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超琼,四川合江县人。光绪五年举人。年轻时曾在东北边境担任过军务幕僚。中举后分发到江苏,历任溧阳、元和、阳湖、无锡、吴县、南汇、上海、长洲等地知县。在朝廷考核中2次被认为才能出众,4次受到嘉奖。他顾怜百姓,每临一县,都倾全力兴筑惠民工程,救百姓于水火;他精明强干,想干事,会干事,再怎么艰难困苦都能办成事;他不顾亏累,多次领头为地方申报蠲免税赋;他不阿长吏,不欺细民,多次置毁誉于度外,挺身维护老百姓的尊严和权益;他乐见“西学东渐”,对新思想、新科技充满好奇和崇敬,对势必到来的社会变革始终持欢迎态度;他洁身自好,处膏不润,为官几十年,不添一亩私产,不名一钱,死后“几无以为殓”。山长水阔编写的《晚清县令李超琼》为李超琼传记,主要记述他兴修水利、关注民情、廉洁为官的事宜,特别是李公堤的修建尤为人称道。
山长水阔编写的《晚清县令李超琼》为李超琼传记,主要记述他兴修水利、关注民情、廉洁为官的事宜,特别是李公堤的修建尤为人称道。
《晚清县令李超琼》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罩在大榕树浓荫下的那间三椽的小茆屋,便是李超琼儿时开蒙的书塾。
屋前院里,有棵高大参天的橄榄树,每年秋天都会结出尖尖圆圆的橄榄果。柴门边有株腊梅,雪天里会爆出一点一点、莹莹如黄玉的腊梅花,隐隐奇香随风飘散。屋角是好大一丛香橼树,每年都会结出几颗硕大的佛手香橼。不知哪天夜里,还会有苍然如翠玉的“长龙孙”破土而出,这是冬笋,味道极鲜美。
“西城睥睨枕山隈,山半吾庐向东开。”推门就可以见到“葫芦汇”里最高、据说也是最美的山峰——少岷山。少岷山的三个峰峦形同笔架,所以它的另一个名字“笔架山”传得更远。 大江两侧,惊涛拍岸,声如撼雷。 放眼望去,可以看见临大江而筑的古城的万家烟市。再往远看,是层层叠叠的苍翠大山。更远,还可以看到苍茫暮霭中的雪山峰顶。
离开葫芦汇十五年后的光绪十四年(1888)初冬,四十三岁的溧阳县令李超琼乘着一条小船,在大雨中巡视各乡灾情。那天天明,风起解缆。下午顺风驶过南渡镇时,雨渐停止,他掀开篷窗四望,冬景满目。这时,有一股莫名的乡思涌起,遂成《苦忆》二首:
苦忆家乡屋下田,正储冬水引流泉。翠禽三两呜晴午,白鹭一双飞晚烟。
放犊人闲时聚话,得鱼客至便烹鲜。最宜夜月东坪望,百顷玻璃在眼前。
苦忆家乡屋后山,翠筠黄叶正斑斓。樟木郁郁霜无迹,桂影团团月自闲。
剧笋竞寻南竹去,拾薪偶采腊梅还。松毛橡实儿时趣,何日林中再破颜。
兴许是溧阳的艄公正在船上用竹笋做晚饭,李超琼想起了家乡那种叫“长龙孙”的冬笋。 “长龙孙”是葫芦汇里的一种带刺的竹子生出的笋,味道肥美无比。
葫芦汇里的合江东乡,是李超琼记忆中儿时的天堂。但他儿时的记忆中,也有刻骨铭心的饥饿和恐惧。
李超琼出世的十九世纪中叶,合江县户籍、丁口增长幅度很大。由于丁口大增,一度荒废的土地被重新垦辟,地方经济有所恢复,多灾多难的合江县也到了“犹有余粟分润境外”的水平。
但好景不长。咸(丰)同(治)时期,被称为滇匪、黔匪、粤匪的外省反政府武装频繁侵入,县境乱象渐炽。小小合江“十年九战”,一方面是窜匪奔袭,群盗满山,劫掠如洗;一方面是兵多饷绌,厘卡密布,暴征苛敛。所以,李超琼从孩提到弱冠这二十年的时代背景,几乎一片昏暗,不见亮色。
