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希龄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爱国教育慈善事业家。他早年参加维新变法，民初担任国务总理，晚年投身社会慈善，救灾办赈，收养灾童，创办驰名中外的香山慈幼院，并且将自己的全部家产捐充儿童福利基金，同时还积极投身抗日救亡，他一生爱国利民，功不可灭。周秋光编著的《熊希龄传》为你讲述他的一生。

《熊希龄传》由周秋光编著。

《熊希龄传》简介：熊希龄是近代中国一位重要历史人物，从维新变法，到慈善济世，到抗日救亡，堪称爱国人士中的佼佼者。但长期以来，他却受到史学界的冷落，很少有人作全面、系统的深入研究。正如亡友林增平教授所曾指出：“学术界对熊希龄的评价一般偏低。其原因是他在袁世凯窃踞民国大总统时任过一年多的热河都统（1912年4月1913年7月）和八个月的国务总理。事实上，将这一年多的从政经历同他在1911午10月辛亥革命爆发后迅即转向拥戴共和，并为创建民国也颇著劳绩的经历比较起来，毕竟只能作为大醇小疵、白璧微瑕来看待。”

第一章 拔起边陬之地

 一凤凰苗疆

 二军人门庭

 三寄居芷江

 四颖悟少年

 五校经求学

 六科举功成

第一章 探求改革之路

 一封闭求索

 二倡言武备

 三投笔从戎

 四著军制篇

第三章 襄办湖南新政

 一救急之见

 二江宁请械

 三筹议行轮

 四开通航运

 五奔走路矿

第四章 创设学堂报馆

 一请拨经费

 二求聘教习

 三招考学生

 四总理学堂

 五主持报馆

第五章 生死存亡之间

 一办南学会

 二文明排外

 三移风易俗

 四两派之争

 五受咎遭谤

 六步步相逼

 七性命从事

 八幸免一死

第六章 遭受革职之后

 一管束之下

 二西路办学

 三幸逢知遇

 四转注实业

 五务实沅州

第七章 解脱政治桎梏

 一醴陵建校

 二整顿治理

 三成功之路

 四边情外交

 五重新开复

第八章 重新步人政坛

 一随使出洋

 二暗中组党

 三化除畛域

 四参酌宪法

 五绸缪外交

 六奏劾王叶

 七粤汉路议

第九章 筹划东北善后

 一奉天人幕

 二东北善后

 三寻求利器

 四移民垦殖

第十章 从立宪到共和

 一奔走苏宁

 二清理财政

 三径弪自守

 四造币总办

 五奉天盐运

 六策见三端

 七不忘湘事

 八翊赞共和

第十一章 置身民初政局

 一他派中人

 二出长财政

 三众矢之的

 四继续借款

 五热河都统

 六国务总理

第十二章 脱离官场政治

 一筹办煤油

 二离袁出京

 三宣慰湘西

 四决志退隐

第十三章 不能安于缄默

 一眷顾桑梓

 二奋力护矿

 三仍忧国事

 四阻止破裂

第十四章 希冀有裨时局

 一调停南北

 二期成和平

 三联邦政治

 四湖南制宪

第十五章 从事慈善救济

 一顺直救灾

 二筹赈五省

 三赈济湖南

 四多方救助

 五慈善观念

第十六章 致力慈善教育

 一香山建院

 二独闯新路

 三创业维艰

 四走上发展

 五竭蹶支撑

 六慈教思想

第十七章 最后几年经历

 一改进教育

 二推广慈幼

 三奔赴国难

 四白发红颜

 五爪哇之行

 六逝世香港

后 记

附 录

第一章拔起边陬之地

一凤凰苗疆

在湖南省的西部边缘，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西南角，有一个群山环抱，风景秀丽的小县，名日凤凰。该县与贵州省的松桃、铜仁两县交接，与本省的省城长沙则远隔千里。因为历史上，这里一直是苗人聚居的“五溪蛮地”，①故亦称作苗疆。

历史上的苗疆从来就处于被征服的位置。历代统治者对于苗人的政策一向都是“恩威兼施”，“剿抚并用”。自汉唐以来，这里相继隶属于建昌、辰溪、渭阳、招谕各县。至宋代始建立土司，日五寨司，地置筚子坪。土司制度可以看作是封建统治者“怀柔”、“羁縻”政策的产物。在这种制度下，苗疆拥有相当自治的权力，其“田亩不在输纳之内，人丁不在徭役之中”，②仅有进贡朝廷与遣子应征的义务。但是，封建统治者仍担心苗人叛乱。明隆庆三年（1569）为监视土司，在今落潮井地域设一军营，因其地有一高山形似凤凰，称凤凰营。明末清初，封建统治者为了防苗，在这里又修筑了一堵全长370公里的“边墙”，把苗疆与东西的汉区隔离，成为“化外”的“生界”，③虽然，这种做法使得苗疆更形处于与外界隔绝的半封闭状态，但是，也使得苗区“天高皇帝远”，客观上获得了一个休养生息的自由发展之机。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凤凰营被命名为凤凰厅。四十三年（1704）设通判。通判本为流官，但当时土司制度尚未废除，故一度出现“土流并存”的局面。及至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实行改土归流，由厅“专其政令”，至此，行使八百年的土司制度宣告结束。四十八年（1709），凤凰厅治所由落潮井迁署镇箪镇。④乾隆五十五年（1790），凤凰厅通判升为同知，隶辰州府。嘉庆二年（1797），凤凰厅复升格为直隶厅，隶辰、沅、永、靖兵各道管辖。

