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子的后人》是作者（袁一强）当年践行陈建功先生倡导的“作家新体验”而成就的一部中篇小说。

小说描写了老北京的饮食男女、三教九流：拉车的板儿爷、杠夫、掌柜的、京剧演员……小说中白描、冷静的叙述，烘托出社会转型期间小人物的千姿百态，睿智而机智的语言，把小人物的荒谬表现得淋漓尽致，扑面而来的反讽热潮，勾勒出老北京市井文化的真实画卷。

袁一强编著的《祥子的后人》是一部别开生面、不可多得的京味小说选。《祥子的后人》选取不同的题材，切入不同层面，描写了老北京的饮食男女、三教九流：拉车的板儿爷、杠夫、掌柜的、京剧演员……小说中白描、冷静的叙述，烘托出社会转型期间小人物的千姿百态，睿智而机智的语言，把小人物的荒谬表现得淋漓尽致，扑面而来的反讽热潮，勾勒出老北京市井文化的真实画卷。

在读过清纯的爱情小说，抑或是玄幻、穿越等作品之后，拿起一本题材独特的京味小说，胜过品一杯浓浓的酒！

祥子的后人

杠夫

二掌柜

杠夫的后人

爱国者衣锦还乡

爱路无门

诱惑

跋：一点遗憾及“寻人启事”

附录：袁一强小说精彩评论

好书总有人读

赞扬的与不赞扬的都说

英雄主义的另一类塑造

祥子的后人

天气出奇的闷热，严义祥望着令人眼花缭乱的人流越发感到燥热。他觉得每一个人体就是一块三十六度的暖气片，之所以出奇的闷热，除了天气的因素之外，还有无数这样的“暖气片”连在了一起，不停地向外散发着热气。闷热的天气使板爷儿们对他这个新冒出来的新手失去了新鲜感，天气闷热得人们都懒得说话。严义祥也知趣得很，学着同行们的样子，懒散地仰靠在车上。

前门商业大厦，人人大酒楼前边的这百十米荫凉儿几乎全让等客的三轮车挤满了。客运三轮车不能像“面的”一样满街跑着招客，只能跟钓鱼似地死在一个地方耐着性子坐等。板爷儿们或漫不经心地靠在车上抽着烟；或跷着二郎腿坐在车上似睡非睡；或交头接耳地聊着什么，说到开心处冷不丁哈哈一笑怪吓人的。但不管是闭着眼的还是睁着眼的，只要从人流中冒出个要车的，板爷儿们就会眼睛瞪得跟包子似的，虽表面上谁也不动声色，但心里都愿意那“鱼儿”能过来咬自己的钩。眼瞧着别人拉着客走了，那心情就跟钓鱼时看着别人甩上了大鱼是一样的。

“狼多肉少”，板爷儿们无不这样叹息。在他们的眼里满街乱跑的“面的”就如同庄稼地里一夜之间生出的蝗虫，将要到嘴的收成全抢着吃了，留给他们的只是“蝗虫”吃剩下的那一点点，光有皮没有肉的那一点点，让你将够吃个半饥半饱。

龙井鱼和大鼻子的车背靠着车背停在一起，两个脑袋靠在各自的车背上聊着昨晚牌桌上的事。大鼻子连叫着手背，两天挣的钱让他一个晚上就输进去了。

“大鼻子，听你苏叔一句劝，闲得慌了弄两只鸟儿养，甭总跟麻将那么亲，明儿小心把自己的媳妇也输进去！”与大鼻子对面的老苏头搭话说。解放前就干这一行的老苏头敢在这帮小子面前充大辈，他前后拉车的年头跟大鼻子他们的岁数差不多。

“我说‘核桃酥’，别人的媳妇您少操这份心，您先把自己家里的‘白薯脚’看好了，别让她满世界收购金元宝去，老两口儿甭总想着把北京城的钱全赚去！”大鼻子的嘴从不饶人，哪壶不开提哪壶，又提起了老苏头的老伴花两千块钱在街头买假元宝挨蒙的事。

龙井鱼在一边也犯坏道：“知道吗？那是咱们苏师傅怕国家的黄金外流，特意多给老伴留下点儿活钱守在街上，瞧见元宝就收，想凑齐了一百个金元宝再献给国家。苏师傅七十多了干吗还这么玩命蹬，不下火线？就是为了能早日凑齐收购一百个金元宝的钱。我说的对不？苏师傅！”龙井鱼扭过脖子，半眯起那两只金鱼眼冲着老苏头泛着坏笑。