李超琼写过一篇《族叔字轩先生传》,说的是他族里的一位老叔李光澈以一介书生挺身而出为乡民利益抗争的事迹。故事里写到了晚清合江县的苛捐杂税情况。合江县核定征收的正银(地丁银)为五千八百多两,而附加征收的费用是正赋的若干倍。咸丰三年(1853),当局以地方防务的名义, “按正粮每亩派银二十两”的标准附加征收“防费”。一时间,县里“恶役四出,捉粮户如捕盗,勒捐限缴,稍延则鞭扑羁押,民不堪命。”之后,当局又想出一个名叫“夫马”的收费项目,按正银一两派钱四千的比例,每年摊派两次,为县衙收取“供应差使”的费用。连“零星小户”,也“无得免者”。官府还专设了一个“夫马局”,规定乡民缴纳田赋,必须先缴纳“夫马费”,谁人稍有迟疑,就“以抗粮罪之”,而且“追呼甚迫”。同治三年(1864)十月,有一刘姓田户就是在县衙里被杖毙的。
两三岁时,蹒跚学步的李超琼跟母亲进城。外婆家近傍县衙的东墙,经常有田户因为交不上田赋而被关押在那里。半夜里,严刑拷打的鞭仆声和撕心裂肺的惨叫声,隔着高墙,不断传来。年幼的李超琼只要住在外婆家,半夜里都会被吓得大哭不止,噩梦连连。
在他孩提的心灵中,衙门就是要钱的,官兵就是打人的。任凭年龄增长,这块阴影还是挥之不去。直到十九岁那年,他跟随父兄去官府参加科考,经过衙门,见到官吏,还是如同见到虎狼,心有余悸。走在街上,与衙役或兵丁相遇交臂,他总是努力躲开,连抬眼正视都不敢。科举考试是官府组织的一种几百上千人参加的大型活动,为维持秩序,难免会出现某官一声断喝,全场一片应诺的场面。遇到这种“意外”,东乡考生李超琼会吓得浑身颤抖,连字都写不成,仿佛官家又来催粮要钱。考试总得在衙门里进行。东乡考生李超琼还是感觉这种复阁重檐的地方,太过阴森可怖,迈步都不敢,仿佛周边到处都是枷锁和刑具,仿佛听到无数受刑人的惨叫和呻吟。
家境衰落,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开始于李超琼十六岁那年。那年是咸丰十一年(1861),东乡李氏他们这一支,经历了一次艰难的析爨。祖父母都已先后下世,兄弟几个都已各自成家。李超琼的父亲光祜,是这个大家庭里的长子,他这一家拖儿带女,人口最多,而他又偏偏坚持家里的男孩都必须读书上进,这份执着使得家里劳动力明显不够。如果继续合灶吃饭,必会拖累整个大家庭。所以李光祜就主动提出分家,并且宣布,大家庭原有的所有债务,都由他自己这一支来承担。
分家后,李光祜家庭立刻陷入穷窘,生计益蹙。一家十二口,茹蔬啜粥以为常。八月里,东乡遭受滇匪骚扰,他们又举家避难,在贵州的一个农村度过了很长一段寄人篱下的日子。冬春之交,米价翔贵,家里钱粮空乏,连麦麸饼都吃不上时,只好以野果草瓜充饥。P16-18
纪实文学作品《晚清县令李超琼》的出版,使二十年前苏州东郊娄葑乡金厍村村民关于“一个顾怜老百姓的好官”的议论,变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文学形象。
《晚清县令李超琼》的基本素材是李超琼亲属捐赠的一批历史档案。这批档案包括200万字的日记手稿、数百首诗作,以及大量杂著和书信,堆起来高可过膝。对于从思想文化、政治经济、官场民情各个方面研究晚清江南的学者来说,都是不可多得的宝藏。
因为机缘巧合,有幸最先研读这批档案的是个纪实文学作家。一个文学人会从中读到些什么呢?