清朝实行“改土归流”，可以理解为是对落后地区实行强制性的封建化改造之举。虽然在客观上也曾给苗疆带来好处，即有利于促使苗疆的经济文化摆脱落后状态，受汉文化的影响后，在原有的基础上获得进一步发展。同时通过文化交流，苗人学习汉语，也可以参加清朝的科举考试。但是，改土归流在政治上使苗人遭受的却是较之昔日更甚的压迫与控制。流官们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对苗疆采取严酷的“分而治之”的军事管制措施。他们广筑城墙，遍设碉堡哨所，重兵驻扎。苗人稍有反抗，即行镇压。如今在凤凰县城尚可见到的断壁残垣，昔日都是用粗糙而坚硬的巨石砌成。环绕这座“石城”的四周，大约有碉堡五百余座，散布于各处尖顶；营汛二百余所，位置于各处驿路要塞。所有这些，都成了历史的见证。沈从文写道：“这些东西在一百七十年前，是按照一种精密的计划，各保持到相当距离，在周围数百里内，平均分配下来，解决了退守一隅常作‘蠢动’的边苗。叛变，的。两世纪来满清人的暴政，以及因这暴政而引起的反抗，血染红了每一条官路同每一个碉堡”。“落日黄昏时节，站到那个巍然独在万山环绕的孤城高处，眺望那些远近残毁碉堡，还可依稀想见当时角鼓火炬传警告急的光景”。⑤在这种军事控制之下，苗人的生存日渐艰难。

然而任何事物都会产生出它的负面作用和影响。特定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条件，总会造就出特定的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人们何曾想到，就在凤凰这片山势纵横、溪流交错，一向被称作“边楚蛮荒”、“化外之区”的荒凉、闭塞、贫瘠，并且屡遭劫难的土地上，自近代以来，竟然相继涌现出许许多多神奇般的风云人物。这些人物当中，有被人们鄙视痛恶的军阀、土匪：也有受人崇敬、世所瞩目的政治家、军事家、社会活动家、文学家、诗人、画家、书法家，等等。熊希龄，是被崇敬者中最为突出的一位。

二军人门庭

熊希龄，字秉三，别号明志阁主人，双清居士。他晚年学佛，佛号妙通。因隶籍湖南风凰厅，故人称熊凤凰。

熊氏先人原籍江西省南昌府丰城县。大约宋代移民时迁入湘西苗疆，在凤凰厅南面约三十华里的一个名叫水打田燕子岩的地方聚族而居。水打田是一个乡的地名，燕子岩位于水打田的西部。因为这里有一扇巨大的岩石，挡住北风，面东南而立，岩顶向前拓展，形成冬暖夏凉的岩屋，吸引成群的燕子来此过冬，加之附近又有一块高约两米的岩石，形同燕子尾巴，故以此而得名。

熊希龄的祖辈原以务农为业。熊希龄自称“寒家僻在岩疆，自高、曾以来，以勤俭治生事”。⑥其高祖名绍濂，字友川（一字竹泉），生在清康熙年间。l707年改土归流后，流官将苗疆划界而治，把在苗疆定居颇久的汉人划为“村民”，定居时间不长的汉人称为“客民”。这些村民与客民居住的地方称作“民村”。凡土著的苗人概以“苗人”或“苗蛮”视之，其居住之地谓之为“苗寨”。这“苗人”与“村民”居住之地不同，在政治上所享受的待遇也是不一样的。熊希龄的高祖绍濂，因其先世是从江西移民而来的汉人，所以得编入民籍。享受的政治待遇较之苗人为高，因此他后来也小有功名，曾补厅诸生，并被举为岁贡生。绍濂的儿子朝简，即熊希龄的曾祖父，也曾被选为恩贡生，并且担任过靖州直隶州的训导。贡生是考取秀才（诸生）之后获得入京师国子监肄业资格的生员；训导则是对一县、一州或一府的乡学负管理责任的副职教官。由此可见，熊希龄的高、曾祖已非寻常农户，而是在地方小有地位和影响的中等人家了。P1－3

