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8月，《纽约客》全文刊载描写原子弹爆炸的《广岛》，杂志很快销售一空，其中，关心原子弹问题的爱因斯坦一人便买走1000本。

1993年，作者约翰·赫西去世时，《纽约客》在讣告中说，《广岛》“或许是有史以来最有名的杂志文章”。截至当时，《广岛》已经在美国本土销售350万册。

1999年，纽约大学新闻系评选出美国20世纪最伟大的100部新闻作品，《广岛》名列首位。直到今天，《广岛》仍是美国大学生和中学生的必读书。

1945年8月6日8点15分，一枚神秘的“新型炸弹”在广岛上空爆炸。三十余万普通市民对此毫不知情，随着一片无声的亮光闪过，他们的人生被彻底改变。

美国先后在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直接促成了二战的终结，也让世人见识到原子弹那魔鬼般的危害。普利策奖获得者约翰·赫西应邀调查广岛原子弹爆炸，用清晰、冷静而克制的文字，记录了六个普通人的平常经历和他们四十年的人生轨迹，折射出“被爆者”一代的创伤记忆。

1999年，纽约大学新闻系评选出美国20世纪最伟大的100部新闻作品，《广岛》名列首位。直到今天，《广岛》仍是美国大学生和中学生的必读书。

美国为什么对日本动用原子弹（刘柠）

一道无声的闪光

大火

深入调查

黍草和白菊

战后

译名对照表

1945年8月6日早晨，日本时间正好是8点15分，原子弹在广岛上空爆炸。东亚罐头厂人事部职员佐佐木敏子小姐刚在工厂办公室自己的位置上坐下，正转过头去与邻桌的女孩说话。同一时刻，藤井正和医生正在他私人医院的门廊里盘腿坐下来，准备看《大阪朝日新闻》。他的私人医院半悬于分割广岛的七条太田川支流的其中一条之上；中村初代太太是一个裁缝的遗孀，她站在厨房的窗口边，注视着一个邻居拆房子。邻居的房子在防空袭的隔火带上，所以不得不拆除；耶稣会的德国神父威廉·克莱因佐格穿着内衣侧身躺在耶稣会三层房屋顶楼的一张简易床上，在看一本教会杂志《时代之声》；佐佐木辉文医生是广岛市大型现代化红十字会医院一名年轻的外科医生。他手里拿着一份血液样本，准备拿去做瓦色尔曼试验，正走在医院的一条走廊里；广岛卫理公会的谷本清牧师停在城市西郊古井一个富人的房子门口，正准备卸货。由于担心广岛会像大家预想的那样，遭受B-29轰炸机的大规模空袭，他装了满满一辆手推车的东西从市区转移出来。十万人在此次原子弹爆炸中丧生，他们是六位幸存者。他们至今也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活了下来，其他那么多人却死了。他们每个人都觉得是很多微小的机会和偶然性挽救了他们：一个及时采取的步骤、一个进屋的决定、赶上了一辆有轨电车而无需等下一辆。现在他们每个人都知道，在他们活下来的过程中有很多人死去，他们目睹的死亡比自己所能想到的要多得多。但在那个时候，他们所有人都对此一无所知。

谷本清牧师那天早晨五点起床。由于他太太有时会带着刚满周岁的孩子坐车去广岛北郊牛田的朋友家过夜，他独自一个人在牧师住所。在日本所有的重要城市中，只有京都和广岛还未尝过B-29轰炸机的威力。日本人把B-29轰炸机称为“B君”或“B先生”，这里面混杂了熟识的敬意和不悦。谷本清牧师像周围的邻居和朋友一样，觉得自己快要被焦虑感逼疯了。他听过人们对久礼、岩国、德山及其他附近城市的大规模空袭的恐怖描述。他确信很快就轮到广岛了。由于昨天晚上多次响起空袭警报，他并没有睡好。广岛近几个星期来几乎天天晚上都会拉响警报，这是因为那时B-29轰炸机把广岛东北的琵琶湖作为一个集结点。不管美国人计划轰炸哪座城市，他们的远程轰炸机都会从广岛沿岸上空轰鸣而过。警报频频响起，而“B君”却迟迟没有大驾光临，这让广岛市民人心惶惶。城里流传着一个传闻，说是美国人给广岛准备了特别的东西。

谷本先生是一个小个子男人，很健谈，表情丰富。他的黑发很长，梳了一个中分的发型。他的额骨突出且与眉毛靠得很近，留着小胡子，嘴巴和下巴都很小，使他看起来很奇怪：既年长又年轻，既幼稚又睿智，既虚弱又暴躁。他的步伐急促不安，但带着一种克制，这表明他是一个小心谨慎、深思熟虑的人。在日本遭受空袭之前，他只有在境况极其不好的日子才会显出这些特征。除了让太太去牛田过夜，谷本先生一直在搬东西，把他放在人口密集区长良川教堂里所有能移动的东西，都搬到距市中心两英里的古井，一个人造棉商人的宅子里。人造棉商人松井先生当时把他的空宅子向很多朋友和熟人开放，他们就可以把想搬的东西从可能被空袭的地区都搬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谷本先生之前一个人用手推车搬椅子、赞美诗集、圣经、圣坛器具及教堂记录册，这并不难，但是要搬管风琴和一架竖式钢琴却需要一些帮助。昨天一位叫松尾的朋友帮他把钢琴搬到了古井，作为回报，他答应今天去帮松尾搬运他女儿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他起得这么早。P1-4