作者山长水阔说:“我更感兴趣的是这位受老百姓认可的晚清县令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在书中,作者还显示出强烈的“古今对话”意识。这个意识,又在他笔下的人物身上融入了深切的心灵共鸣和现实思考。
纪实之难,在于忠实地还原生活,把它们重新呈现出来。在作者看来,他所干的活,与博物馆里修复出土陶罐的师傅们的营生很有几分相似。陶罐修复师的工作就是从成堆的碎陶片中捡出有用的,然后拼接、缀合,做出一个与原样尽可能接近的标本。这类活,其实是非常考验智力和素养的。
《晚清知县李超琼》这个新出炉的“陶罐标本”做得像与不像?品相如何?质地怎样?我感觉它有如下特色:
一、历史感。作者很注重还原人物的历史背景。例如:专制王朝“一人政府”、“一人财政”的地方财政体制特点;选拔官员的考试、纳捐、诠选、候补制度;明清江南“一田二主”的土地所有制;晚清“绅权大张”的地方政治特色、江南农村基础设施长年失修的败相、爱国官员为维护主权和民族尊严所作的种种抗争,以及“上海自治”在改革自救中的种种努力。作者阅读了大量历史学著作和地方史志,请教过多位历史学者,还亲自做过若干专题的历史调查。这些背景,增强了人物的真实感,也使作品获得了深沉的历史感。
二、质地感。社会万象在书中人物眼里,都有他自己的“看法”。李超琼出身贫寒,做官仅止于县令,一生贫困相随。在穷苦农家孩子李超琼眼里,官员就是要钱的,衙役就是打人的,复阁重檐的衙门就是魔窟(参见“家山篇”);在初出茅庐的飘零书生李超琼眼里,从剿匪战场上下来的“人头车”,是要遭报应的(参见“辽东篇”);身患多种病痛的李超琼初次见识现代医学人体标本和×光透视,又惊异又好奇,但充其量也只敢拿手臂上一个无关紧要的小瘤子去试试洋医生的身手(参见“元和篇(下)”;对新藩台可能对吴县西山的税赋网开一面抱有指望的李超琼,听说自己送藩台送的生曰贺礼只及邻县同僚的一个零头,赶紧自作聪明地再添上“鞭炮一千响”(参见“吴县篇”);李超琼和陆元鼎都是一时的吴中能吏,陆关心的是为朝廷多收钱粮,而李超琼时时在为百姓的祸福担忧(参见“吴县篇”);财政困境之中的李超琼,面对一位衣锦还乡的大学士向地方勒索几百元的车马费补贴,恨不得当面啐上一口(参见“上海篇”)……作者努力地捕捉着笔下人物的“这一个”。无数的“这一个”,综合起来,就是未来陶罐标本的质地。
三、内视感。晚清士人比较注重“内省”,日记和诗歌里常会记录内心的真实流露。从文学作品刻画人物的需要看,内心的波澜与现实事件的曲折起伏一样重要。但是“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一般纪实文体如果直接去写人物怎么“想”,往往会引起争议。但是这次,作者有足够的文献资料做依托,可以只管大胆地去深入审视人物的内心。例如,李超琼作为新县令在县城里鸣锣巡街(实际是为铲除赌窝刻意安排的计谋),街上行人的冷漠使官轿中人自感无聊可笑(参见“溧阳篇”);李超琼内心里对苏州府动用政权机器替田主向佃户逼租的历史秕政的强烈反感和厌恶(参见“元和篇(上)”);李超琼作令二十年而始终升官无望的酸楚,因缺钱纳捐而忍痛放弃升职的那种痛苦(参见“江阴篇”);为抵挡法租界的无耻扩张而咬牙举债,发动疏浚蒲肇河的那份义无反顾的决绝等等(参见“上海篇”)。可以看出,在如何处理人物内心独白这个纪实写作的“难题”上,作者穿越“叙”与“想”、“事件”与“独白”的颇具匠心的处理,为传记文学写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四、留出空白。“修复陶罐”,其实最难在于对空白的处理。在这方面,“陶罐修复师”给作者的启示是:对于因为碎片缺失而造成历史叙事的残缺和空白,最聪明的做法是“任由它去”。在纪实作品的文本中,留下一些“残缺”,有时反而倒是一种“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老实态度,更能取信于人。例如:溧阳农民彭老头从衙门里出来怎样评论自己的县老爷,就是一块空白(参见“溧阳篇”);例如:每年秋收都要在玄妙观开张的催租局,不可能因某个县令的反对而撤销,后来怎么样?是一块空白(参见“元和篇(上)”)。例如:在释放革命党人叶仰高的过程中,县令李超琼和总督端方一直是心照不宣,互不说穿的,他们各自的动机也作为空白留着(参见“上海篇”)。再如,李超琼身后的十几万财政亏累后来怎么了结,《申报》的报道和程德全后人提供的资料,都说明这些亏空一部分是通过各县自愿分担解决的,余下部分在社会大变动中不了了之。但是作者认为这对刻画人物已经不重要了,于是,就任由它留着空白(参见“上海篇”)。