“我不跟你们两个小子治气！”老苏头气哼哼地甩了一句，就眯起了眼将头靠在车背上不再吱声。他知道这帮小子瞧他退休金拿着，又出来蹬车跟他们争这碗饭吃有气。他不是缺这口饭吃，即使退休金不够，还有儿子呢。但他天生爱这一行，爱鼓捣车，喜欢将自己的车拾掇得锃光瓦亮；爱听走起车“叮当”乱响的铜铃声。“文革”中嫌人力车这行给北京丢人现眼，一度将这行取消了，蹬车的全进了工厂，这倒使他有了铁饭碗，又拿上了退休金。十年前他退休后重操旧业，他惊喜地发现，他干过的这一老行当竟变得赚钱如此容易。只要能帮着找到旅馆，就是十来分钟的道儿，你要个二十、三十的全不打价。你只要舍得这身力气，蹬上车就能来钱。那时像龙井鱼、大鼻子他们这帮小子十块钱的活儿根本不放在眼里，拒载那是家常便饭，板爷儿们牛得很。但随着旅馆多了起来，“面的”又铺天盖地上了街，这行就从爷爷变成了三孙子，板爷儿们再也牛不起来了。

现如今岁数在这行里竟然成了宝。人们要车的时候喜欢找年岁大的，认为年老的要价公平，不“宰客”；似乎头发越白越可靠，脸上的皱纹越多就越值得信任。年轻的板爷儿们瞧着老头儿们干得有滋有味，而自己却坐冷板凳给别人当“啦啦队”，自然心里憋着一股气。老苏头为人随和、热情，又好与人打个哈哈，本来挺受那些年轻的同行们喜欢的。但如今僧多粥少了，“老和尚”又都吃粥有道，自然也就不再招人喜欢了。

龙井鱼和大鼻子他们总话里话外地烧他，老苏头心里明镜似的。但他似乎是有意让这帮小子在话上占点便宜，接三差五地送他们一个“哈哈”。他觉得毕竟是老的抢了小的饭碗。老的都有“铁饭碗”，尽管那碗里的肉并不多，但那是别人抢不走的。而这行里的年轻人大都是“圈里边”出来的，全捧的是泥碗，就指着这一行养家糊口。这帮小子虽有时“宰客”黑了一些，但时而又表现得挺仗义。前年夏天，车工老徐头中暑晕在车上，就是大鼻子二话没说蹬起车送到了医院，看完病又送到了家。虽说事后大鼻子照旧背地骂老徐头太贪，出车最早收车最晚没死没活地干。老苏头为人最讲究人和，他总好说，人走到一起就是缘分。

“嘿，龙井，知道咱们苏师傅想什么了吗？”大鼻子见老苏头高挂免战牌，便想着乘胜追击。

龙井鱼头仰在车背上，眨着他那鼓眼泡，泛着坏笑说：“那怎么不知道呀！想着换够了一百个金元宝再给老伴做双金鞋呢，四寸半金莲也是金莲呀！白薯脚来双金鞋一穿多地道。”说完一阵坏笑。他扭过头来想看看老苏头的反应，却见老苏头身后的那戴眼镜的胖子拉上两个小妞儿刚蹬上车。他猛地一拍眯着眼的大鼻子，叫道：“瞧嘿——大熊猫也中彩了！”

“跟他妈的打麻将一个德性，越是新手越和牌！你还没法儿生这个气！”大鼻子睁开了眼，气哼哼地说。

“去长富宫，要了‘一块五’人家没打价。”老苏头说话时眼皮都没有动。他紧挨着胖子，自然清楚胖子这趟活的收入。一块五就是十五块，这行的人讲究将钱的数目缩小十倍说，也不知道是哪位大爷开的这个头，一来二去还真成了这行的行规。今天要说拉了五块钱，那就是五十块。如今一块五的活要算甜活，一天能碰上这么两趟活你就没急着。老苏头义务通报胖子这趟活的收入，也不知是随便说说，还是有意气气大鼻子他们。反正说得大鼻子的眼睛再也眯不上了。P1－3

我与作家袁一强是多年的忘年好友，在最近一次聊天时，他邀我为其即将结集出版的中篇小说集《祥子的后人》写篇序文。由于没有思想准备，我笑着说：“你早已是著名作家了，我哪有这等资格？！”但对老友的“抬举”，我还是高兴地答应了。

《祥子的后人》是作者当年践行陈建功先生倡导的“作家新体验”而成就的一部中篇小说。作品发表后很快又被《中篇小说选刊》转载；而后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又在北京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文艺作品征集中获得优秀短剧奖。但我更感兴趣的还是集子中收入的三个写“杠业”的小说。

《杠夫》、《二掌柜》、《杠夫的后人》是作者将焦距对准了北京殡葬行业最下层的小人物，发表后颇受好评。著名作家邓友梅、中英杰等都有佳评。中先生在其评论中说，《骆驼祥子》曾为人力车夫树碑立传，这篇写杠夫的小说或也可把杠夫们的命运传读于世。

