达我对当代女学人由衷的感谢与敬佩！

由衷感谢河南大学出版社，感谢出版社总编辑张云鹏教授，感谢资深编审刘小敏女史、责任编辑谢景和老师。感谢刘思谦教授，感谢乐黛云教授等顾问，感谢乐老师为本书撰写序言，感谢一切应该感谢的人。

谢玉娥

2012年7月23日于开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