1945(昭和二十)年8月6日，中国地方的广岛天气晴好，无一丝云，却出奇地闷热。

清晨7:09，空袭警报拉响，因为城市上空出现了三架B一29轰炸机。但飞机很快就飞走了，7:31，警报解除，人们又恢复了日常生活的节奏。然而，四十五分钟后，另一架B-29轰炸机“伊诺拉·盖伊”(Enola Gay)号盘旋而至，然后从市中心的上空投下了一颗长三米、直径七十一厘米、约三吨重的“新型炸弹”，代号“小男孩”(Litde Boy)。炸弹在距地面五百七十米的空中爆炸，出现了一个直径约为一百五十米的巨大火球，放射出耀眼的异样光芒。火球缓缓上升，直至六千米高空，形成一团蘑菇云。蘑菇云的下面，成了地狱：爆炸中心点方圆五百米以内，全部人和物被三千至四千度的高温烧成焦炭。截至当年11月，据日本政府发表的统计数据，逾七万八千人死亡，八万四千人受伤，一万四千人失踪，六万户家屋全毁或半毁。其后，因核辐射而罹患被称为“原爆症”的不治之症、最终死于该症者，不计其数，乃至精确的统计至今仍无法完成。1976年，联合国秘书长发言说，死于“热线、暴风和放射线的人多达十四万(误差一万)”。一个繁荣的城市，就这样被一颗神话般的“新型炸弹”彻底摧毁。

从军部、政府到普通国民，完全不知道受到了何种武器的袭击。8月8日，刊载于《朝日新闻))的“大本营发表”只是说：“6日，广岛市受到敌B-29轰炸机的攻击，发生相当程度的受害。敌在攻击中，似乎使用了新型炸弹。其详情目下正在调查。”爆炸发生时，正在位于广岛宇品的陆军船舶司令部服役的一等兵、战后成了日本首屈一指的政治学者的丸山真男，结束了一次紧急集合，暂时解散后，刚回自己的房间。看到房间里的情形，他大吃一惊：“首先，入口处大门的合页脱落，门朝里倒下。有的桌子翻了个个。到处是散落的文件，一屋子净是玻璃碴子。”F中佐踉跄着进得门来，头上脸上被纱布包扎，只露出眼睛。丸山问：“中佐，你怎么了？”中佐“嗯”了一声，大声说道：“日本也要尽早造出好的炸弹！”当晚，丸山从短波收音机中听到了杜鲁门的声音：“投下了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随后，杜鲁门又谈了几句原子弹制造和试验的由来，说起初“源于德国的开发”。虽然丸山的英语听力有限，但他还是捕捉到了“Atornic Bomb”(原子弹)的表述。他边听边笔记，然后火速把笔记送到参谋室。可参谋们一头雾水，完全不知道这位东大法学部的毕业生在说什么。

……

第四，对日种族歧视。这一点，作为深层动因，很少表面化，特别是在战后民主主义主流话语体系下，一向鲜为人提及，但却是一个颇为现实的因素。日本军队在战时的残虐暴行，也强化了西方对东洋社会所抱有的“日本人性恶论”的既有成见。杜鲁门有句名言——“对兽类要像对待兽那样”——说的就是日本。当然，歧视从来是双向的：有日人针对白人的“鬼畜英美”式的妖魔化，便有美国人对日人所谓“猴子”的侮辱性蔑称。既然是诸如“兽类”、“猴子”等非我族类，动用“新式武器”歼灭之便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回过头来看，日本挨了两颗原子弹的惩罚，正应了中国的那句老话：落后就要挨打。但唯其如此，日本对其“被爆”的悲剧，也基本上抱着现实主义的应对：接受“宿命”，绝少听到高调的控诉。因为“我们应该认识到，先于哪个国家最初使用原子弹的问题，一个更主要的问题是：无论哪个国家，只要它制造成功，它就会使用”…。日本国内甚至不乏“原爆拥护论”者，如上文中提到的原陆军技术官僚山本洋一便认为“战争就是战争”，遑论对殖民和侵略战争持严厉批判立场的传统左派。

正因此，1945年8月6日，广岛“被爆”后，日本政府虽然通过瑞士等第三国表达过对因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制造的反人道罪行的抗议，但面对美国政府，时至今日，却一次都未曾正面提出过直接的抗议。而这一点，至今仍鲜为人知。

2014年2月2日

于京城望京西园

当炸弹落向广岛爆炸时，我们看到整座城市都消失了。我在工作日志上写道：“上帝啊，我们都做了什么？”

——罗伯特·刘易斯(“伊诺拉·盖伊”号飞行员之一)

我相信赫西先生已经为(原子弹的)可怕后果描绘了一幅真实的图景。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著名物理学家)