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河之作史中翘楚
《史记》为二十四史之首，它与其他各史相比明显高出一筹。最重要的差别有三点：
第一，《史记》饱含爱憎。
《史记》将人物的爱憎之情形之于笔墨。司马迁喜爱、同情的项羽、李广，都写得悲歌慷慨，回肠荡气，令人扼腕，而对自己憎恶的公孙弘，司马迁却不惜笔墨，极力鞭挞。行文间，有时仅仅一句话，甚或几个字，褒贬之情顿见。这也让《史记》的人物大多充满激情，超群于众史。
第二，《史记》运用了诸多文学笔法。
司马迁对人物、场景、事件、对话的描写，充满了生动感人的细节，形成了史传中少有的文学名篇。如五十多年来一直载人高中语文课本的《鸿门宴》，简直就是一篇上乘的文言小说，全篇纤毫毕现，张弛有度，栩栩如生，显示出司马迁高超、多样的文学技巧。
第三，《史记》具有实录精神。
《史记》融入了司马迁对封建帝王犀利深刻的揭露。比如，汉代的开国皇帝刘邦，《史记》既写出了他善用人才、终成大业的一面，又写出了他杀戮功臣、心胸狭隘的一面。这种实录精神是后世许多史书绝对不敢涉笔的，因为刘邦是西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啊！同样，对司马迁时代的最高领导汉武帝，司马迁有赞颂，也有批评。《史记》的这种实录精神对中华民族求真务实、坚忍不拔的民族性格的形成，对华夏文化的思想精髓、审美取向的传承积累，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史记》填补了中国历史上诸多人物史的空白，没有《史记》，中国古代许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清晰丰满。
比如孔子，在司马迁之前，人们对孔子的生平知之甚少，司马迁在《史记》中撰写了中国历史上第一篇孔子的传记《孔子世家》，成为有关孔子生平最早也最有权威的传记。中国人历来讲究“知人论世”，今天我们读《论语》，只有通过《史记》的《孔子世家》，才能对孔子的一生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才能正确地解读《论语》。这一贡献的价值是无可估量的！
再比如屈原，中国先秦文献从来没有提到过屈原，以致今天有人企图根据这一点否认屈原的存在。幸而《史记》的《屈原列传》第一次撰写了屈原的生平。如果没有《史记》，恐怕我们今天要了解这位中华民族第一位伟大的诗人还非常困难。
忍辱负重千古绝唱 对于《史记》这部伟大的史学著作，司马迁自称写作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鲁迅先生一句“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更是今人公认的定评。然而《史记》这部千古绝唱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下著成的呢？史学家司马迁有着怎样的经历？这些经历与《史记》的写作又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呢？
司马迁出身于一个普通史官家庭，父亲司马谈曾有志于撰写·部通史。司马迁继承父志，为写作《史记》作了充分准备：行万里路，师从名家，大量阅读宫廷藏书。不过，这些经历，在中国封建社会为数众多的史官之中并无特别之处。
命运让这位平凡的史官经历了一场不平凡的事件。这一事件彻底改变了司马迁的一生，促使司马迁完成了由一位普通史官到伟大史学家的根本转变，使他真正懂得了什么叫“死而后生”。这一事件促使《史记》完成了从单纯记述历史人物到对历史人物进行犀利深刻评价的巨大转变。这一事件促使司马迁从被污辱、被贬抑的社会最底层来认识人，认识社会，认识至高无上的皇帝，造就了司马迁以血肉铸史而非以笔墨写史的独特风貌。
那么，究竟是什么事件促使司马迁完成了这些转变的呢？
天汉二年(前99)，汉武帝派他一生中最为宠幸的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率兵三万出征匈奴，同时，由汉代名将李广的孙子勇将李陵担任李广利的后勤保障。但是，李陵提出愿意率领五千步兵单独出征，以分散匈奴的兵力，减少贰师将军李广利的压力。
李陵为什么要求单独出兵呢？原因不外有二：
第一，家世、才能的自负。李陵是汉代名将李广之孙，历代家世的声名和自身的综合素质远在李广利之上。李广利不过是靠着汉武帝对其妹妹李夫人的宠爱而获得了外戚身份，这才当上领兵统帅，因此，他不愿意为一个庸才将军搞后勤，所谓分匈奴之兵不过是一种借口，但是，这一借口是汉武帝多年来重用外戚将军时最常用的手法，最容易得到汉武帝的认可。
第二，对自己军队的自信。李陵虽然只有五千步兵，但是，这五千步兵是他精心挑选、精心训练出来的荆楚勇士，健壮剽悍，骁勇善战。个个是勇士，人人是豪杰。李陵对自己的五千悍兵非常有信心。
汉武帝看到李陵愿意单独出兵，化解匈奴对李广利的压力，就对李陵讲：“我这次出兵多，没有那么多骑兵派给你。”言外之意，你只能带你那五千步兵出征。
李陵毫不犹豫地说：“我愿意以少敌多，就带我下属的五千步兵出征！”
汉武帝并不放心，下令让路博德率兵接应李陵。哪知路博德也不甘居人下，做打杂的活儿。于是，路博德向汉武帝报告说：现在正是秋天，是匈奴兵马最强壮的时候，不适合与匈奴作战，希望让李陵到明年春天再出征。到那个时候，自己愿意和李陵各带五千人出征，合击匈奴。——又一个只愿意单独出征的人！
汉武帝看到这封奏章后，没想到路博德是不愿意为李陵作后卫，反而怀疑李陵说了大话后又反悔了，才指使路博德写这份报告。于是，龙颜大怒，逼着路博德、李陵立即出兵。李陵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踏上了征程。(天汉二年，贰师将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召陵，欲使为贰师将辎重。陵召见武台，叩头自请日：“臣所将屯边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剑客也。力扼虎，射命中，愿得自当一队到兰干山南，以分单于兵，毋令专乡贰师军。”上日：“将恶相属邪！吾发军多，毋骑予女。”陵对：“无所事骑，臣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上壮而许之。因诏强弩都尉路博德将兵半道迎陵军。博德，故伏波将军，亦羞为陵后距。奏言：“方秋，匈奴马肥，未可与战，臣愿留陵至春，俱将酒泉、张掖骑各五千人并击东西浚稽，可必禽也。”书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书。乃诏博德：“吾欲予李陵骑，云‘欲以少击众’。今虏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钩营之道。”诏陵：“以九月发，出遮虏鄣至东浚稽山南。”《汉书·李广苏建传附李陵传》)。
李陵出兵之初，非常顺利，一路上也没有遇到匈奴的主力，部队势如破竹，捷报频传。李陵很兴奋，还命人画出战地图，向汉武帝汇报战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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