熊希龄是近代中国一位重要历史人物，从维新变法，到慈善济世，到抗日救亡，堪称爱国人士中的佼佼者。但长期以来，他却受到史学界的冷落，很少有人作全面、系统的深入研究。正如亡友林增平教授所曾指出：“学术界对熊希龄的评价一般偏低。其原因是他在袁世凯窃踞民国大总统时任过一年多的热河都统（1912年4月1913年7月）和八个月的国务总理。事实上，将这一年多的从政经历同他在1911午10月辛亥革命爆发后迅即转向拥戴共和，并为创建民国也颇著劳绩的经历比较起来，毕竟只能作为大醇小疵、白璧微瑕来看待。”（为周秋光《熊希龄与慈善教育事业》所作序言）。正是为了弥补这一缺失，增平与其弟子周秋光从80年代初开始，在北京、上海、南京、武汉、湖南各地广泛搜求访寻相关文献资料，编成三卷共150余万字的《熊希龄集》（上册58万字已于1985年出版），为熊希龄研究开风气之先，并且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基础。

增平病故后，秋光承其遗志，继续深入研究熊希龄，穷尽十余寒署为他撰写传记与年谱。现今《熊希龄传》即将出版，承秋光寄来全书清样，使我得以先读为快，为增平有此传人而深感欣慰。此书不仅全面、系统、翔实、平正，而且新见迭出，颇具功力。如此书以三章十八节的较大篇幅，详尽阐述熊希龄襄办湖南新政与投身戊戌变法的动人事迹，不仅补充了前此湖南地方史上的欠缺，而且还纠正了过去学术界扬谭（嗣同）、唐（才常）而抑熊（希龄）的偏见。作者在第五章“生死存亡之间”，以大量确凿史实说明熊希龄在湖南维新运动中所表现的献身精神，并不逊色于“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又如第十一章“置身民初政局”，作者亦不同意过去学界对这一时期熊希龄的全盘否定，而是本着求实存真的精神，实事求是地指出熊在国务总理任内还是颇思有所作为的，只是受到袁世凯的挟制而无从施展抱负。当袁世凯称帝阴谋渐露端倪之际，熊氏当即急流勇退，表现出他在政治上有自己信守的原则。至于慈善教育事业。更是熊希龄退出政界后全力以赴的社会公益事业，而香山慈幼院已为熊氏的一生留下无可磨灭的丰碑。过去学界动辄“以阶级斗争为纲”，往往把慈善事业视为统治阶级缓和阶级矛盾与麻痹人民反抗意志的手段。殊不知在任何历史时期，慈善事业均为社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与应有功能。只要主持者无反动政治意图或单纯谋一己私利，就应该给以适如其分的肯定。至于像熊希龄这样捐献全部家产，把慈善与教育合为一体，殚尽心力，竭蹶支持，同时并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的社会活动家，我们没有理由不给以历史的尊敬。

我在60年代初开始撰写张謇传稿时，深深为他的一句话所感动。这句话就是：“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心安理得地为自己生圹墓门草拟联语：“即此粗完一生事，会须身伴五山灵。”无独有偶。熊希龄于1931年冬卜葬亡妻朱其慧于西山，同时为自己建立生圹，并于次年将全部家产捐献给中国慈幼教育事业。他发表《熊朱义助儿童幸福基金社说明书》以明心迹，其中有一段感人至深的文字：“同穴之期，会当不远。国难方殷，余当以身许国，马革裹尸，或遂其志。而回念吾生，幼受祖父母、父母之教养，长受吾师之训诲，而终身又得余妻之内助，使余得以尽力于国家社会。感念前情，当倾其所有家产，以为吾父、母、师、妻之纪念，或稍尽余酬报之心，使社会平民同受幸福也。”熊希龄比张謇晚生17年，比张謇迟死11年，但大体上可看作是同一时代士大夫型的社会活动家。他们所走过的政治道路相类似，退出政界以后，或专心经营乡里，或笃志慈幼教育事业，都是不讲空话而作实事的可敬历史人物。

读完《熊希龄传》书稿之后，我深感中国过去社会菁英中说空话者太多，而做实事者太少。正如孙中山所劝诫的那样，真正的有识之士应立志做大事，不可一味想当大官。张謇所说的“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熊希龄所说的“尽力于国家社会”，内容与规模、效益或许有所差异，但“使社会平民同受幸福”的用心则是一致的。他们都不是沽名钓誉的政客，也不是利欲熏心的市侩，而是真诚爱国的大事业家。凡有志于办实事而又曾经或正在办实事者都很明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办任何利国利民的实事，都需要支付极大的心力，经历无穷无尽的磨难。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向过去的和现今的那些真正办有益于社会的实事的人们学习与致敬。

章开沅

1996年新春于桂子山之寒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