尤其是而后出版的长篇小说《皇城旧事》，袁一强更是以丰富的生活素材，生动娴熟的。“北京话”，淋漓尽致展现出尘封良久的老北京民俗风情画卷。小说一出版，即被北京交通台录制成“长篇小说连播节目”，而后又在听众中组织了“我听皇城旧事”的征文活动。同年，这部小说在北京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征文中获长篇小说佳作奖，翌年又获得首届老舍文学奖提名奖。

我看过这部小说后，随即拿起一支秃笔诌出几首竹枝词为老友助兴。发表后居然有人称好，部队老作家郑文林先生还在一次群众诗会上朗读了其中一首：“莫道杠夫是末流，双肩抬走帝王侯，刘头最喜津津道：皇杠、亲王、袁大头。”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袁一强在其文学创作中十分重视生活体验，为写好祥子的后人，他真的上街当了几天“板爷”。为写好杠夫和他的后人们，他真的跟车去接过尸，与殡葬职工近距离接触攀谈。这其中一位十一岁时就为孙中山灵柩恭移打过执事的老何头成了他的忘年交。老何头无儿无女，老伴又无工作，袁一强便时常前去探望，帮其解决了一些生活上的困难。正是他几次代其写信申求帮助，使其单位领导高度重视，将其纳入重点帮扶对象，让这位殡葬老职工幸福地走完了人生最后一程。

殡葬事业，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殡葬职工的工作应该赢得整个社会的支持和尊重！正如邓友梅先生说的那样，无论是谁，也无论其身份的高低贵贱，每个人终要与他们“合作”一回。

为了更专心坚持文学创作，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袁一强冒着风险辞官“下海从文”，连续干了三届合同制作家，数年下来收获颇丰。如中篇小说《小人不可得罪》发表后即被《小说月报》及一些报纸的副刊转载。他的中篇小说不少被各家出版社收入集中，仅《小人不可得罪》就先后被六家出版社收入小说集。中篇小说如此，他的长篇小说也颇见功力，如长篇小说《硕鼠》，出版后仅半年多时间就加印了五次。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联合北京作协为这部作品专门召开了研讨会，《硕鼠》得到了众多专家的高度评价。

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那年那月的事》是根据发生在北京的实事创作的。即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末，一家不起眼的小厂接收了百十名因言获罪，被逐出校门的“右派”大学生。而正是这些学生在多年后成了企业的技术骨干，最终使这家企业成为了北京一家科技含量很高的上市公司。小说着力描述了这批另类大学生在工厂如何经历大跃进、反右倾、三年困难时期、“文革”直至改革开放的历程。而三十年后，领导这家企业成为一家上市股份公司的人正是当年的“右派”学生范建国。当年顶着压力接收这批另类大学生，并恰到好处地保护了这些受难者的厂领导李宪平等人早已离休。

说到这部书，我与一强的文字交往中还有一段小插曲。书的结尾处是描述老厂长李宪平看到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小厂，一跃成为实力雄厚的上市公司感慨万千，想赠诗给范建国表达心情。他想出了其中一句求我帮他完成这首古体诗，我思考了几天两人又凑了一次勉强完成，这就是那首“百岁年华几浮沉，梦里乾坤寻梦人。莫道坦途迟与早，昨日崎岖也是金。”可惜，在出版后查出这首诗印错了一个字，把“浮沉”的浮印成了伏，一字之差，面目皆非了。

这部小说出版不久，就在北京日报上拜读了著名评论家胡平以“英雄主义的另一类塑造”为题的评论，“《那年那月的事》既是小说的，也是纪实的；既是场景的，也是社会的。这种定位使作品读起来比较过瘾。”又说，“袁一强讲故事亦庄亦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意在不言中。读他的小说不必担心好读不好读，肯定是好读的，不必担心它有没有内容，肯定是有分量的，这是袁一强的追求和他的作风，也是我们欣赏他的地方。”评价很高，我也深有同感。

另一位著名评论家吴秉杰对这部小说也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沿用上世纪八十年代李清泉先生评论莫言小说的一篇文章题目，‘赞扬的与不赞扬的都说’，来谈北京作家袁一强所著长篇《那年那月的事》，一部极其传统、写实及与当前大量的长篇作品一样采用历史结构的小说，或许会产生另一些体会……在袁一强的小说里，那些风云不变的事件过程都不能构成小说的结构要素，倒是范建国、石国栋、史丽云、李宪平、邹晓风、谷玉森等人物的命运和他们在北京工厂中的一些小事、细节浸润出了小说的意味……过去曾有一篇颇有影响的小说《在社会档案里》，袁一强的作品《那年那月的事》中有不少内容同样读了让人怦然心动。或许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在时代的档案里”’。

最后，我认为袁一强是一位很有潜力的作家，还算是年富力强的时候，还有很长．的时间在等着他，期望他。我非常赞赏刘恒主席的观点，“生命是个银行，人人存着一笔巨款。别哭穷，结账的日子还早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