小说、戏剧的产品是一个全息的虚拟影像,因为作者“无所不知”,所以它们的叙述可以有头有尾,描写可以全枝全叶。而纪实作品是一种像博物馆里的陶罐标本那样可以让读者触摸的真实存在。因为作者“所知有限”,所以它当然只能是留有空白和残缺的;这些空白和残缺,又当然是可能会使一些人掉头而去的。但这只是一时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正回过头来,开始饶有兴趣地欣赏纪实作品的空白和残缺,因为空白与残缺反而更容易激发想象和遐思。
纪实作品,贵在真实。作者说:“李超琼是一个至今还留在地方老百姓记忆里的人物。如果没有了真实,就没有了这个人物。"这不仅仅是他“修复陶罐”的一种做法,更是他对纪实写作的基本态度和信念。
山长水阔,实名李巨川,从事纪实文学写作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年有文学评论家就认为:如果要给江苏的年轻作家做一个“点将录”的话,李巨川先生的报告文学和散文是不能忽略的。他的重要纪实作品有《芸芸和她的三男》、《老百姓的小世界》、《我们与人民共和国同龄》、《裕廊山下那棵海苹果树》、《亲历SIP》等,作品的主人公们在作品发表之前,大多是名不见经传的寻常人物。这样的选材取向,与这本《晚清县令李超琼》是完全一致的。
作者也是我国纪实文坛上最先尝试“口述实录体”写法的作家之一。一如“口述实录体”对真实的执着坚守、对生活的原汁原味的孜孜追求,《晚清县令李超琼》也是他纪实文学创作的有益尝试。
李超琼晚年曾经在日记里留下过这样一句话:他的这些曰记和诗文,“后人见之,亦足知我心矣!”他似乎预感,日后或许会有一个人,在深夜里仔细地品读他的存稿,理解他的宦海人生和心迹。
庆幸的是,这个后来之人,阴差阳错,碰巧是一位兼具文史学养和写作才华的纪实文学作家。李超琼地下有知,应无憾矣!
2014年元旦
给过这本书重大帮助的,除了自序里提到的李宙兄弟,首先是苏州工业园区档案管理中心的吕洁女士。她领导的机构在严格保护稿本原件的前提下,为作者提供阅读日记和其他资料的足够便利。
其次是研究纪实文学的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徐国源。他是最早通读这部书稿并为之作序的人。国源教授与作者相知甚久,很了解纪实作品创作之难,他在序言里做的四点概括,既是鼓励,也是鞭策。
第三是在书籍装帧设计中屡获国际奖项的画家朱成梁为本书作了精美的装帧设计。
第四是苏州科技学院中文系以韩星婴教授为首的团队在今年初完成了李超琼在元和、阳湖两县任职时期的日记的标点,部分减轻作者阅读手迹稿本的困难。
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建新、北京学者刘维杰及苏州市方志馆、博物馆等单位的朋友,为作者提供了阅读相关文献资料的种种便利。
与书中主人公有关的泸州高氏的后人徐立女士、永川黄楚楠的后人黄西孟先生、民国江苏都督程德全的曾孙程可行先生等,也都为此书提供过宝贵的资料和中肯的意见。
谨在此表示感谢!
2014年3月
余知君久,君之为治也,吾夙详焉。其视民如家人父子,置一身毁誉于度外,非必有绝特可异之行,而慈祥恺悌息息以民心为心,遂令暴者以惕、懦者以立。仁气之煽,如病得苏。《书》曰:“如保赤子,心诚求之。”君之有矣……君处膏不润。其卒也,几无以为殓……
——云阳程德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